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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国际法视角解读钓鱼岛主权争议

作者:2016-12-22 16:27文章来源:未知
  一、中日双方支持领土主张的依据
  中方的依据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优先发现权。中国在15 世纪发现钓鱼岛,比日本人早480 年,且最先给岛屿命名。15、16 世纪的历史文献有详尽记载。比如1403 年的《顺风相送》,是一部记载明政府与藩属国琉球王国使节往返针路,其中提到经过钓鱼岛。1534 年,明朝使节陈侃在出使针路《使琉球录》中提到经过钓鱼岛。第二,长期行使管辖权。从15 世纪到1970 年间,中国有长期管辖、使用钓鱼岛的经历。明政府将钓鱼岛列入海防辖区。1374 年,靖海侯吴祯受命出海巡捕倭寇,一直追击到琉球大洋。根据《明史》卷一三一《吴祯传》记载,巡捕终点为琉球大洋,《明书》卷九五《张赫传》中提到巡捕起点为牛山洋(即今天的海坛岛)。从牛山洋到琉球大洋,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唯一的可能就是沿着册封使节走过的针路,借助春夏之际的季风,经过钓鱼岛,横渡黑水沟。这说明钓鱼岛在明代舟师巡捕范围之内。
  在清朝,慈禧太后颁发懿旨将钓鱼岛赐予盛宣怀作为采集草药之地。1955 年台湾军队从浙江大陈岛撤退时,暂时驻防钓鱼岛,并射击日本船只迫使其离开。1967 年4 月巴拿马籍货轮“银峰号”在南小岛附近搁浅,台湾兴南工程公司为拆除沉船,1968 年派工人登南小岛,建造房舍并设置起重机等机具。1968 年3 月台湾籍“海生二号”货轮在黄尾屿附近触礁,龙门工程实业公司为打捞拆除沉船,1970 年派工人前往黄尾屿,在岛上建造码头、台车轨道及房舍等建筑。第三,日美官方承认。日本官方在回应地方要求到钓鱼岛订立界标的申请时,表明其知悉钓鱼岛为中国领土。1884 年,福冈人古贺辰四郎(KogaTatsushiro)发现钓鱼岛上有信天翁栖息,收集羽毛可以销往欧洲,获利丰厚。他吁请冲绳县知事。1885 年,冲绳知事西村舍三吁请在岛上订立界标,没有获得批准,外务卿井上馨(Inoue Kaoru)在给内务省的备忘录中写道,“清国已有其岛名。近时清国报纸刊登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屡促清政府注意。订立界标事宜必须推迟到晚些时候寻找适当时机。” 1890 年、1893 年,冲绳县知事又两次以管理水产、建设航标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管辖,并设立国标,都遭到外务省拒绝。在台湾的日据时期,1931 年,台北县和冲绳县为控制钓鱼岛发生争执,东京高等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从历史上钓鱼岛就属于台湾。从外务卿井上馨的复函到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都证明日本认为钓鱼岛为中国领土。此外,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有第三方认可。冷战时期,美军驻扎台湾,定期进行的军事演习需要用钓鱼岛作为射击靶场,美军每次都向台湾政府申请,获得许可方才使用。
  这说明美国对钓鱼岛的法律地位有清晰的认识。第四,日本地图标识。日本过去出版的许多地图都将钓鱼岛标注为中国领土。在1895 年前,日本出版的地图中,都没有明确标示尖阁列岛,有的地图是只勾勒出钓鱼岛、赤尾屿等图形,未有标注确切岛名。这表明日本恐标注确切岛屿名称会招致中国政府反对。1785 年,日本史地学家林子平(Hayashi Shihei)著作《三国通覧図说》中有《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以不同颜色表示国家之间的界限,将钓鱼岛标注为与清国沿海各省相同的颜色。1850 年,日本秋岩原翬撰《琉球入贡纪略》所附《(琉球)三十六岛之图》,指出琉球属岛只有三十六岛,并不包括钓鱼岛。即便是后来想到钓鱼岛上订立国标的冲绳县令在其著述中采用的也是琉球三十六岛地图。1886 年,冲绳县令西村舍三在其编著《南岛纪事外编》中附《琉球三十六岛之图》,并未列入钓鱼岛,书中明确指出钓鱼岛列屿是中国领土。1961 年4 月4 日,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第8 期第8 号承认济(即批准书)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地图中,只标注有日本南西诸岛,没有所谓“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第五,根据条约。
  中国认为在1895 年前钓鱼岛为中国领土,1895 年通过《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1943 年11 月,开罗会议后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the Cairo Declaration)。1945 年7 月,波茨坦会议后,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thePotsdam Proclamation);8 月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 月2 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表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两项国际条约都要求日本归还所有侵占中国的领土,其中包括钓鱼岛。1943 年《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一条款在《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获得实施,日本领土应该被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因此,日本按照条约责任与义务应将侵占领土归还中国。第六,中方回应。大陆和台湾都对日本旨在增强其在钓鱼岛之法律地位的行动有过回应。从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到1970 年代末期中国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抗议日本的行动。1955 年台湾军队曾驻防钓鱼岛,并击退日本船只。
  从1970 年代末开始,中国民间保钓运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从1970 年代末开始,日本官方一直坚持认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主权争议需要解决。为支持其主权诉求,日本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迄今为止日本公开宣布的权威理由以日本外务省发布的《日本国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的基本见解》为代表,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无主地占领。认为1895 年前钓鱼岛为无主地,从1885 年开始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有关机构,对尖阁列岛进行勘查,勘查结果显示岛上未见有任何中国统治痕迹。基于此,1895 年1 月14 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同意在岛上订立界标,并正式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从此尖阁列岛成为日本领土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第二,琉球群岛组成部分。认为钓鱼岛不包含在1895 年4 月《马关条约》第二条由清朝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诸岛之内,由此钓鱼岛也并不包含在《旧金山和约》第二条日本所放弃的领土范围之内,而是包含在《旧金山和约》第三条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被置于美国施政之下。第三,根据条约。日本认为根据于1971 年6 月签署的《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 简称为冲绳归还协定),美国将施政权归还给日本。
  日本据此认为,这证明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尖阁诸岛包含在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由美国施政的地区,中国对这一事实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这表明中国并不视钓鱼岛为台湾的一部分。日本认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台湾当局,都是到1970 年代后半期,东海大陆架石油开发的问题出现后,才首次提出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第四,实际控制和时效原则。日本认为从1895年1 月内阁决议至今,日本一直在实际控制着钓鱼岛,并认为按照国际判例法中确立的实际管辖和控制原则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中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此外,时效取得领土也是日本认为对其有利的依据。根据传统上取得领土的五种方式中的时效取得概念,日本认为从1895 年开始已控制钓鱼岛达一个世纪之久,根据时效取得主权。第五,中方地图标识。日本报界和学界挖掘出民国时期政府官员发给台湾的一份感谢状,认为是对其有利的证据。1920 年中国驻长崎领事颁发给日方搭救中国渔民的“感谢状”提及“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内和洋岛”。此外,日本从中国发行的地图和出版物中寻找证据。日本引用1958 年北京出版的一份世界地图和1965 年台湾出版的中学教科书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这些地图将钓鱼岛划在冲绳范围。1953 年1 月8 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资料性文章称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从下面进行的研究和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出,日本提出的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国际司法实践中关于岛屿主权争端的一般性原则
  尽管国际常设法院规约(Statutes of the Permanent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第59 条明确说明,判决只对争议当事国以及具体的案例具有约束力,但是自1928年首个岛屿争端案例判决以来,判决确立的关于岛屿主权的一般性原则在同类案例中被反复援引,并根据具体案例对一些原则和概念加以发展,这些确立了的判例法先例原则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参考。因此选取与钓鱼岛主权争议有类似情形的案例,总结判决中体现的一般性原则,有助于进一步厘清钓鱼岛的法律地位。国际司法实践对传统国际法上领土取得与变更的五种方式施加了诸多限制性条件,对具有掠夺性质的领土扩张设置了一些合法性判断标准。传统上有五种获得国际法承认的领土取得方式:先占(occupation)是指对“无主地”实行“有效占领”。
  时效(acquisitiveprescription)是对他国领土实行长时期的、未受到任何打扰的实际占领。添附(accretion)指由于自然原因泥沙堆积导致领土逐渐增加。割让(cession) 是指根据条约转移领土。征服(conquest)是指通过战争取得别国领土。在上述五种取得方式中,时效、割让和征服都有可能是以侵占他国领土或者以武力或者战争胁迫为前提的,因此国际法院在判断这些方式取得的领土是否具有合法性时,都要考虑其他相关的因素。首先,以和平方式持续地行使统治权是判断领土主权的关键标准。在1928 年帕玛岛案(Island of PalmasCase)判决中,法官解释了完整主权需要具备的充分条件是初始所有权(the inchoate title)加上其后时间里的和平而持续性的实际占有(actual occupation)。“延续性是构成国家主权的核心要素⋯⋯在国际法中,和平而持续地行使国家权威这一事实依然是确立国家领土界限的最为重要的考量。”“和平而持续”原则给时效和征服两种领土取得方式施加了关键的限制性条件。其次,要判断通过先占、割让和征服方式获得领土是否具有合法性,需要考虑一个重要前提:是否已有其他国家对争议土地行使过统治权。帕玛岛案判决写道,“如果某地出现所有权争议⋯⋯如果争议是建立在如下事实的基础上,即另外一方已经对争议地区实际行使统治权,那么在某一特定时刻某一国家通过有效方式获得的领土所有权不足以确立其对争议地区的所有权。”
  在帕玛岛案中,西班牙将荷兰已经行使过统治权的帕玛岛通过《1898 年巴黎条约》割让给美国,法官认为荷兰对岛屿和平而持续地行使了统治权,从而获得主权。因此美国通过条约割让这一有效方式获得的领土主权是无效的。几个世纪以来,国际法在演变之中,关于主权获得方式的国际法标准也在变化之中,不同时期的法律如何适用于某一特定案例,也就是国际法上的时际法则(the intertemporal law)。帕玛岛案判决认为:“必须以事实发生时的法律为准判断一项法律事实⋯⋯但是,需要区分权利的生成和权利的存在,产生权利的行为需要以权利产生时的法律为准,同样,这一原则要求权利的存在(换句话说是持续体现这一权利)应该符合法律演变所要求的条件⋯⋯18 世纪中期以来国际法的发展趋势,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构成领土主权的理由必须是有效占领(effectiveoccupation)。”按照这一原则,在帕玛岛案中,法官认为,在16 世纪西班牙仅仅是发现岛屿,没有采取符合19 世纪以来形成完整主权所要求的后续行动,因此西班牙对帕玛岛不拥有完整主权。
  三、国际法实践视野下的钓鱼岛法律地位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一些国际法原则进行解释,从而对岛屿主权确立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的法律事实对这些原则进行进一步阐释和发展。因此,根据上述原则,衡量中日双方支持其主权主张的理由,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在帕玛岛案中,国际仲裁法院认为,和平而持续地行使国家权威是构成领土完整主权的一项重要国际法原则。此外,法院引入时际法则,在判断某一项法律事实时,应以发生时的法律为准。在15-18世纪,获得领土主权的五种传统方式仍然是国际法上有效的领土取得方式。其中,“先占”成为当时大部分国家运用的一项非常重要和常见的领土取得方式。中国优先发现钓鱼岛,当时钓鱼岛处于无主地状态。根据“先占”原则,中国通过优先发现无主地可以获得岛屿的主权。另外,根据近代国际法实践中解释的完整主权原则,中国通过发现钓鱼岛,获得初始权利,在其后五个世纪里,中国官方和民间在当时技术能力、国家管理方式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导航、补充淡水和避险、采草药等和平方式使用钓鱼岛。
  册封使节针路上的记载说明中国在对岛屿行使国家主权。在明代抗倭斗争中,中国将钓鱼岛列入海防辖区范围。中国通过上述和平的活动巩固了经由优先发现而获得的权利。因此,到1895 年4 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中国对钓鱼岛已拥有完整主权。对于钓鱼岛这种无主地状态、且不适合居住用途的领土,帕玛岛案、克里帕顿岛案判决对获得领土主权需要满足的条件进行补充说明,对于无人居住岛屿,尽管行使国家主权要求具有连续性,但不一定要求在每一时刻、每寸领土空间上实施,时间和空间上的间断性应考虑到岛屿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国际法原则,日本方面所谓对岛屿据有主权的理由不但违背基本的法律事实,而且不符合国际法实践中获得完整主权所需要满足的条件。首先是日本第一点理由中的无主地问题,自证其谬。1885 年,日本外务卿给内务省的备忘录以及1890 年代日本外务省两次拒绝冲绳县知事要求到岛上建立国标的申请,这说明在1895 年之前日本官方清楚地知道钓鱼岛归中国所有这一事实。
  因此,日本提出的无主地理由是不成立的。其次,在第一、第二点理由中,日本认为根据1895 年内阁决议取得主权,而不是通过1895 年4 月签订《马关条约》获得权利,也是违背国际法的。在国际法上,涉及主权变更的协议、行动必须是公开进行的,既然日本知晓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那么1895 年1 月日本通过内阁决议将岛屿纳入版图是无效的。对别国领土进行秘密勘查,并根据勘查结果通过秘密的内阁决议,将别国领土列入其国土范围,这说明日本在以违背正常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方式处理领土所有权变更,因而是无效的。此外,既然1895 年钓鱼岛的法律地位是确定的,归属中国,那么日本显然是在1895 年取得甲午战争战场上的优势后,胁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获得权利。这一点也回应了1885 年日本外务卿致函内务省的备忘录中关于“寻找适当时机”订立界标的表述,这一时机所指应为甲午战争之后。综上所述,到1895 年,根据国际法院判决对领土完整主权设定的要求,中国对钓鱼岛拥有完整主权。1895 年通过《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二战”后期,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放弃从《马关条约》获得的条约权利,将钓鱼岛归还给中国。1951 年、1971 年日本与美国之间两次签定条约私相授受中国的领土,违背了国际法院关于主权让渡的原则。
  此外,1951 年之后,中国一直对日本针对岛屿开展的活动表达外交抗议,并没有如日本所称,表示默认。因此,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符合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领土主权问题所做的解释。而日本提出的理由,不但存在与基本事实相悖的情形,比如,认为岛屿为无主地以及认为岛屿不包括在《马关条约》覆盖范围;而且日本提出的根据条约获得权利和通过实际控制维持权利的理由,违背了国际法院在岛屿争端案例中对领土主权进行的解释和证据准入原则,根据时效取得也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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