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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谈努力成为法治型领导

作者:2015-08-21 17:31文章来源:未知

  全国“两会”刚刚结束,省委就及时举办全省地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专题研讨班,是因为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是全省上下面临的重大政治任务、战略任务。今年2 月2 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今年是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元年,我们举办法治湖北建设专题研讨班,目的就是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加快行动,把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理解好、落实好,把法治湖北建设的各项任务安排好、部署好,确保法治湖北建设在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我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近年来特别是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法治湖北建设的实践,从三个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深刻认识法治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进一步增强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湖北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来源于思想理论上的清醒。我们要肩负起并完成好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伟大使命,首先要从思想理论上深刻认识法治建设的三个重大问题。

  (一) 深刻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战略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改革是一系列变化的集合,主要侧重于“破”,可能会带来不稳定,而法治具有预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可以在一个高速前行的变动社会中,维护基本秩序,起到“定海神针”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可以说,依法治国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在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阻拦奔腾的市场经济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坝,是守护30 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卫士。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一致、辩证统一。没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如果把治理国家比喻成一本大书,那么法治就是大纲,纲立文顺、纲举目张。在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成为关键一环,在治理能力中依法治国成为重要内容,法治的引领和规范,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法者,治之端也。”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有法律而无法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的法典就已比较完备,但正如黄宗羲所言:“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漫漫人治史,使古人常把“盛世”的想象寄托在“明君贤臣”身上,最终逃不过“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治乱循环。《资治通鉴》记载了汉文帝把法律视为家法的例子。汉文帝经过中渭桥时,有一个人从桥下跑过,惊动了皇帝的车马。于是,汉文帝命令骑兵追捕,并把这个人送交廷尉张释之论罪。张释之向皇帝汇报判处意见说:“这个人犯的是清道戒严令,应当罚款。”汉文帝发怒了,说:“这个人直接惊动了我的马,幸亏这马性情温和,倘若换匹其他的马,岂能不伤着我!而你作为廷尉,竟然只判他个罚款!”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被抓住了。汉文帝发怒了,交给廷尉论罪。张释之按照“偷盗宗庙服饰器物”的条律,上奏判决为“斩首示众”。汉文帝大怒,说:“这个人太无法无天了,竟敢偷盗先帝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论罪是要杀他全家。而你根据法律条文只判他个人死刑,这是违背我恭奉宗庙的本意啊。”这都说明,古代封建社会虽然也有法律,但那时的法律皇帝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是“王法”、“一家之法”,实质上是“人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治化。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厉行法治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由于没有注重法治建设,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我们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要走好中国道路、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落实好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党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时代主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是全省“关键的少数”,一定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它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的重要地位,重视法治、厉行法治、落实法治,推进法治湖北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推进湖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 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增强执政意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上、网络上一些人不断发出各种噪音杂音,比较典型的是用西方法治标准来衡量中国法治建设,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的法治实践,甚至借法治之名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鼓噪通过“修宪”等方式“去党化”。在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宣示政治立场,表明政治态度,在执政立场上不能遮遮掩掩,在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上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是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前有很多解释,但都不够准确。比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比如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欧洲有的国家也搞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分配上尽量公平化,高度关注基尼系数和分配差距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自身的先进性决定的,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是由党的历史和现实辉煌功绩决定的,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正确选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当今中国,没有哪一种力量能超越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是对全局工作的领导,当然包括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中国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就会重蹈灾难的覆辙。讲政治,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本质的区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其次,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认识到二者的一致性,才能让治国理政有依据、法治建设有遵循。党的领导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与法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讲的法治,其实就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在中央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党大还是法大”的伪命题进行了严厉批驳。他指出,党和法是两个领域,党的领导是政治范畴,而法治属于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属于工具、具体路径范畴,两者不是一回事,不能这样比较。一些人提出这个伪命题,根本意图在于所谓“宪政”,按照西方那套政治制度搞“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是一个政治陷阱,是想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最终达到否定、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西方敌对势力就不会承认我们是“法治国家”。这就如同西方国家不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一样,尽管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一些西方国家还是借故不承认我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经常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这样那样的限制。不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还只是经济领域的范畴,不承认我国是法治国家则属于政治领域的事情,问题更严重,用心更险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有战略定力,要西方那些人承认我们是法治国家干什么?!不需要他们给我们立这个牌坊!越是想让西方那些人承认我们,他们还就越想挖个坑让我们往里面跳。我们就是要坚定走自己的路!”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些重要论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

  (三) 深刻认识领导干部在法治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增强使命意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法治湖北建设的蓝图已经绘就,亟待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把法治建设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只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厅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去了,行动起来了,自觉为全省作出表率,法治湖北建设各项任务才能落到实处。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比较淡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不屑学法、心中无法;有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的执法不严、粗暴执法;有的干预司法、徇私枉法;有的利欲熏心、贪赃枉法,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专题研讨班上列举了当前存在的法治不彰、法治废弛的一些现象,一共点了5个方面问题、36 种表现形式、10 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鞭辟入里,话说得很重,发人警醒。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等曾经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藐视法律、破坏法治,导致法治不彰,教训极为深刻。这些问题不仅恶化了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更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损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的这些问题是就全国而言,但对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湖北也不是“净土”和“真空”,这些问题在我们省也是存在的。大家要在学习过程中把自己摆进去,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开展自查自省,看自己和身边的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是否比较淡薄?自己和身边的人有没有干过违反法治原则的事情?是否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徇私枉法等问题?

  古人讲,“民以吏为师”。领导干部带头厉行法治,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周围的正气就能积聚上升,对法治建设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反之,领导干部不守法、不检点、不公道,周围的歪风邪气就会潜滋暗长,就会对法治起到致命破坏作用。正所谓“月映万川,万川映月”。我们经常谈到老百姓法治意识淡薄、信访信闹不信法、这样那样不守法,等等,但是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还是法治不彰的社会风气长期熏染、上行下效的结果,根子主要还是出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是我们社会的特殊群体,是法治建设的关键。特别是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时代,人治社会的根子、遗毒比较深,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言行,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和风气。起好作用时可以抓上带下、纲举目张,起负面作用时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固然要抓普通群众的法治教育,但是首先应该是依法治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治我们为官用权的人。比如说,破坏法治、干预司法,一般的群众能干预得了吗?最后的实施者还是领导干部。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湖北建设的“牛鼻子”,要在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起来,坚决纠正和解决法治不彰的问题;在行动上进一步严格起来,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为全社会作出表率;在根本问题上进一步明确起来,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和法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湖北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自觉担负起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的重大责任。

  二、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我们举办研讨班重点就是要研究、认识我们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法治湖北建设当中起什么作用。在中央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式的一次深刻革命,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有权就任性”,必须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带头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工作方式,做法治型领导干部,这是我们办班的主旨和落脚点。

  (一) 做尊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以前,通常的提法是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准备研讨班的讲话时,特意将尊法放在了最前面。这充分说明了尊法是一个首位、上游、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厉行法治就是一句空话。

  首先,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定不移。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根本性质、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要保持高度自信和坚强定力,把我们的法治旗帜更高地举起来,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鲜明的信号。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较之封建主义人治和专制理念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更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唯一坐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对此,我们要有坚定的自信。自古以来,中华法系就独成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法治体系和道路,与资本主义法治体系和道路有本质区别,是制度的不同、根本的不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还有一个过程,一些法学教材往往以西方观点为蓝本,再辅之以中国国情进行拼凑,在基本的“底色”上有问题,现在正努力矫正。领导干部首先要纠正、抵制错误的法学观点,坚持正确的法学观点,做到不糊涂、不模糊、不含糊,坚定不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立场、原则,切实增强法治自信。从原理上来讲,任何一套制度的产生都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紧密相连,都脱离不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那个国家区域的客观条件。西方把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那一套硬套到中国头上,这完全是霸道、不讲理,完全违背了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规律。现在的西方与我们在法治上的分歧表面上是法学理论的分歧,实质是政治上的较量、斗争,他们瞄准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自己的法治道路要有信心,要理直气壮。我国法治除了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外,还拥有党对法治工作领导的独特优势,我国各级党委政法委是党对法治工作领导的有效组织形式。政法委是我国独有的,西方没有,这就是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长期坚持政法委这种党对法治工作领导的组织形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本问题,决不能动摇。

  其次,要对宪法法律心存敬畏。尊崇法律,就要对宪法法律有敬畏之心。只有敬畏法度、奉公守法,才能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法律规范。宪法法律是一种限制,同时也是一种保障,人人敬畏、自觉遵循,良好的社会秩序就有了保障。真正尊法的人,内心时刻充满对宪法、法律的崇尚、尊重、敬畏,不会把法律看成是束缚,而是行为准则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宪法的“宪”字,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本身就有限制的意思。在如何树立尊法意识方面,古人留下了很多佳话。唐玄宗开元年间,天文学家一行为了不干扰执法,放弃为恩人的儿子求情,成就了“一行尊法”的典故。一行小时家里很贫困,有一个叫王姥的邻居,前前后后救济了他几十万钱。一行想着将来一定要报答她。后来,王姥的儿子犯下杀人罪进了监狱,王姥来向一行求助。一行说:“王老太太,您要金银财宝,我应该以十倍来回报。可是皇上是在执法,我不能为您求情。”古人尚且如此尊法,生活在现代法治社会的领导干部理当有更强烈的尊法意识。

  最后,要对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真信不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最高程度的尊法是发自内心的信仰,被动地遵守法律,那只是一时的遵法、暂时的遵法、高压下的遵法,一旦去掉了“紧箍咒”,就可能冲破法治的羁绊和束缚,走向违纪违法的道路。我们要牢记法律至上,法是准绳,是铁的标准,是最好的裁判,切实做到什么事都用法去看,用法去办,用法去解决,依法定纷止争。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宪法法律心存敬畏,将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做到知行一致。以自身言行带头弘扬、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法律的崇高地位,使宪法法律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认同、共同遵守、共同维护的行为准则。

  (二) 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懂一些法律知识,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满足于现有知识水平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法官和检察官今后将更多地独立办案,这就对法官和检察官的个人法律素养提出了很高要求。现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这一点表示担忧,认为我们的法官、检察官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对他们是否具备独立办案能力表示怀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果断地对过去几个司法冤案予以纠正,周强同志在全国“两会”法院工作报告中,很诚恳地自责、道歉的言辞,令代表们深受感动,这次全国“两会”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赞成率更高了。再比如, 《立法法》修正案通过以后,立法权下移,我省凡是设区的市都将拥有立法权,我们能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立良法,也亟需提高我们的法治水平。再比如,完善党政部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些都对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不懂法或者知之甚少,就是不称职,就是新的“文盲”,贻笑大方是小,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损失是大。各级领导干部对法律知识和法治素养的要求不能等同于一般干部,不仅要带头学法,而且要学多一点、学深学透,熟练掌握依法行使职权必备的法律知识,努力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有的要力求成为法务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行家里手。

  (三) 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首先,不能心存侥幸、明知故犯。比如,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这就是党内法规的明确规定。然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热衷于拉帮结派,搞政治阴谋活动。他们都有侥幸心理,认为党组织不会发现,即使发现,也会“刑不上大夫”。再比如,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不准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些领导干部改头换面,打擦边球,明知故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纪国法不能成为“稻草人”、“橡皮泥”,无论是“法盲”导致违纪违法,还是故意违规违法,都要受到追究。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开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大家也看到了,党中央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的决心是坚定的、力度是空前的,不设上限、没有“天花板”,连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都被绳之以法。我们要深刻警醒,引以为戒!

  其次,要把握好权力边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法比权大,权要依法授受,权要受法制约。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各级领导干部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但这个权力不是个人的而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是无限的而是上下左右有界受控的,一定要正确对待权力,把握好权力边界,依法按照权限和程序办事。无论是作决策还是办事情,首先要想一想法律上有多大权限,处理问题的法定依据、标准是什么,应当履行什么法定程序,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现实中,有的人一旦当了官,手里有了权,就昏昏然、飘飘然,搞不清我是谁,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天是王大,我是王二”,结果导致身败名裂。四中全会《决定》对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行使权力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强调要规范和约束公权力,防止权力滥用。领导干部坚持依法用权,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自觉在法律约束下用权,在制度笼子里用权。一方面,要按照法律规定切实履行分内职责,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克服懒政、怠政,杜绝为官不为。另一方面,要严守权力边界,按照权力清单用权、按照法定界限用权,坚决防止乱作为、滥作为,防止利用权力设租、寻租。

  再次,要自觉接受监督。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作为领导干部被监督,不是不信任。习近平总书记、王岐山同志强调,信任和监督,各行其道,相互不能代替,该信任的信任,该监督的监督,这是制度。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滋生腐败。领导干部使用权力,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党员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这样的人今后就要排除在领导干部之外。公开才有公平,透明才会清明。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这是强化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举措,是对领导干部坚持依法用权、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习惯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坚决克服设障逃避监督的行为,坚决防止人为暗箱操作的现象,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 做用法的模范,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重在付诸实践、知行合一,切实把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体现到工作实践之中,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首先,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干工作、作决策必然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如果没有法治思维,不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就无法落实。现在,各方面都在讲新常态,新常态就要有新思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树立法治思维。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一些地方重大项目盲目上马,常常留下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还有的决策违背公共利益,导致内幕交易。出现这些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背依法决策的原则,没有遵守基本的法定程序。过去对领导干部因为不按法治方式行事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社会容忍度还比较高,往往不影响干部的升迁去留。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组织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提高了,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就要严肃认真追究责任了,就要摘“帽子”,甚至送进监狱。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每作一项决策,都要认真想一想是否有权决策、有多大权限决策,想一想决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定程序是什么、法律责任是什么。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必将对领导干部养成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习惯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其次,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法治是改革的压舱石、发展的助推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命运、发展的成败。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触及的深层次问题增多,各种风险和挑战增多。改革能不能健康前行、行稳致远,越来越取决于法治体系是否健全,取决于厉行法治是否有力。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把依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稳定对立起来,认为法律程序繁琐,限制太多,许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还不如土办法管用。因此,即便是依法办事,也不过是做一套法律的“面子”,操作中还是人治的“里子”。特别是在推进改革发展中,不少人还停留在“闯红灯”的惯性思维中,把违反法律、违反规则作为具有开拓精神的表现加以褒奖,甚至出现了“良性违法”的说辞。这种观念和做法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要绝对予以禁止。法治建设不应存在“法治洼地”,推进改革和发展更不能以牺牲法治为代价。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法治对于改革发展的特殊重要意义,自觉在法治基础上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善于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发展风险,使各项改革发展举措都于法有据。今年全国“两会”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对《立法法》进行了实施15 年来的首次修改,“税收法定”被纳入《立法法》修正案。今后,政府部门实施限行、限购等行为也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今年1 月,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2 月,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决定于今年5 月1 日起在全省行政区域内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这些都是我省以法规的方式保障和推进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和发展探索,要及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对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改革和发展举措,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和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确保改革和发展在法治框架内运行。

  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在做法治型领导干部的要求下,我们领导干部推进湖北改革发展还要不要魄力?讲法治影不影响我们的魄力、决策?还要不要敢想敢干敢为?我认为不影响,这是两回事。法治相当于在道路上铺轨,在改革发展中大胆解放思想、敢想敢为敢闯、勇于担当,相当于开车的本事。我们不能说只会在没有轨道的路上开车,在有轨道的路上就开不好车了。其实,铺轨道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开车,并不妨碍我们开车的本事,不影响我们干事创业的魄力,我们还是要一如既往敢想敢为、敢闯敢试、敢于担当。讲法治就是要树立法治思维、法治理念,该走程序走程序。既然我们是为党的事业、为老百姓谋,事情为什么不能摆到桌面上来呢?为什么不能走法定程序?其实还是因为见不得光,因为见光了,就暴露了和商人的不正当关系,实质是以有魄力、大胆决策之名,行贪赃枉法、贪污受贿之实。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做法治型领导干部,与敢于拍板决策、敢想敢为、敢于担当一点也不矛盾。敢想敢为,即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出现一些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失误和渎职是两个概念,失误不是犯罪,渎职是犯罪,在处理的结果上是不一样的。因此,该走的程序要走,依法办事不会影响“一把手”的地位。说全部依法办事了就不敢决策了,我认为这是托词。所谓红灯就是不准走,强闯肯定就有问题。过去说广东改革开放是闯红灯绕红灯,那个时候所谓闯红灯绕红灯不是违法的概念,是比喻当时需要改革、需要突破。作为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担负着党的信任重托,在干事业的问题上,不能因为厉行法治影响精神状态和魄力、胆量、干劲,更不能容忍以厉行法治为借口为官不为。

  再次,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一方面,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各项工作公正性、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由于没有用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不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比如信访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信访量可能还会居高不下,这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信访涉及一个“法”和“理”的问题。所谓法,就是走法治化的道路,律师代理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农民素质不高,有的不懂法,律师代理可以把握利益诉求,化解矛盾纠纷。所谓理,主要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信访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能够解决的, 占60%以上,如果把这些能够解决、应该解决的都解决了,信访问题就会大大减少。第二类,涉及到国家政策全局的大问题,比如复转军人等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中央拿统一政策,我们地方是“打补丁”的办法。第三类,上访人不懂法,问题不能解决。对第二、第三类,我们要做的主要是加强教育,做好解释说服工作,而不能突破政策、法律规定,花钱买平安,那样只会“按下葫芦浮起瓢”,后患无穷。希望大家真正负起责任来,善于引导群众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切实解决好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问题。

  三、抓住工作重点,推进法治湖北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法治建设是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转换,是一个系统工程。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任务很多、千头万绪,如何把握重点、抓住关键、做出成效呢?我认为,要着重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 抓根本,进一步加强党对法治湖北建设的领导。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必须始终抓住抓牢一个根本,就是党的领导。这一点,在前面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时,已经谈到了。前面谈党的领导主要是讲宏观方向、总的要求。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党的领导是实体的领导,一定要落到实处,加强对重大事项的具体指导。主要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不仅要有科学的思路,善于管方向、议大事、谋全局,还要善于抓关键、抓要害,把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转化为具体方案,把具体方案转变为落实行动。领导干部不干预司法,是说对司法个案不要打招呼,不能要求对哪一方关照、偏袒。但并不是说法治建设中具体的事领导就不参与、不领导,恰恰相反,主要领导要统筹抓总、综合协调、具体指导,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攻坚克难,确保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如果党委领导只管方向、大而化之、过问过问就算了,肯定不行。所以,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我们要坚定不移,该出手时要敢于出手,该协调时要主动协调,该驾驭的要驾驭,该出主意的要出主意,该拍板的要拍板。

  (二) 抓责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当好法治建设的带头人。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这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保证。首先,要抓领导责任。各地各部门的“一把手”,要切实担当起主体责任,当好法治建设“关键的少数”。一些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对抓法治建设不够关心、不感兴趣,把责任全压在政法委书记肩上,自己当“甩手掌柜”,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作为主要领导,既要带好头、自身硬,带头做尊法守法的表率,还要抓好“关键的少数”。抓法治领导责任要像抓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一样,一级抓一级。其次,要抓责任体系。省委决定成立法治湖北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委政法委合署办公,这是湖北的创新,就是要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此之下,还有法规规章、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等五大体系,这五大体系分别推进、并行不悖。中央把法治改革的180 多项任务都交给中改办来统筹推进,法治湖北建设136 项改革任务,省改革办也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抓好统筹谋划,协调推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实。

  (三) 抓惩处,推进法治严格依法实施。法治无小事,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政治清明、百姓福祉。“法治”两个字,本身就体现了法治建设的两个方面:“法”,平之如水,追求的是公正;“治”,治世安民,强调的是措施。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讲政治要有定力,讲法治也要有定力,法治的定力就在于既彰显公正,又体现严格,始终做到严格公正执法。要敢于坚持,主持公道。实施法治和制定政策、商量事情不同,不能揉揉面、追求和谐,容不得中庸之道。实施法治就是要主持公道,严格依法办事、依理办事,把公平正义的指针拨到有理的一方。现在法治施行中就存在过于疲软的问题,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存在某些脱节,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止步于行政执法,几乎就是简单罚款了事。比如农民工讨薪问题,农民工在企业老板那里低声下气甚至以自杀等极端方式讨要一点血汗钱,对此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工资报酬是依法确定的,有钱不发、拖欠工资,就是违法,就要按规定处理。在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上决不能含糊。还有一个事例,去年有所谓绿色和平组织的3 个人到华农设在海南的水稻育种基地偷种子,被抓住了,当地警方认为偷点粮食没什么,给放了。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种子,是科研成果专利,又涉及国家秘密和转基因,很敏感。我们向有关部门报告这件事,提出应该将偷种者绳之以法,结果被偷种者反咬一口,造谣说武汉市场有3 成以上的大米是转基因产品,网上不分青红皂白炒作起来。我们严格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媒体、相关组织和责任人的责任,最终让不法分子受到法律惩处,也成功应对了舆论炒作。这就是依法办事的典型例证。我们要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不要用非法手段,那样费力不讨好,惹得一身骚还达不到预期效果。

  (四) 抓基础,加强全社会法治文化培育和宣传。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现在,中国公民到外国旅游办事,闯红灯、不遵守公共礼仪、触犯当地法律的现象屡有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治宣传教育培育不够,我们领导干部是有责任的。在宣传教育方面,我们要向武汉市学习。武汉市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地毯式、轰炸式宣传,有人诟病这种宣传方式,我却赞同这种做法。现在武汉市男女老少几乎都能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本身就是文化宣传的重大成果。文明、文化的传播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灌输。中国过去有很多人从小就要求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等国学经典著作,当时未必理解,但对他们后来的成长起了很大的潜移默化作用。法治,同样需要这样的宣传方式,而且宣传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要像抓文明创建一样,大力开展法治教育。经过六个五年普法,我们在法治宣传方面已经有一定基础,下一步要更加注重创新、注重效果,推动各个地方像武汉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那样推进法治宣传,上下齐上阵、全民总动员,把法治文化普及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在荆楚大地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法治土壤、法治空气。

  (五) 抓考核,强化法治建设的用人导向。把法治考核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这是四中全会的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抓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不仅要当好“关键”=,还要用好“关键”。当好关键,就是要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当仁不让;用好关键,就是要找准撬动法治建设的“支点”,做到事得其法、事半功倍。目前看来,这个关键的支点就是法治考核,只要抓好了法治考核,推进法治湖北建设就有了抓手。去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对法治建设工作进行细化和量化;省委常委会又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法治建设绩效考核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全省开展法治建设绩效考核。之所以出台这两个文件,就是要给各级领导干部套上一个法治建设的“硬框框”,不仅要嘴里讲法治、心里想法治,还要在行动中抓法治。其他工作做得再出色,在法治建设上碌碌无为,甚至违背法治要求,那么这个干部的政绩是成问题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像抓文明创建一样去抓法治创建,还要像抓综治考核那样抓法治考核。省委已经决定,从今年开始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与年度“五项考核”一并进行,真正使之成为推动法治湖北建设的有力指挥棒。咸宁已经开展了领导干部述廉、述职、述法,这是好做法、好经验。今后在用人上,我们要把法治水平、法治素质、法治能力作为考察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要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最强音,为我们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湖北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真抓实干,拼搏进取,狠抓落实,当好表率,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为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进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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