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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覆盖律模型与历史规律的寻求

作者:2015-08-17 09:25文章来源:未知

 

  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探究历史规律性问题、甚至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是直到近代之后才出现的。这要归功于意大利近代历史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 Vico),是他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与思考,虽然其同时代的学者并没有太在意他在其经典著作《新科学》中提出的、被誉为“发现真正的荷马”的新思想,因为那时候人们大多沉浸于近代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以历史认识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哲学直到18-19世纪才由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等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归纳总结,此后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历史学、历史哲学从此有了自己专门的理论概念、研究规范和方法。

  然而,当代历史哲学家对于这些理论规范的信心面临着历史研究科学范式与历史叙述化的走向抉择。如安克斯密特(F. Ankersmit)所说:“历史哲学是继续它的古典的认识论传统呢?还是打算研究在这一部分所描述的各种哲学问题呢?如果历史哲学满足在今后几年内在当代知识界甘当一个古怪的实证主义的守旧者,那么就让它停滞在认识论的水平上吧。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哲学家有勇气摆脱他们自己的过去并以一种诚恳的心情,不仅准备对史学,而且还对目前争论中其他哲学学科中问题的更好的了解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叙述主义者。20世纪早期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围绕科学研究的范式革命的讨论回应了这个问题。其代表人物之一亨普尔(Carl Hempel)在《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一文中,把“覆盖律”模型(Covering Law Model缩写为CLM)推广到历史研究领域,用它来解决历史规律性探寻与解释的一般方法论问题,引起激烈的讨论。这些讨论激发我们对此模型进行分析,对其困境进行反思,进而对历史规律的寻求可行路径进行探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

  一、覆盖律模型及其影响

  历史规律的寻求始终是人们、特别是具有学科忧患意识的历史学家的宿愿,这大概是亨普尔1942年发表的那篇科学哲学论文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反响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覆盖律”模型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解释历史现象。因为像解释自然科学现象一样,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解释也希望有一个基于对行动和行动后果之间的必然关系的理性叙述,男压种有时被称为对独特事件(如1906年旧金山的地震或谋杀裘力斯·恺撒)的完全描述需要陈述在该事件发生的时期内涉及的空间或个别物体展示的所有特征。这样的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完成的①。通过这样一种让步性的说明,亨普尔试图排除绝对主义者对历史规律寻求努力的吹毛求疵,因为,绝对性要求总是过于理想化和绝对化,倾向于混淆无关紧要的要素与所考察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区别,导致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结果,最终一事无成。在亨普尔看来,由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中的普遍概念具有对研究对象同样的把握能力,普遍规律范式在历史与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效。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物理学里的质点和质量假设的有效性完全可以启发、帮助我们在历史学中建立起类似的概念性假定;既然物理规律己被人们普遍接受,那么,历史学根据类似假定建立起来的规律性表述也可以具有普遍的说服力。正是由于此文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紧凑严谨的论证结构、清晰明快的形式,满足了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中普遍规律寻求的取向,所以有关覆盖律模型的讨论及其产生的影响延续了几十年②。

  历史学家对于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的看法,就像对于历史规律性问题一样众说纷纭。威廉.德雷( William Dray)是典型的反对意见者,并在其《历史学中的规律和解释》中对亨普尔的覆盖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德雷否认一般规律在历史认识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在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中,虽然人们确实偶尔提到一些普遍规律,并借助于规律相信自己对历史的解释,可是,混入历史解释的一般陈述最后都被证明是非普遍性的,在深究之前亨普尔模式的弱点就己经暴露出来了③。在历史领域,贯彻普遍性的规律探寻意图时不能忽视其基础条件与原则立场,否则就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放松科学原型的必要条件只是贪图便利,却放弃了原则。一种理论,一开始就事先精心设计解释的基本意义,而不试图揭示本学科的从事者称作解释的东西是什么,它当然是建立在一种虚弱的基础上,一旦它面对使用上的困难,它就会放松自己的必要条件。”

  ④在德雷看来,正是由于人类的行动原则与历史事实之间只有意向性的松散关系,要对人类行动进行规律性解释,就必然要求我们在重构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进行弱化处理,因此,他拒绝规律与解释之间存在必然的关系。假如要他在历史规律与历史解释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一定选择后者,因为他认为,历史解释总是有效的,而且在我们的历史实践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实质性地支持着我们的历史思考。德雷在批评亨普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覆盖律的“合理解释”模式,并认为此模式“适用于某些(尽管还不是全部)历史学家试图用以使人类过去成为可以理解的现象的公认方式……历史解释的作用就在于指出:历史人物的行动按照他们各自的信仰、目的和原则看来是适当的”⑤。

  显然,德雷点到了历史事件不可能重复这个要害。事实上,亨普尔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只能提出近似于科学的解释,不过,只要他们用科学观念做指导,他们就纳入了科学解释的范畴。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即使在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和演绎关系常常也不得不给假设和归纳留下不确定性与各种可能性的地盘。因为,所能获得的适当规律往往不是普遍的,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不过,在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和演绎关系给假设和归纳留下地盘是合理的,甚至在经济学中也有经济理性人的假定。关于普遍性与统计规律,现代科学认为,即便“科学”的规律从根本上说也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恒定的、普遍适用于任何尺度范围的,因此,把统计表现与普遍规律性对立起来是一种旧的思维定式。

  对覆盖律模型寻求历史规律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如莫顿·怀特(Morton White)与道宁(F. Down-ing)。道宁认为,如果没有规律性的诉求,我们要对历史进行比较精确而完整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学家通常只是在利用了规律性和历史事件连续性的假定之后,才把各种相互之间似乎并不必然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意义的层面上相互关联起来。维纳(P. Wiener)把历史规律看作是一种探寻历史的方法论,是历史理论中的一种规范方式。当然,更多的人对覆盖律模型与历史规律进行了改造性的解读。如哈默(C. Hammer)把历史解释划分为动态与静态两种模式,认为动态解释既抓住了自然科学的结构,又有历史解释,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案,因为它把一系列的历史要素、条件、规律与统计法则的角色连结起来,构成一种有效的“实用解释”。更有影响的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他并不完全否定规律性的存在,但他首先按照领域对规律性进行了划分,进而才认可有条件的规律。在他看来,规律概念与因果关系不同,规律是某种更高力量的外在表现,而因果关系是一种产生效果的创造,因而是在规律之外的。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试图克服双方争论的尝试。他说我们可以把实证的概念看作被净化了的某种上帝观念的残余,但历史叙事背后也存在一个共同的假定:包罗万象的社会历史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日益流行的自然主义的态度。虽然西方学者在具体理解历史规律性问题上存在许多差异,然而,他们许多人还是赞成把历史规律当作历史认识的某种理想追求或理论假设,否则,许多历史推论就难以进行下去。

  二、覆盖律模型的困惑解析

  尽管亨普尔对覆盖律模型的表述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科学品质,但是,科学术语运用于强烈实践性的历史中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它们处理的对象从研究者的视角看来的确很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应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科学中对事物进行对象化的处理方式难以简单地移植到对能动性的人类实践的规律性表述与解释中来。两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异质性。正是由于这种异质性,在对历史规律性探寻中,覆盖律模型的运用遭遇到一些困难。

  覆盖律模型的困难或问题首先表现在,亨普尔的历史解释及其对未来的预见都是在同一知识结构中进行的。显然,他忽视了预测所包含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历史领域简单地说,来源于两个部分:其一是历史材料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当下时刻的历史认知能力和认知模式的异质性及其“溢出”,它与我们的当下实践一起不断地建构、重塑甚至修正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模式和己有的认识;其二是超出当下思维能够自然地“惯性”把握的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如果我们在一系列约定的前提条件下,抹去这种主体性自由的不确定性对所要考虑的相关要素的影响,那么,对于下一个时间段里按照同一规则运行的历史要素则根据连续性原则来推演,也就是说,与对既往的历史事件的解释在原理和操作上都是一样的。虽然最终可能满足要求,但实际上,它不过是用历史材料对构想的普遍假设进行的验证。换言之,在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中,无论是过去的时间,还是未来的时间,就时间本身而言都是同质的,实际上都是采用了自然的物理时间。

  正是基于这种同质假定的时间理解,他就在这个历史规律性模型与自然科学中的模型之间建立起了基本性质上的等价关系,从而抹平了历史与科学的差异性,把自然科学领域的规律性移植到历史研究中。然而,当涉及人类能动性的实践历程时,时间的本质或者对时间的理解则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有关人类历史与未来的作为存在域而展开的时间与科学对象化的时间迥然不同,因为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用日常的时间概念或实证科学的时间概念,或传统哲学的时间概念来理解它①。

  其次表现在对未来的预见及其理论解释上。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乏》中说,科学预测与历史预测之间固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但仍有相通之处。尽管总括性的历史预言几乎完全超出科学认识与科学方法所能覆盖的范围之外,而且,未来本身是我们的创造性结果,而不是我们之外的某种客观性要素,而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和主体的行为是不能依靠历史必然性规律来推演的。但是,科学预测与历史预测之区别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要素变动的周期性差异。也就是说,在科学预测中,各种相关要素(譬如物理定律所描述的要素)的变化周期在我们看来非常长,所以这种变动对于相对短暂的人一生中的不同时间点上的体验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人的寿命与这个周期相比短得不可比拟),要素与人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认知本身的影响因素也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人们就会认为在当下与预测之间的时间段内是不变的。但对于社会来说则不然,因其各种要素的变化捉摸不定,周期短而不规则,还有主体性的参与,使问题变得尤为复杂。我们或许可以预测某个短时间段内的发展趋势。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主体参与的变化不大到超出稳定要素的作用范围,那么“客观”要素依然占据主导角色,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在那个尺度上的趋势预测是有效的,就如同科学预测一样。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排除在某个尺度上的一种规律可能性,不能排除某种限定条件下的预测现实性及其价值。但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判定未来预测的价值,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如何寻找到有效的预测未来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又高度依赖于我们对既往历史的把握,不管是结构性的历史解释,还是如年鉴学派那样在时间尺度上划分出不同的波段及其时间周期的表现层次。 正是因此,覆盖律模型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律性探寻方法而不能被历史学家有效地运用,从而发挥出它的实质性作用。有的时候方法决定成败,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谈论规律性就像谈论上帝是否存在一样变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了。

  作为黑格尔研究历史的三种基本方法之一,辩证法是把握历史的“哲学的方法”。恰当地运用辩证法可以帮助我们透过历史外在现象和偶然联系的假象,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从而把握其规律性②。正是通过运用辩证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发现了剥削的秘密,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并用具有辩证关系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两对概念,从而成功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总括性的规律解释。

  但随着科学思维的细化与深入发展,随着科学方法向人文社会学科的逐渐渗透,今天的历史研究不能再停留于、受制或局限于传统的哲学思辨性研究范式。既然现在是一个学科交叉和学科综合的时代,历史学研究当然可以、而且需要从其他学科的发展成果中吸取养分,例如,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历史中的社会。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中获得有关人的认知过程的新成果,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并将它运用到文物考究和鉴定的程序中;从文字学、语言学中寻找文献考据的新途径;从地理和气候的变迁中寻找民族大迁徙、历史上民族冲突和战争、文化交往的环境和物质性原因;从心理学的分析中探寻历史人物的活动,等等。这些是覆盖律模型远未涉及的,却恰恰是作为规律性探究的模型必须在方法论上进行把握和指导的。

  最后,包括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内的各种流派对历史规律的质疑和批评也是我们探究历史规律需要面对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73年在其名著《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中指出旧常语言己经提供了各种样式的概念化建构历史对象的工具,而且不同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历史学家不受确定性因素制约③。无论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导致的碎片化倾向受到怎样的质疑,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历史学家的关注力有益地转变到‘作历史’的基本哲学前设”①。毫不理会这些批评而偏执地追求历史规律会让我们走向学术的死胡同,因为这些批评从侧面或者反面开阔了我们的历史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方面和特殊情况。当然,企望历史学成为像科学典范的物理学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面对的材料与问题域不同。但是科学的自律与研究的范式方法仍然是历史学研究所期望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柏拉图的共相学说所导致的困难的克服,为现实世界进行了哲学上的辩护,从而避免了现实世界在理论上解释的失效和理论本身的瓦解。类似地,如果史学理论最终起到的是消解历史学的作用,那要么是历史学本身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要么就是这种史学理论的肤浅表现。因为,对于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人类来说,历史的相对性并不一定具有比其统一性更为优越的价值取向。

  三、历史规律的寻求及其根据

  亨普尔提出覆盖律模型是试图为历史规律的寻求开辟道路。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点,有的人延续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思想,强调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有的认为因果关系概念对于历史学来说并不适用,历史本身并无规律可言;有的强调意识的不可预测性与历史规律性是相抵触的。后现代主义者基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否定历史规律性,而诉诸文化学的历史叙述,但他们对历史事实、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的看法存在解构的极端化倾向,同时也缺乏理论上的积极建构。而对覆盖律模型的质疑和反对的积极一面多表现在方法论层面上,因而并不构成对历史规律寻求在存在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合理性的批评。毕竟近代科学的模式与成就让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们心动,社会学、心理学学科从哲学中的出走更表明了依靠可外在化、可客观化的事物规范化研究模式的重要价值。甚至像“行为”这种难以客观标定和表达的领域也走向了科学性的实证之道,我们知道,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等科学上的应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站在实证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历史,我们可以把它解析为两个部分。其一,可规律化部分。即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假设和数学等现有的科学表达工具来规范化、模式化的内容,例如在人类历史中寻找到地理、气候、人口数量、生产工具、组织形式、物质交换形式等要素显现作用效果的时间跨度,人类文化形态与周期性等。其二,人类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部分。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用任何规律表述的,因为规律性一定是建立在人的认知体系中既往的对象化材料上,而人类未来的那个“完全自由的维度”是不可能用对象化材料界定的。虽然规律性的研究在其他一些社会学科中己经形成了成熟的范式,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与运用,但在关切到人类的根本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历史规律探寻则只是为了人类自我实现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相反,成为限制主体能动性的牢笼。

  只要不是执迷于追求所谓绝对的必然性,认同一种弱规律性倒不失为一种现实的科学精神。寻求历史规律从来不是说要站在上帝的位置上观看凡俗的尘世,也不是历史理性标榜自我臻于完美、达致“整全”的证明。我们知道,对规律的理解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远离科学家或者人类观察能力本身的外在客观事实,对于那样的规律,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它而不是解释它,因为它不容解释。既然它只有惟一的客观存在性,那就不存在主体性解释的空间。但是, 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在科学解释问题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把科学解释看作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如何提供合理的解释甚至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科学哲学中的解释转向给予历史规律性解释以趋同的鼓励和支持。

  历史中是否存在规律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诸如“物自体是否存在”那样的问题,而是人类理性是否可以一种规律性形式把握历史和诸多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形成某种规则范式的历史认识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单单是—甚至根本上并不是—在我们思维之外是否存在一个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的历史本体的问题,而是对我们历史理性的一种自我检验:我们是否达到了超越历史神秘和直觉的时代,是否能够像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达到了要用数学来表达思想(包括历史思想)的成熟阶段。如果说在严格的传统经验科学定义下,历史学中的非传统经验验证性明显得难以被说得上有可验证性之处的话,那么,历史学是不属于传统的经验科学。换言之,在弱科学或者广义科学定义下,历史学是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对象、追求的任务和使用的方法都不先天地排斥科学性。在这方面历史学与文学艺术完全不同。特别是,规律性问题的研究为历史科学化开辟了真正的现实道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根据地得出历史存在某种规律性的结论,那么,历史学就可以成为科学的候选项。不过,说它是候选项是因为还有方法论层面上的可行性问题,尽管规律性己经内在地包含了历史本体论的假定和历史理性的认识能力。

  历史规律是可求的,但是,对历史规律的探寻需要在一定的限定前提条件下进行。历史中的规律比物理学等科学中的规律难求得多,这是因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对其规律的运用与我们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直接照面。换言之,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物理世界中,而我们的视觉、触觉等感觉系统就是如此这般,它所主导建立的直观形式导致了我们对世界的物理直观性经验和认知,所以物理学是最早成熟起来的科学之一。其对象、方法、验证和研究模式,等等,无不受惠于这个物理的现象世界与人类感觉(主要是视觉)的直接照面特性,直觉在物理学中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是其他科学无法比拟的。虽然现代物理学己经与经典物理学很不相同,但是,它们通过严密的数学和逻辑实现了无缝连接,并通过实验工具仍然与基于直觉的验证关联起来。总之,人类需要借助连贯的历史叙述进行理性的自我理解,而这些解释不能没有关于历史的各种客观解释,哪怕它们可能是不全面的,就像因果关系和结构性关系未能完备地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样,但是,我们尽可能做到客观的解释,却是推动历史学前进并让我们自己的历史思维更加成熟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科学精神还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建构作用,如阿普尔比所说,这条道路也许不是一条走向未来的平直的进步之路,却可走向更有思想活力、更民主的社会,走向一个我们乐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①。

  另外,认可历史规律性的说法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忽视历史规律性陈述的前提假定、限制条件及其运用范围。历史规律性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某种外在的、客观的绝对精神在尘世间的表现,而是我们人类思维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不是任意的,不是思维的凭空构想或者率性而为,它有着超出思维方式本身的外在客观因素,在这一点上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基本上可以作为其辩护的哲学依据。简单说来,历史规律性有赖于我们运用规律进行解释和运用规律的对象、场所之间基于连续性假定的相关J险,而且,这种相关性是基于我们历史中的社会形态的实在表现形式。它排除了超越主义,同时也避免了相对主义;这是寻求历史规律性的存在论基础,也是其认识论基础。

  当然,现代哲学己经不再拘泥于对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划分,因为通常它们是三位一体的,领域的划分不如层次的划分更加有效;每一个层次上都包含着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容,但是其针对的情境和尺度范围却不同,层次模式其实是面向实践现实的情境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 历史规律可能以隐性的形式蕴含于历史解释之中,而不是像物理学定律那样可以显式地表达出来。在建立历史事件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联时,可能还需要一个非空的解释环节,而这个环节在物理学等科学中是不存在的,或者我们看不见、感觉不到。不过,在经济学里这个环节是可以标识出来的,因为规律公式表达的结果与人的经济行为表现之间的等价关系并不那么一目了然。历史学则可能需要更加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训练才行,借用科技哲学中的术语来说,就是“理论词项一对应规则一经验词项”模式的复杂化版本,因为历史规律与历史理论词项、历史经验事件之间很难做到拥有像物理学那样的直观性和验证性。

  四、余论:历史规律探寻的现实意义

  探寻历史规律对于我们恰当地理解我国历史,解读我国浩瀚的历史材料尤为重要。因为,在我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实践中,类似于西方的理性的历史意识向来是比较缺乏的,其中尤其是实证主义的历史思维能力的缺乏。而这种能力很可能是中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的。它是用来衔接宏大叙事与各种微观史料,把抽象的历史哲学思想与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结合起来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理性精神,我们就很难摆脱要么主动或被动地自我局限于强大的政治伦理的强权结构,要么拘泥于琐碎而冗赘的朴学遗风而不能自拔。对模式的选择依赖于研究的目的和解释的意图,也许某一种模式会推出中国明清时期也存在资本主义的一些萌芽,而运用另外的研究模式却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历史研究模式的不同选择所引发的问题逼迫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譬如,前工业资本主义与后工业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它们之间发生了某种断裂性变迁,如果我们能够探究其中的历史根源,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现代工业文明的当代走向意义深远。

  寻求历史规律性的努力能够让我们更加自觉地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护。从思辨性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是思辨的,因为它是一种有关历史发展模式的宏大框架式的理论;但它同时也是科学性的,这却不同于其他思辨的历史哲学,而更近于分析的、科学的历史哲学,因为唯物史观有一套明确的方法论,一种基于经济分析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具体的社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而不是停留在对历史整体的抽象论述或构想上。这才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根据所在,也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进行论证和辩护,将进一步澄清历史规律问题的探寻所涉的针对性和前提条件,深入理解到历史规律性和历史时间的实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劳动等可以客观化的、实证J险的宏大要素来研究历史规律的范式,这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的基础根据。由于唯物史观是一种涉及人类历史整体这个宏大层面上的历史规律研究,它的概念、命题和推理所涉及的要素都不是微观层面上的,所以用微观的、常规层面上的历史事件来反驳其科学性,将导致一种层次错位的误解。我们只有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进行微观、宏观两个层面上的理由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其科学性的精髓。

  总之,历史规律探究是历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学走向科学化和成熟的基本根据。有规律性的历史研究才能帮助我们有效地理解中西文明历史的差异性,以及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民族群体以独特的历史方式生活繁衍,创造出不同的文明、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根源。这不仅为我们把握、理解和预见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明走向提供了理论和智力资源,更为日益陷入多元但浅薄的现代性世界中人类的现实存在增强历史的厚重感;我们的历史理性也正是在这种科学的历史规律探寻中变得逐渐成熟和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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