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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挑战与反思梁启超史料态度演变考述

作者:2016-11-23 15:51文章来源:未知
  梁启超生活在旧制度、旧学术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新制度、新学术还未完全建立的时代背景下。1918 年,梁启超宣布脱离政界,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厌倦。与此同时,梁启超受任于清华国学院,并开始频繁的演讲和著述。早在1902 年梁启超即发表了《新史学》,并倡导“史学革命”。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 梁启超于1922 年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后五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对《研究法》有所修正,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与侧重点于其中几经改变。通过梁启超对于史学与史料态度看法的变更,我们可以看到其在各个历史时期于学术界所处的地位和所面对的挑战都有不同的变化。而他也在此过程中由开一代风气者,转变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学术的参与者、跟从者和反思者。
  一、“新史学”的提出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相对于“旧史学”而提出的,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密不可分。其提倡以进化论的观点,来叙述人类进化的现象,并借以求其公理,以达到启发民智,“激励爱国之心”,“团结合群之力”之目的。20 世纪初的中国, 是梁启超写作的时代大背景。此时的梁启超更多的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的。如果抛开这两个条件来谈《新史学》的价值,那么对其定位就容易走向偏差。有人认为,“梁启超对这些病端的批判仍是从他的整个政治目的出发的, 评价和分析所依据的是与……政治批判相同的政治原则……只不过因其中对于旧史学的分析和研究的成分较纯粹批判稍多一些, 所以我们称之为具有一定学术性的政治批判。”这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此时的梁启超不可能像后来国故整理的第二期那样, 将历史作为一个纯学术的门类去加以研究和提出自己的方法与理论。此时的史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国家和政治之外。近代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带有着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的特征。梁启超初期的史学就是在“主持清议、开发民智”的两大主义之下进行的。此时他的历史著作没有关心到治史学的方法和如何对待史料的问题上, 这也是他此时无暇关心的问题。他的史学文章字里行间都带有着一个革命者雄心壮志和一个启蒙者的风采。
  二、“新文化运动” 背景下梁启超的史料态度
  钱玄同以1917 年为界限把国故研究分为两期,他认为,“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由此,我们可以知晓钱玄同是把胡适归国作为国故研究的第二期的开始。在他看来,在第二期的国故研究之所以有别于第一期显然是由于这时候的国故研究者拥有了有别于第一期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就应该是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那么,胡适所说的科学的方法是指什么呢? 他说:“无论对历史科学也好,对实验科学也好,总之,第一步必须要提[出]问题,第二步把问题的中心和重点指出,第三步去假设,第四步用演绎的方法把假设某种结果推想出来, 第五步去找证据或从实验中来证实它,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实胡适所倡导的方法就是以赫胥黎的怀疑精神为先, 再加上乾嘉以来的考据学的传统与杜威实证主义观念的综合。在他看来,对待史料的最重要之部分就是怀疑之后的考证。并且,胡适与当时的科学派都坚信通过这样的方法, 他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最为正确的结论。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当然,胡适并不想仅仅将这种方法停留在国故整理中, 他更想将科学的方法与观念应用于当时的社会变革,以指导国人。无疑,史料的整理与考据在胡适的史学方法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甫一提出即产生了广泛的认同并得到了多人的应和。胡适也在1919 年把这种理论迅速地付诸于实践,写出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史学界的重要人物, 梁启超不得不对史学界这一巨大的变化表达出自己的看法。1920 年梁任公旅欧归国之后曾致信胡适,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此时的梁仍然或多或少地表示出对于胡适这个晚辈的居高临下之态。两年之后的一次机会, 梁启超在北大做了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对胡适面对面提出了质疑。其提出了诸如“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以‘知识论’讲孔子”等问题。在这里梁以谨慎的态度来审视胡适用他的“怀疑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梁认为,“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其实在这里, 梁启超并没有完全否定胡适的疑古的治学方法,只是认为他“疑古太过”,应该在程度与范围上加以讨论。应该说,在国故研究有了胡的方法之转入第二期后, 梁的史学治学方法不可能仍如以前一样,不受一点影响。但从上所引的话中看梁对于胡的批评则显示了梁启超与胡适在治学方法上的差异,这也就是国故整理中前后两期的差别。他在既吸收其长处之时,不得不顺从潮流,朝向一个在当时看来更加科学的方向, 但又始终没有像科学派一样凡古即疑,凡事即疑。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的梁于史学治学上承受着来自胡适的挑战。也正是由于这种挑战,和其一生善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的勇气,使得梁启超获得了较长时间的学术生命力。他在挑战中试图跟上整个时代。在1922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则鲜明地表现出对于史料的重视。全书凡六章,梁用了四、五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史料的问题,足见其此时认为史料之于史学研究之重要。他在此两章中一改其之前大开大合、宏观鸟瞰式的行文方法,以自己治史学的亲身经历,一一举例,并以支持其史学方法的构建。
  于《史料之搜集》一节中,梁特重史料之细小史料之“汇集同类”之法。他认为“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极少” 。 他之所以能较为容易地接受西方的治学方法, 就是因为乾嘉以来的考据之法已经有了“科学”的意味。他在这里也同样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法”这样的语汇:“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 非求得其真相不止……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他在此处所认为的“科学的研究法”当是一种广泛搜集史料, 综合分析, 并加以比较的史料处理方法。而且在“综析比较”之后,梁启超就接着“求得其真相”五个字。可见,当时的他把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看作是求得真相的最直接途径了。其中最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是:“然历史上事实……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济对于此类史料……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在这里,梁启超与胡适的怀疑精神很相似。但是又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时将他认为有疑问的材料皆摒弃不用,而这里梁对待此种材料的态度则更为积极,表现为“多闻阙疑”的态度,立假说,以待后来审定。其二:“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一一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在这里他已经把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俨然等同于西方科学之法,以大加提倡。这与胡适之所提之“科学的方法”又极为相似了。无论如何,梁于此时把史料对于治史学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定地位,并与胡适提倡的方法也较为接近了。这时候梁启超在面对“科学的方法”时更多的是接纳与吸收。
  三、“科玄论战”中的梁启超
  1923 年2 月14 日, 张君劢与丁文江之间进行了一场“科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此处的争论虽不是直接对于史学治学方法的讨论,但由于当时胡适主张把科学用于指导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次争论来观察当时身处其中的梁启超对于科学的态度。有学者认为,“战争的主将是张君劢和丁文江,但主角实为梁启超和胡适。”当时胡适之所代表的是崇拜科学一派,而梁启超则被视为唯心论者,是眷恋玄学的一派。在争论之中,争论的双方总是被简单地看成两种极端的对立。其实此时的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什么“玄学鬼”,而是对科学保持着一个理智的“中间偏玄”的立场。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 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 就是情感……一部人类活历史……想用科学方法去支配他, 无论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没有价值了。”这是说实际生活中人的生活产生的历史。它既需要理智也同样需要情感的参与。而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梁启超不是绝对地反对科学,反倒认为科学能给当时的社会进步带来好处,但同时他又对科学保持着一份警惕,“反对科学的误用”。他自己尝说自己“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从此抛弃科学的误用, 便可为科学立一个再生的纪元。”
  四 、梁启超的反思与古史辨派的前进
  在经历过“科玄论战”后,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史学方法又产生了新的反思。他在其《补编》之第四部分,“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他认为其中“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他主要批评了当时治史学者的三种不好的风气。第一种是“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 专向可以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真史料不去整理……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面目了”。其实,这种方法产生的就是乾嘉学派的弊端。当时的史学研究已进入国故整理的第二期,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新的方法的指引, 如果一味按照上述的路子沿续下去,那就不是向前发展的方向了,反倒退回到了乾嘉考据学的路子上去了。第二种是“史料钩沉的风气”。梁启超认为这些史学家“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6]202第三种是“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有人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 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 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这三种对待史料的态度都是他不赞同的。不难看出,他在此处批评的应当就是此时风头正劲的“古史辨派”的代表———顾颉刚。顾颉刚是沿着胡适的道路发展下来的, 他把胡适对于史料的怀疑态度发展到了极致。这时候顾颉刚等人面对的书浩如烟海,在他们看来皆可能是伪书的史料, 要把这些史料辨得出真伪已是不易。他们缺乏更广阔的视角,用一种大的历史观去为当时的社会提供更有意义的东西。而__这,却是在当时被视为“老人”的梁启超最擅长的,也是他最主张的。梁启超一直认为历史应有功用, 但他是绝对不能认可胡适、顾颉刚等人只埋头做一些疑古和考证的功夫的。在《补编》中他提出的历史的意义应该是其人生后期思考的结果了。他说:“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老是往这条捷径走, 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
  在梁看来, 历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的考据与辨伪,这偏离了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它应当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并为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在当时整个学术的治学方法和风气盛行的社会, 他也不免在当时把史料的考据与辨别看得重了一些。在“科玄论战”后,梁于治学上的冲突便逐渐消失了。他在这种辩论中找到了一条褪去了胡适、顾颉刚等人激进色彩并与之前梁启超式的史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一种较为温和的路子。某种程度上说,梁启超在此时相较于《研究法》出版时,把史料等考据方面的工作视为提供资鉴的基础性工作。他在《补编》篇末作了诚恳地反思:“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徼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着重了史料的搜集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
  然而, 当时的史学界并没有因为梁的反思而改变胡适所开创的道路。反倒是在胡适的基础上越走越远。1928 年,傅斯年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认为历史学即是史料学。要“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 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认为“推论是危险的”,“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了。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便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7]8。并且此时的傅斯年筹建起来的史语所已经不满足于方法的科学,而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余英时认为,“如果说胡适‘整理国故’尚徘徊于中、西两种学术系统之间,傅的《旨趣》则毫不迟疑地准备超越中国的学术系统”。可以看出,傅斯年在胡适的基础上又向西方靠近了一大步。
  五、结语
  梁启超一直试图引领当时学术的潮流, 但当胡适带着西方的“科学的方法”回到中国时,他不得不面对胡适的挑战。这种挑战与冲突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其自身。而他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下,完成了自己学术思想的又一次变革。当二者在梁启超身上达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程度时,其内在的冲突便逐渐消失。而沿着胡适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则是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与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风头正劲的他们,不会体会梁启超从时代的引领者,变为时代的跟随者,再变为时代的反思者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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