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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谈历史的再现与国家政治

作者:2015-08-06 14:10文章来源:未知

 

  作为“社会控制中介”的课程(包括历史、语文、音乐、艺术乃至科学、医学等科目),大都体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传达民族国家“归化万民”的教育政策之使命;但更具社会学蕴涵的课程,则主要是“文科”课程。其中首要的,当推历史科目。一如迈克尔·欧克肖特说:“每一个社会,都通过在其历史书中做出的强调,建构了它自己命运的学说,它将其保持至今,其中隐藏着它自己对它政治的理解;对这传说的历史研究—不是暴露它的错误,而是理解它的偏见—必定是政治教育的一个突出部分。

  然而迄今,对我国历史教材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并不多见。为此,笔者拟在此方面作一尝试。笔者选择的分析文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历史》(初级中学课本共四册)。因为这套教材几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大陆通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它前承20世纪2030年代逐步形成、40年代定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继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义务教育中国历史教材,除了对某些细枝末节稍作修改而外,基本思想及框架结构与之一脉相通。可以说,这套教材的历史效应与思想影响涉及到一代人乃至1949年以后所有受教育者的历史记忆。虽然这套历史教科书本身已成为“历史”(已更换为新“形式”的教材),成为一种“实在的事实”,但笔者对此的分析所追求的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人群所记忆的事勿。尽管这种作为“历史的事实”之分析未见得可以“定论”,但那套作为“实在的事实”之《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盖棺”,有待研究者去研究。

  查看《中国历史》的“目录”(即编年史,the chronicle)及“大事年表”(即年代记,the annals)可以发现,中国历史的架构采取的是“五阶段论”的历史分期,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起讫时问在《中国历史》各分册附录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这一年代记中有着更为明晰的体现。不过,这种“五阶段论”路线图要得以具体而丰富地绘就,还必须依赖合法化的历史叙事,亦即要将实在的事件(李大钊所谓的“死的历史”、“实在的事实’,)加以叙事化(变成“活的历史”、“历史的事实’,)。这就关系到历史再现的第三种基本类型,即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前两种分别是the annals}the chronicle)了。

  历史需要的是叙事,“没有叙事,也就没有历史”团。编年史只是一种普通的时问再现……事件“在其中”发生,而叙事表达的则是一种不同于编年史所表达的意义的“他”意。正像怀特所论述的那样,“只有当我们希望赋予实在的事件一种故事的形式时,叙事才成为问题”;“(经过叙事化的)这些事件是实在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发生了,而是因为,首先,它们被记住了,其次,它们能够在一个按时问先后排列的序列中找到一个位置。……实际记录在叙事中的事件看上去是实在的,这恰恰是就它们属于一个道德存在的顺序而言的,也J哈恰是就它们从自己在这一顺序中的位置获取意义而言的。

  正是因为被描述的事件有助于或无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它们才在证实了其实在性的叙事中找到了一个位置;而“构造完好的故事一般具有中心性主题、适当的开头、中问和结尾以及一种能够使我们在每一个开头都能看出‘结尾’的一致性”。怀特用反问的方式提示人们注意:那些给定的一连串事件除了“道德教化的”结局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结局昵?无论何时,我们能够在不进行道德化的情况卜实现叙事化吗?回答是当然否定的,因为叙事化的话语适合道德(政治)化判断的目的。

  此一心理,可谓这一母题在国人身上的基因传递。受这种目的论的制约,《中国历史》书写呈现出“落后一先进一落后一先进……”、“革命总在反动后”或“反动之后必革命”以及“革命一灭亡一发展一革命……”的循环进化论色彩,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四册五编57章—从第一编第一章“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群”到第五编最后一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化叙事,编织出体现“五阶段论”史学框架的完整情节。

  在《中国历史》五编57章的编写(叙事)中,土朝更替、政权易手的历史叙事大都围绕“后者前进一前者倒退”的仪式化母题来展开。比如,《中国历史》第一编“原始社会”的结尾,在肯定了“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后,在接着的第二编“奴隶社会”的历史叙事中,关于先秦夏、商、周三代的继替以及“奴隶社会的瓦解”就是这样叙述的: 在夏朝统治的四百多年里,奴隶们经常逃亡或者暴动。公元前}一六世纪夏朝的最后一个土夏柔在位。他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并且对人民进行暴虐的统治。人民恨透了夏柔,奴隶不断地怠工,反抗夏柔。居住在黄河卜游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领导卜乘机起兵。汤带着许多部落打败夏柔,夏朝灭亡了。

  这里,商朝是作为“腐朽”、“暴虐”的夏朝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可谓“社会进步”方向的代表,以至商朝势力最大的时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然四百多年之后,“腐朽没落的”商朝最终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先进的”西周: ……奴隶不堪忍受奴隶主血淋淋的阶级压迫,他们经常怠工,破坏工具,逃亡,以至暴动,沉重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商朝的最后一个土商封的统治非常残暴。他终日饮酒作乐,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人民表示不满,他就加重刑法,残酷镇压。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商朝后期,径水、渭水流域商朝的属国周,力量迅速发展。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周武土带领西方、南方各部落的军队,进攻商封。商封自杀,商朝灭亡了。基于“革命/反动”母题和进化论史观的逻辑,以及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可知,接卜来的历史叙事便是西周的灭亡,因为历史的车轮总是来者先进、进步、革命,往者落后、腐朽、反动: 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周土不断发动掠夺战争,奴隶和平民(周朝的被统治阶级)的负担越来越重。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即平民的武装暴动。“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奴隶制土朝,动摇了西周奴隶主的统治。公元前771年,少数民族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结束。—《中国历史》(第一册)第27132页 第三编“封建社会”的叙事主线是“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繁荣和融合的加强、巩固和渐趋衰落”。

  其问,秦、(西)汉、隋、唐、(习山宋、元、明等朝代,都是亡于各自朝末年的农民战争,而其叙事主调依然是“先进”打击、进而取代“落后”;继而又被后来的“先进”者所打击、所取代。当然,后者的“先进”更多的是作为前者“腐朽”与“落后”的反衬而出现的;每一次农民战争也多有官逼民反的色彩,围绕的暗线则是土地兼并以及相应的农民与地主之问的阶级斗争。同时,对于农民起义,《中国历史》的叙事或赞其勇猛、或叹其悲壮、或哀其不幸、或憾其终弃,颂扬之辞溢于言表—这些多少都为后来的“工农革命”、“土地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合法化叙事定卜了基调,埋卜了伏笔,作好了铺垫。 譬如,对于秦末的农民战争,《中国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 秦朝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是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公元前209年,一批穷苦的农民九百人被征发到渔阳戍守边地。陈胜和吴广是其中的两个小队长。他们走到薪县的大泽乡,遇上大雨,道路被冲毁了。按照秦法,误期都得处死。九百人眼看都活不成了。于是,陈胜、吴广杀死押送他们的军官,号召大家起来推翻秦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在大泽乡点燃了。秦末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它以急风暴雨之势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陈胜、吴广的革命首创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烁着永不磨灭的光辉。

  汉高祖刘邦及其功臣们因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而深受秦亡的教训,汉初的“修养生息”政策促进了一个“强盛的西汉”的逐步形成,并奠定了汉朝四百年的基业。然而,它终究难脱“先进”尽头是“没落”,最终走向“瓦解”的厄运: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交替控制了中央政权。贵族、官僚们的家里堆满了金银、财宝,连狗和马都披上绣花的丝织品。广大的农民无衣无食。184年,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准备、有组织的农民起义。在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卜,东汉政权瓦解了。

  经过黄巾起义打击后的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地方官吏纷纷招募军队成立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自公元200年至589年,出现了史称的“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也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300年问遍地称土立帝的混乱时期,北周的外戚杨坚夺取政权,建立了短命的隋朝: 隋场帝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农民的无比愤恨。611年,山东长白山农民在土薄领导卜发动起义,全国各地农民纷纷响应。618年,隋场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腐朽残暴的隋政权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覆灭了。 对于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繁荣”的唐朝,《中国历史》以三章的篇幅来书写,其中两章的标题—“唐朝前期的繁盛”和“唐朝的衰落和唐末农民战争”—透露的依然是“先进/落后”的历史叙事主题和“由盛而衰”的历史演变进行时。而其具体的叙事手法,仍旧是由对早期统治者的褒扬到对后期统治者的贬挞;由对前期农民辛勤劳作的歌颂到对后期民不聊生的渲染,以至对农民起而革命的肯颂。 历史不能重头再来,历史又是何其相似。就像汉高祖刘邦及其功臣们记取秦亡的教训、推行“修养生息”的政策而成就一个“强盛的西汉”一样,子承父业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大臣们也“常常回忆隋亡的情景,警惕重蹈隋场帝的覆辙”,加上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政策得力”,所以在他治卜的唐朝出现了“比较清明”的“贞观之治”之繁荣景象。后经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治卜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及至唐玄宗统治前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唐朝后期,皇室、贵族、大官僚和大地主都大量兼并土地。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逃亡。统治者为了满足无穷的贪欲,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广大农民再也活不卜去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农民战争,首先在河南、山东爆发了。……起义军开进长安。在长安,他们对老百姓说:黄土(黄巢)起义为的是老百姓,同李家皇帝完全不一样,你们安居乐业好了。起义军把财物分给穷苦人民,长安城里一片欢乐。官僚的镇压以及对富家财产的占有,《中国历史》的叙事持有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为民除暴,地主阶级及富家是罪有应得;对于大齐政权没有一鼓作气而复遭唐军余部的反击,则抱以遗憾并分析失利原因;对于起义军的最后失败,则给予虽败犹荣的高度赞扬,认为其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起义军在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齐。大齐政权镇压了一批人民痛恨的大贵族、大官僚,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唐朝宗室,几乎全被杀掉。长安城里的富家,不少逃到乡卜;逃不出去的,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势、财产。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奋战}一年,行程几万里,席卷大半个中国,在长安建立了政权,瓦解了唐朝的反动统治。这次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进一步摧垮了魏金晋以来腐朽的士族势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中国历史》(第二册)第3637页 历史的轮回又是惊人的相似。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有近300年遍地称土立帝的混乱时期—《中国历史》称之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定性为“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相仿,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以后,也出现了50多年的割据混战即“五代l一国”时期,以及随后的辽、宋、夏、金、元等政权,《中国历史》称之为“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

  五代一国结束之后的北宋,虽然出现了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但伴随着宋初的土小波和李顺起义、宋中土安石变法的天折以及宋末方腊、宋江起义,宋廷终被金所灭。之后,又是南宋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其农民的“革命”起义: 南宋统治者对金屈膝投降,又借抗金的名义加紧搜刮人民。从前线败退卜来的官兵,也趁火打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宋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他们不断起义。五陵人钟相继土小波、李顺的“均贫富”主张之后,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就概括了农民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均分财富的愿望。这个口号振奋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精神。不久,钟相在一次战斗中被俘牺牲。农民军由杨么领导,继续同南宋统治者展开斗争。1135年,南宋政府派岳飞前去镇压。杨么被俘,英勇不屈,遭到杀害。南宋人民的斗争,打击了南宋土朝,阻比了金军的南卜,使南方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北方人民由于战乱,南迁的很多,更加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值得留意的是,这里的历史叙事一方面对钟相、杨么起义的革命起义和英勇不屈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却并没有苛责前去镇压并杀害杨么的南宋统治者的代表岳飞。其不免矛盾的叙事逻辑可推断如卜:第一,杨么是人民革命的首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其起义“既打击了南宋土朝,又阻比了金军的南卜,使南方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这理应称颂。第二,岳飞被南政府派遣去镇压起义,可谓忠君报国,尽为臣之义,这也无可厚非。由此二者,杨么的敌人(南宋朝廷)的朋友(岳飞)的行为就情有可原,岳飞似乎并不是杨么(故意)的敌人。第三,“岳飞是南宋抗金将领里最杰出的一个”,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他们“作战勇敢”,在抗金斗争中“多次取得辉煌战果”。如此,在“阻比金军南卜,以利南方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也就是在“华夷对立”思维的逻辑卜,岳飞与杨么有着共同的利益与相似的功劳,均当褒扬。第四,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因害怕主战派取得胜利对他们不利而命令岳飞班师,使其“}一年之功,废于一旦”,为此,岳飞痛心,“军民一片悲愤”。这分明是在说,岳飞与杨么,都是“人民”的代表,在君民关系上也都站在了人民一边。第五,在杨么被杀害之后的1141年,宋高宗和秦桧解除了岳飞的兵权,秦桧还指示爪牙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杀害了岳飞。《中国历史》就此卜评语说:“岳飞坚持抗金,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他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这样,君臣之义又让位于忠奸评判,岳飞被奸臣和其背后的反动统治者连手加害,可谓与杨么死于共同的敌人之手。

  可见,这里的历史叙事以“好/坏”为母题与基轴,并不断变换方向,衍生出如卜几种(对)情感炼金术的范畴:君/臣之义,忠/奸之别,军/民之情,生/死之誉,君/民之恨,善/恶之分,进/退之理,华/夷之辨。随着“好/坏”叙事母题的焦距调整和方向切换,不同人物与相同事件的正负形象及其历史评判也随之腾挪变换,花样流转。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岳飞抗金、杨么起义、秦桧谋杀、南宋对金称臣之类的事件不真实;而是说,“任何特定的一系列真实事件都不会原本就是悲剧的、戏剧的、闹剧的,等等,而只能通过在事件之上施加一种特定故事结构的方式被建构成这样。因此,赋予事件以意义的是选择故事类型并把这种故事施加给事件这两种行为。这种编织情节的效果可以被视为一种解释,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任何一种演绎推理中作为共相出现的概括都是文学情节的主题,而不是科学的因果规律”。这就难怪海登·怀特语出惊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

  有一项实证研究亦显明,“历史课本作为历史教育的材料,是后人对于历史予以解释的结果,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中的地位不会长久不变化”。历史学者孙江等人的研究更是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自南宋以降由官方主导的岳飞叙述的变迁“路线图”:在蒙元治卜,以抗金为主题表现华夷之辨色彩的岳飞叙述自然为当局所不容;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重新唤起中原人民的历史记忆;满清时期的岳飞叙述则重在宣扬君臣之道;晚清的革命党人复又将岳飞纳入汉民族反满的谱系里加以叙述。岳飞叙述主题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由来已久的积习。“岳飞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岳飞”,“叙事”与“历史”貌合神离。只要当卜需要,岳飞可以被叙述成忠孝两全的道德楷模,或是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与这一符号意义无关或相抵触的史实皆被过滤干净,驱逐出官方主导的公共记忆。相比说来,还是《中国历史》中岳飞叙述的策略比较多变,它以不断切换的视角来丰富岳飞叙述;但正如上文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求全责备的叙事方式又不免漏出顾此失彼乃至相互抵悟的破绽与矛盾。

  在这些情感炼金术中,看起来似乎只有“人民”是惟一不变的历史正角:走投无路因而造反有理的农民起义自不待言,就连因躲避战乱而南迁的北方“难民”,也是“更加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以“人民”为秤星而标码定价,正所谓“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并不是一种作者可以随意塞入故事中某个地方的事件;它应该是一种能够‘促成’‘情节发展’的事件”。因为人民,正如《中国历史》叙事所欲表明的那样,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前进方向的代表。《中国历史》叙事的总情节就是“反动之后必革命”、“先进总归胜落后”,最终完成“五阶段论”叙事主题。

  不过不可忽略的是,上述历史叙事中的人民也只是“南宋的”(附带地也包括原北宋统治区的农民)人民,而且,阻比了女贞金人的南卜,就一定能使南宋的经济得到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华夷对立”思维制导卜的叙事手法的过火使用。对此予以佐证的是:南宋抗战派将领文天祥也因抗击蒙元的南攻,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慨就义形象而彪炳史册;南宋文人李清照、辛弃疾和陆游则分别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土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忧国忧民(南宋的“国”南宋的“民’,)的“传世名句”而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比肩而立。当然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也没有忘记把叙事基轴偶尔又切回到“人民”(不管哪里的人民)的主题上,把关汉卯《窦娥冤》这个“大胆揭露封建统治制的黑暗”的元曲代表剧目也略带一笔。而这种“华夷对立”思维的过火使用,却与《中国历史》“民族大融合与封建经济的发展”的上位叙事主题之问,以及与当今“五}一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政治宣言与民族政策之问,存在着不小的裂缝与矛盾。而且,往远大处回忆,这种华夷对立思维如此深重以至连原本自身就是“夷”的满清帝国也无意识地习得,逐渐怀着天朝心态而夜郎自大,日趋走向闭关锁国,以至酿成外敌入侵、邦民涂炭。从中小处来讲,这种“好/坏”、“敌/我”式的简化而对立的思维定势,已然成为国人的一种获得性心理基因:从待人接物要立分好坏人,到“文革”期问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指标”找“敌人”,都不能说与此没有某种因效关联。于此而言,因思想而伟大的帕斯卡尔留卜的警句颇值得我们深省: “为什么要杀我?听好了,你不是生活在水的那一边吗?如果你生活在水的这一边,我的朋友,那我就成了杀人犯了,以这种方式谋刺于你就是不正义的行为了。可是,由于你在水的那一边,因此我就是英雄,而且杀你的行为是正义的。”

  历史的发展到了佃农出身的朱元璋这里,他因参加元末农民战争(红巾军起力而发迹。经过“高筑强,广积粮,缓称土”的增势战略,他逐步由佃农翻身为皇帝,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并继汉唐两朝之后,开创了又一个基业逾两百年的封建土朝。同样的历史叙事主题曲是,朱明土朝作为继“衰败”的元朝之后“先进”的取替者,因采取“利农”措施而逐步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继续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它在前期成为世界上一个富强的国家,中后期则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接卜来便是这个土朝由盛而朽、农民战争觉悟水平步步高的历史叙事:

  明朝后期,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非常腐朽。宦官魏忠贤独揽大权。他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无恶不作。极端残暴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把广大人民逼近水深火热的困境。……陕北农民忍无可忍,纷纷举起造反的大旗。他们攻占城堡,杀死官吏,打开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饥民。1640年,(出身贫苦的)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针对土地高度集中、赋税}一分沉重的现状,鲜明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新水平。明朝的腐朽统治,终于被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推翻了。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被赋予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个由广东科举多试不第的农民洪秀全发起的起义,发生在曾经是“亚洲东部最大国家”的大清帝国之内忧外患时期,对于其业绩与失败原因,《中国历史》是这样书写的: 由于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的支持,由于领导集团的错误,也由于农民阶级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太平天国没有能够推翻清朝的统治,最终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战斗了}一四年,势力发展到}-八个省,先后攻取六百多个城市,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太平天国的光辉业绩,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继续战斗!

  在《中国历史》接卜来的叙事中,战斗当然会继续,其中主要的就是“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却“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因而其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闪烁着光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以及紧接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至“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太平天国“组织武装”、“建立政权”的成功经验,以及“领导集团的错误”、“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的失败教训自然也会被发扬和记取。这在其后的历史叙事中多有体现。兹仅摘两例,一个事关“指导理论”问题,另一个则是土地的农民所有制问题:

  1917年11月7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一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一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逐步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在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30年,他(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革命的实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忠心拥护,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这样在五阶段论的目的论制导卜,完成了共计五编57章的历史叙事,作为高潮的结尾是完满而大团圆式的,同时也是预示着新起点式: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无比欢欣鼓舞的日子。卜午三时,在首都北京天安门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了灿烂的五星红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二l一八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人民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其中,对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体的解释,也体现了“革命/反动”、“人民/敌人”这一政治教化的母题和历史叙事的主线: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实现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卜,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从《中国历史》所引毛泽东的这段论述里可以发现,这里的叙事有一个转换点,即:在以往的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中,君民也就是(先进的)“人民”和(反动的)“统治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后),则成了“人民”与“反动派”的对立;通过“人民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这一叙事手法—其根据(几乎是原文摘录)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使得以往人民与统治者之问的矛盾与斗争不在场化、转移化了。这种敌我矛头的关键性转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后果,并达到了稳定社会的效果。从这里(1949)年的理论阐释以及其后(至少至改革开放前)据此而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与“人民”相对立的反动派包括了“五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此即大部分文献中所惯称的四类分子),以及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中的右派分子。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这五类分子,尤其是前四类分子,“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生存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构成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因为这个底层的存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纺锤形结构,保证了社会的平稳”。在这几}一年里,人们言必称“斗争”,谈“和”色变。这样的历史记忆,与现今倡导的和谐社会建构之问多有不适乃至抵触。看来,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以及关于它的记恨—笔者按该过去了。

  诚然,在《中国历史》的整个叙事中,不乏对一些朝代、时期的文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书写,但相比而言,这些多是附带性、补充性或铺垫性的用笔。《中国历史》叙事的母题或者说基调,是“一乱一治”式的政权与朝代更替史;叙事的情节主线是“革命总在反动后”;围绕的焦点是土地兼并以及农民和统治者之问的矛盾;情节发展的动力是农民(人民)起义及其革命推动;而其结局则是“五阶段论”史学框架的规范性完成。综观说来,这是一种目的论叙事,通过整体认知方式、线进化观和大通史写作手法,并配以历史大事年表和表象插图,《中国历史》教科书彰显出一种“五阶段论”的趋势论情结;围绕于此,《中国历史》叙事中还夹裹着复杂的情感炼金术,以陶冶受教育者的进退观、善恶观、生死观、义利观以及敌我观,厘定受教育者的情感编码与价值秩序。情感世界与价值秩序。由此,也可像巴尔特那样说,历史叙事“并不显示,并不模仿……(它的)功能也不是去‘再现’,而是要去建构一种景观”。秉承定型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精神的《中国历史》叙事及其教学,通过一个这样的景观建构,向受教育者传播了这样一种政治信仰教育的要旨:即要弄明白“我们从何而来—现处何地—将奔向何方”。正如开篇所言,每一个社会都通过在其历史书中做出的强调,建构了它自己命运的学说。国家命运的学说建构于历史书中,而历史的再现则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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