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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镇与晖福寺纪略

作者:2016-09-18 18:38文章来源:未知

  汉魏以来的李润堡和李润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名重一时的重要军镇和卫护长安的战略重镇,前秦、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都在李润镇派有重兵把守;李润镇也是关中西羌即李润羌(活动于今青海湖以东,甘肃临洮以西的羌人)的聚落中心和羌族战争的重要发生地。李润镇是著名战争典故“六十里和六百里”及盖吴起义的重要地区。前秦时期的战争文化明碑《广武将军碑》和《邓太尉碑》(修葺)立于李润镇故地,是研究汉魏以来及南北朝时期羌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资料。碑文内容显示李润羌对于两块碑的设立贡献突出。李润镇也是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发展的重地,建立于李润镇的佛教名寺晖福寺名重一时,晖福寺碑流传于后世,反映了关中羌族文化的发展水平。李润镇主要领有今澄城县、合阳县、大荔县北部以及蒲城县东北的永丰和避难堡(澄城县前身北徵邑故址)一带,其镇治李润堡位于现在的蒲城县永丰镇一带。

  一、李润镇与晖福寺

  李润镇是羌族文化中心。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羌人王庆时在李润镇北乡(今陕西澄城县北寺村)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晖福寺,开启了北魏关中建寺造像崇佛礼佛的先河,推动了关中佛教文化的发展。晖福寺也是北魏羌族佛教文化的标志性建筑。羌族原信仰巫术,迁徙到内地以后改信佛教,后秦时期姚兴大力推行佛教,“佛教乃在关中地区大盛”,对关中羌民影响很大,羌人普遍信奉佛教。北魏从高宗文成帝开始一改太武帝灭佛的政策,于兴安元年(452)下诏恢复佛教,命州郡具造寺,许百姓出家,从前毁坏的寺院很快修复起来,又新建了一批寺院,晖褔寺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晖褔寺的建造者王遇(王庆时)具有双重身份,他是北魏政府的官员,而且是受到孝文帝及孝文帝祖母文明太后宠幸的官员。这三个人的共同特点是潜心礼佛,“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孝文帝“遐想虚宗,绍崇道教”,王遇也崇信佛法,在佛学方面很有造诣,这反映了在北魏社会上层佛教文化的兴盛程度,也是王遇建造晖褔寺的政治与文化基础。王遇还是西羌钳耳氏首领,其家族“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钳耳氏和冯翊羌酋党道子、不蒙娥等均属于李润羌酋,参加或支持甚至领导反抗后秦、大夏、北魏起义斗争的,正是这些羌酋首领。《王遇传》载“遇坐事腐刑”,马长寿先生认为王遇的遭遇“显然和拓跋焘的征服李润有关”。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北魏宫刑一般多用于谋反大逆之子孙”。由此可以认为“遇坐事腐刑”与拓跋焘诛杀李润叛羌有关。遭遇腐刑的王遇与北魏政府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并且得到了孝文帝和文明太后的信任和重用,对北魏的佛教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遇先后主持建造了平城东郊的祗园精舍、武州山的镇国寺和护国寺石窟、方山永固陵暨思远佛寺等佛教文化的建筑。晖褔寺是王遇在自己家乡的杰作。《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记载了晖褔寺当年的盛况。王遇“罄竭丹诚,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他“择形胜之地……旌功锐巧,穷妙极思”,建成晖褔寺。晖褔寺“崇基重构,层櫩叠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翠林渌流,含荣递映,蔚若灵椿之茂春阳,嵬若翔云之龙蒙氾。金仪赫曜,彩绚光备”,令人“遗形忘返”。晖褔寺的修建,反映了佛教在北魏社会广泛流行的盛况,也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引领了关中地区建寺造像的社会风尚,“在太和年间最初首创建寺造像题名之风的,就是出身于冯翊李润羌酋大姓的宦官工庆时(遇)”。晖褔寺的建造,既迎合了北魏统治者上层“鼓淳风以怀万邦,洒灵泽以沾九服”的崇佛兴佛政策,也反映了羌族民众祈求安康和谐生活的社会心理。由此可以看出,崇信佛教是北魏社会实现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羌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中最为兴盛的文化之一,晖褔寺的建造,反映了羌族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晖褔寺的修建以及由此引发的建寺造像题名之风,追根溯源,与李润羌和其他少数民族频繁的战争经历有密切关系。马长寿先生指出:“造像的盛行是由国内阶级矛盾和部族矛盾所爆发的多年战争而发生的;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上得不到满足,因而希望释迦帮助,在来世得到快乐;从北魏太和年间到隋初所有造像铭文都反映这一点。”崇信佛教是饱受战争磨难的各民族寻求心灵慰藉的文化途径,晖褔寺的建立,成为羌族民众敬佛礼佛的重要场所,李润镇也成为关中西羌的文化中心。民国前在澄城县设有晖褔乡,以志纪念。2015年2月15日,笔者驱车前往澄城县赵庄镇北寺村(原属罗家洼乡)拜访10余年来潜心研究晖福寺的郑崇海老先生。郑老先生年逾古稀,对晖福寺碑和晖福寺有着浓厚的兴趣。退休以后致力于晖福寺碑、晖福寺的研究及晖福寺原貌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写有《晖福寺碑鉴要》一文,自费绘制了晖福寺原貌图和晖福寺重建的设计图纸,为晖福寺的重建奔走呼吁,拳拳之心,令人敬佩。郑老先生说:“在初级社之前,晖福寺遗址尚存,几碌碡粗的柏树还有不少,‘文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先后有台湾、日本和国内不少学者到北寺村进行学术考察。

  记载晖褔寺建筑盛况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发现于澄城县晖褔乡北寺村(今澄城县赵庄镇北寺村)的如来佛庙,因当地民众祖辈倾力保护而流传至今。晖褔寺碑帖的广为流传,是在辛亥革命后陕西靖国军与北洋军阀的战争时期。河北献县人李涵础专门撰文记述了这一过程,辑录如下:

  记魏宕昌公晖福寺碑

  宕昌公晖福寺碑魏太和十二年建。碑首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碑文正书,字体浑厚。康南海广为舟双楫列为丰厚茂密之宗,颇不失其品第。碑在陕西澄城县北寺村如来庙中。乡人迷信,谓碑拓一次,地方数年不雨,或村上多死幼童,及将碑字划用油灰涂之,禁人摹拓。虽官宪求之,亦必群起反抗,故拓本稀少,价值昂贵。据该地人云,此碑初拓仅六七纸,碑首皆用朱色,乃当时留作纪念者。嗣后拓本,系在未用油灰涂封之前,帖贾偷拓,故模糊不清。予民国四年在长安竞购此碑,永无一获。迨七年冬,晋军援陕,驻防韩合。澄在合阳西四十里,为陕人赵老九占据。合阳则我军第三营驻守。予随支队长王君世卿驻韩城,公余之暇,偶然谈及金石,予以晖褔寺碑对。并将乡人迷信之故相告。支队长云,诚访心之,或有一得。随托人购求,事为赵老九所闻,使人往拓。乡人拒之,至于争斗。闻当时将赵卒击毙一名。赵复捕拒拓碑之人枪毙之,并将碑摧到。此八年春阴历四月初六事也。初十日运至范家哇,轧毙抬碑者一人,因暂置于该地。十二日始将碑运至县城劝学所,平放地上。赵乃令匠募拓,使帖贾出售,藉以筹饷,每张价五元或二元。但非遇精拓,字多模糊,唯全文仅三四字不能读。当时晋军买者颇多,予购买两张,又朋友赠送数张,于是前所梦想不得着,今则反赢书箧矣,岂非快事。然疱人虽不治疱,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若此碑因予之一言致于杀人移碑,岂物之明晦有数,非此则人永不能拓,必至于淹没泐废,故是碑之精灵所致,特予之一言而发其光辉,不觉感叹系之,因记其始末而传远久云。

  文章作者李涵础即李培基(1885—1970),河北献县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加入晋军,1918年晋军入陕时驻防韩城。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所谓的“晋军援陕”,指的是陕西靖国军与北洋军阀1918年10月至1919年4月在陕西的战争。晋军于1918年进占韩城、合阳,李涵础即在这一时期驻防韩城。赵老九,即赵树勋,白水县纵目村人,土匪出身。后来参加辛亥革命,曾任陕西靖国军第五路军支队司令,时任陕西护法军营长,驻防澄城县。后来加入直奉战争后,在胡景翼国民军任混成旅旅长。赵老九所部军纪松弛,经常抢劫老百姓。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的“赵家门楼”,系赵老九抢劫澄城县水莲古村史家河大户人家的院落整体搬到其家乡白水县纵目村,从而变成了“赵家门楼”。在李文中赵老九的表现亦可得到印证。这一事件的引起人李涵础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句话引发了澄城县驻军赵老九抢劫晖褔寺碑并致三人死亡的事件,令人扼腕。赵老九强行摹拓晖褔寺碑出售,筹措军饷,也算是战争社会的奇葩。晖褔寺的建造是战争的文化积淀,晖褔寺碑的面世也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文化的传播有其特殊的方式,尤其是战争社会的文化传播,总是出人意料。从此以后,晖褔寺碑帖有了比较广泛的流传。《金石录》《寰宇访碑录》《澄城县志》均有记载,是研究北魏佛教发展史及北魏建筑的重要碑刻。晖福寺碑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是北魏“平城时期书法艺术的代表作”,被康有为称之为“妙上品”。

  二、李润镇与澄城郡

  李润羌的主要活动区域,可以通过北魏在盖吴起义后废镇设郡的情况一窥端倪。北魏镇压盖吴起义,分兵诛李润羌后,于太平真君七年在李润镇故地设置澄城郡。“李润羌既下,即于其地置澄城郡,领县四,即澄城、五泉、三门、宫城是也。”镇压李润叛羌后,北魏政府撤销了军镇李润镇,代之于地方行政机构澄城郡对李润羌实施新的统治。澄城郡替代李润镇,使得我们可以明确李润羌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澄城郡。太平真君七年澄城郡管辖的区域有四个县,四个县当中澄城、三门均在今天的澄城县域内,并且北魏澄城县有今蒲城县的避难堡及永丰一带;宫城在今合阳县境内东北。五泉地跨今澄城县、合阳县与大荔县三县,位于澄城、合阳两县南部,大荔县北部。所以,澄城郡的范围大约为今澄城县、合阳县、大荔县北部以及蒲城县东北的永丰和避难堡(澄城县前身北徵邑故址)。这些地域应该是李润羌活动的主要范围。澄城郡是李润羌的集中居住地,北魏澄城郡治澄城县则是政治、军事中心。马长寿先生指出:“澄城县北朝时为李润羌故地,羌姓繁多。”作为李润镇镇治的李润堡当在澄城郡的范围之内,也就是秦东渭北地区。李润堡的具体位置在秦东渭北何处,历来是有争论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今蒲城说、大荔说、澄城说等。《晋书斟注·姚苌载记》注引《晓读书斋杂录》云:“陕西图经李润镇在大荔西北。”《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华州条记载:“华州:北魏太和十一年(487)设置,治所在李润堡,故址在蒲城县洛河东岸永丰乡境内,永平三年(510)迁治今大荔县城,西魏废帝三年(554)改名同州。”《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载:“李润堡古地名。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唐代贾耽的《郡国县道记》最初指出李润镇的方位。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八《关西道四·同州》条记北魏置华州事云:“按《郡国记》云,自今奉先县东北五十里李润镇,分秦州置华州理于此。”马长寿先生认为:“由县治而东北五十里入澄城县境之李润镇,则镇在澄城县治之西南明矣。”以上说法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李润镇位于秦东之渭北一带,大荔西北、澄城县西南、蒲城县东北的延伸线都指向三县交界的韦庄永丰一带。永丰属于澄城、大荔、蒲城交界地带,而且永丰的行政归属长期以来在大荔、蒲城、澄城三个县之间变动。永丰在历史上就存在地跨蒲城和澄城两县的情况。如澄城县春秋时期为晋国的北徵邑,秦设徵县,故址在蒲城县洛河东岸避难堡(属今永丰镇),辖区约为今澄城县及蒲城县永丰镇。以后蒲城县和澄城县各据永丰一部分,两县都有“永丰里”存在。1949年7月,澄城县将永丰区6个乡划归蒲城县,这才结束了永丰地跨蒲城、澄城两县的历史。1958年12月蒲城县永丰公社划归大荔县,1961年8月复归蒲城。因此马长寿先生指出的蒲城东北,澄城县西南其实就是指今蒲城永丰一带。《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所指李润堡“故址在蒲城县洛河东岸永丰乡境内”,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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