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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川本芳昭著述中国史的特点———以《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一书为例.

作者:2017-06-02 14:48文章来源:未知

  一、历史变迁的结构性分析

  在《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以下简称《魏晋南北朝》) 一书中,川本芳昭对历史变迁进行了结构性分析,这种结构分析不同于以往的规律性概括,它可以突破时间轴的桎梏,将历史提炼为一种结构特征,不局限于特定的时间范畴内,因此意义深远。

  ( ) 均质性社会被打破,阶层分化、私权出现

  东汉末年,阶层分化出现,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使得原本经济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别的平民阶层出现贫富差距现象,豪族阶层被分化出来。阶层所构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分层化,对一君万民、主权在君的秦汉帝国类型的国家而言,可谓是对政权存立本身都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秦帝国是均质性社会,而魏晋南北朝则形成分层社会,上层逐步向地方和中央晋级,一君万民的结构被彻底打破。豪族将普通平民阶层纳入自己势力阶层内,将先前集中于国家层级的税收纳为己有,垄断、兼并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公权开始受到私权的冲击。

  ( ) 意识结构分析

  川本芳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双方存在一种意识结构,这个结构超越了时间,几乎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更久。在汉族人心里,与胡族相比较,自身存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但在政治、军事上又有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 反过来,在胡族心里,有军事上的优越感和倾向汉文化的情节。概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在军事上的优势和汉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在意识上产生了一种结构,致使胡汉双方长期对立和不信任。

  ( ) 地权扩大与抵抗势力之间的矛盾皇帝追求自身权力的确立和扩大是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在北魏时期尤甚,因为在这段历史中,胡汉对立严重,皇帝无论偏向哪一方都有可能会造成权力和政权分裂。有些执政者信任并任用新人( 新近纳入国家版图的人) ”,而有的则依赖旧人( 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 ”,两种情况皆有利弊: 重新轻旧会招来旧人的抗拒,甚至政权的瓦解; 但若重旧轻新则与帝国国土急剧扩张、新人不断增多的现象相背离。因此,整个北魏的帝权呈现轮流偏重新旧人的情况,而皇帝的权威必须置于超越胡汉对立、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样才能将矛盾统一,而这种对立统一成为跨越时间界限而存在的一种结构性模式,即便在魏晋之后的历朝历代中不是新人旧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却也存在着其他势力之间的对立统一,如外戚与宦官,文官与武官等。

  二、解构汉民族的形成史

  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一书中最精彩的内容之一是对汉民族的解构。作者用了一整章来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的非汉民族。从三国时期势力强大,一度迫使孙权降低姿态,足以牵制吴国国力的山越”( 大致分布在长江中游山区) 说起; 到诸葛恪平定山越立下战功; 再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原先被称为短人( 山越) ”的非汉族在战争中被沦为奴隶,并随着历史推移; 到唐一代,地方官为民请命,请求免去短人的奴隶身份,直至朝廷恩准之后他们被编入户籍,纳入大唐王朝统治体制之内,成为具有良民身份的新汉族。作者结合历史文献,脉络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山越随着汉人南下,被逐渐纳入汉人体系的整个历史进程。而四川的亦是如此。獠在南北朝时期遍布四川全境,之后随着汉人的迁徙与征伐,獠族的原住地已逐渐被汉人内地化”: 中央随后设置了州、县等许多新的行政机构,将獠及其原住地也纳入中央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据史载,西晋时期在中国西南部贵州地区,与蛮族结为姻亲的汉人被蛮族称为遑耶”( 有亲人之意) ,这些遑耶在当地惹是生非,形势不妙之后即逃入蛮地,受到蛮族庇护,蛮族地盘成为收容畏罪潜逃者的地方。作者认为由此可探析当时蛮汉之间的通婚关系,两者之间的混血程度已经相当,蛮汉的界限在当时已经模糊。

  三、中心影响边缘、边缘推动中心的史学观

  作者在开篇即提及,汉至魏晋积聚的文化巅峰对周边非汉民族有极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的混战又促使非汉族迁徙或侵入中原,导致各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更加频繁和混乱。而生活于乱世中的人们将救赎寄托于宗教和文学,这又推动了佛教、道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和诗词绘画等艺术同时达到一个巅峰。从这段历史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心的文化吸引了周边民族的迁徙或入侵,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混乱,而生活于乱世的人们将精神救赎寄托于宗教和文学,又再次推动了中心文化向巅峰发展。

  纵观川本芳昭笔下南北朝对峙的这段历史,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描述得淋漓尽致。北方政权虽为胡人所建,但胡人君主以中华自居,在其统治下的中原名士也逐渐认可胡人政权,并以中心自诩,视江南人为貉或野蛮人,他们自然质疑司马睿东晋政权的正统性,即使是汉人主政也被视为南蛮国家,统治着一帮蛮民。在中原士大夫的意识里,远离中原的南方都是边境( 边缘) ”。另一方面,在江南人士和北来人士的辅助下,统治南方大部分区域的东晋自认为承继了西晋的正统,是为中华的中心,都城建康更是中心的中心,所以视远离京师的地方皆为边缘,这个边缘既包括北方的政权,也包括自身统治体系之下的岭南等蛮荒之地。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存在并立多个中心和边缘,且这些中心和边缘处于相互转换的动态中。事实上,正是这种对立转换的动态逐渐混淆了蛮、汉、胡之间的界限,使得汉与蛮、汉与胡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亦成为现代汉族在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川本芳昭在全卷结尾部分详细分析了华夷秩序的变貌。原属于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魏,被中原的士大夫从排斥逐渐转变为接纳,并承认其属于北朝。而在北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唐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的正统王朝,盛极一时,其皇族的鲜卑血统也从未成为统治的障碍。这是一种意义重大的逆转。从秦汉到魏晋再到隋唐,历史的流向发生变化,被中心视为边缘的非正统在经历合法化的过程后逆转为中心,成为真正的正统。作者最后总结: 五胡、北朝、隋唐,甚至日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存在于中华的华夷秩序之中,继而成长壮大并最终突破这一体系不断崛起。笔者认为,这对思考近代日本社会发生转型,脱离华夏秩序,积极加入西方工业文明体系,乃至发动侵华战争及其之后对待二战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四、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更加客观、公正

  作者不完全以汉人( 华夏) ”汉王朝为中心脉络,在很多推动历史进程的事件中都突显出非汉人的参与以及他们的重要性,在行文中也多次向读者传递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相互吸收、借鉴的信息。比如,书中在叙述董卓尚在甘肃起家时,联合了当时逐渐强大的羌族,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配合何进灭宦官的计划,向洛阳进军,拥立汉献帝,遂掌握了政权。这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中鲜少有表述,也鲜少有国人知道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历史中有羌族助董卓这一件史事。

  国内的史书在述及五胡十六国时,经常会用到一个词来加以统括,即五胡乱华,对汉人王朝东晋着墨颇多,善于突显汉人王朝的负隅顽抗,以及北方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混战,包括他们对汉人王朝的野蛮入侵等,但川本芳昭显然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例如,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在年轻时被虏至山东做汉人的奴隶,但登基为王之后,为了改变胡汉之间不信任、相互对立的现状,对汉族实施保护政策,严禁胡人凌辱汉人,十分尊重汉人文化,甚至下令严禁汉人厌恶的一些胡人风俗,如服丧中结婚、续娶亡兄之妻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详述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爆发的数次战争时如是说: “根据汉族的史料记载,之所以进行讨伐,是因为蛮族扰乱了汉族的和平。然而,当我们站在蛮族的立场看待当时汉族所推动的开发、汉族的扩张这个问题时,讨伐则意味着汉族对蛮族领域的入侵。伴随着讨伐,王朝方面掠夺了铁、铜、银、盐等物质资源。另一个层面是,蛮族被抓去当兵或为奴,王朝方面又获得了人力资源。川本芳昭的论述提醒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历史,辩证地看待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作者的行文中可以看出,胡人政权及其统治者并非如一些著书中所说的对汉文化绝对崇拜,并进而被吸收、融合进汉文化圈; 相反,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意识,并把自己定位为统治本民族与境内其他民族的中国皇帝。比如,北魏太武帝向南朝皇帝写信自称鲜卑,并以鲜卑的强盛为荣; 接受经本土宗教五斗米教改革而成的新道教为国教,派使节祭拜鲜卑先祖的发家之地。

  五、将史地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叙述

  在介绍苻坚登上历史舞台的章节中,开篇即陈述氐族是当时生活在现中国陕西省和甘肃省的一个民族,他们以长安以西的武都、略阳为根据地,以杨氏、苻氏、吕氏等豪族为中心,势力不断增长,建立了前秦、后凉等政权”; 在叙述陈朝时,特意指出陈朝的一大特点: 它是第一个发端于在当时被称之为岭南的、尚未开发的一大片广阔荒野地带———广东及其以南地区,而在江南的中心建康建立政权的王朝。在论述五胡十六国时,清晰地列出民族与王朝及其创始者、都城之间的关联表格 ,使读者能迅速将王朝历史与民族地理分布、统治区域结合起来,形成整体的印象。笔者认为,较之按照时间顺序、历史事件更迭为线索的叙述方式,川本芳昭的表述显得更为条理清晰。

  六、十分重视历史的细节表述

  在论及王朝更迭时,作者会绘制出一张清晰的统治者氏族系谱图; 在出现一些民族称谓时,如鲜卑,作者会将鲜卑这一民族称谓从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直至6 世纪称霸一方,大到整个民族的迁徙进程,小到鲜卑内部各个部族的称谓、发家史等逐一交代清楚。再如,作者谈及北周年间时指出,是指被汉人看不起的比还要愚昧的种族,清晰交代出这一时期在汉人眼中周边民族的地位等级区分。此外,书中在叙述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常会附有考古发掘等佐证,如在说到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文中即附有拓跋部起家的嘎仙洞图片,并详载1980 年的考古经历及证明其为发祥地的佐证。

  其次,作者善用独特的视角描述某个人物的人生起落,有政治事件中的大人物,也有坎坷经历的普通人,以此从侧面解读一段历史的沉浮。如在描述侯景之乱时,作者用了一整节讲述《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先在梁、北周、北齐为官,后为躲避苛政携带妻儿顺黄河水南下,漂泊七百里亡命北齐,之后又经历侯景之乱、江陵陷落,在寒冬里一路步行至长安而生存下来,得以善终。作者认为,正是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才使得《颜氏家训》真实而刻骨铭心,成为中国人的家教典范,并认为颜之推的思想具有先进性,他试图打破当时的门阀制度,并力图缓和民族间的相互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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