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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例

作者:2017-06-02 14:49文章来源:未知

       一

  《大象的退却》2004 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刚一出版,包茂红教授就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指出这是一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谁也绕不开的著作。 可惜由于阅读和翻译的难度太大,在中国史学界,这部著作一直未能产生它应有的影响。梅雪芹教授领衔的翻译团队,花了七年时间,终于驯服了这头大象,使普通的中国读者可以一窥大象的风采。关于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突出特点,王利华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同一般的西方环境史著作相比,《大象的退却》一书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文献引用方面……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伊懋可涉猎中国古籍之广泛更是令人赞叹! ……除大量引用地方志外,作者高度重视古人笔记杂谭和诗文中的环境史信息,谢灵运《山居赋》、谢肇淛《五杂组》和张应昌编纂的《清诗铎》等,更被当作核心材料予以重点解读,这无疑是本书在史料运用上的一个重要探索,值得特别注意。

  《大象的退却》引用的中国古籍主要有三种: 方志、笔记和诗歌。在这三种类型的史料中,最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是诗歌。初略统计,《大象的退却》共引用一百多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其中引用最多的诗集是张应昌编选的《清诗铎》,约五十首; 其次是《诗经》,近三十首。另从《嘉兴府志》、《贵州通志》、《遵化通志》等地方志中引用诗歌七十余首。其他诸如屈原、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陶渊明、谢灵运等著名诗人的诗歌五十余首。仅从数量上说,一部五十三万字的中国环境史著作,居然引用了二百余首中国古典诗歌,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兴趣。

  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量引用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大象的退却》借鉴了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后现代史学的叙事方法,体现出历史写作的诗化倾向。克罗齐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对于环境史学尤其如此。环境史的魅力在于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而不是充斥着数据表格、艰深的代数公式以及精确到小数点第二位的百分比。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的三个维度》一文就讲述了三个小故事: 埃及的乡村,复活节岛的茅伊,约旦的梯田。西蒙·玛莎的《风景与记忆》讲述了三个元故事: 木、水、石。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同样讲述了三个故事: ( 森林) 、水( 水利) 、兵( 战争)

  对于熟稔中国古代典籍的伊懋可来说,《大象的退却》的写作不可能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道德经》)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严羽《沧浪诗话》) ,这些玄之又玄的格言警句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追求:大道至简。这种精神追求表现在历史写作中,即是以叙事的简要为美。唐代的刘知几说过: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在史学研究日益科学化、专业化的今天,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以其从容、舒缓的叙事节奏,洗练、简洁的叙事风格,征服了普通读者,成为世界环境史研究中最具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典范著作。

  治大史如烹小鲜,正是伊懋可追求的历史写作的审美境界。伊懋可深知,要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披沙拣金,写出一部上下四千年的中国环境通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结构方法。在时间结构上,采用以线( 环境主题) 串珠( 散乱史料) 、略远( 上古) 详近( 最近一千年) 的方法,以克服文献不足的问题。在空间结构上,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聚焦最具样本价值的三个点( 嘉兴、贵州、遵化) ,描绘出一幅中国环境史的印象画。在编纂体例上,全书十二章组成模式、特例、观念三部曲,看似随意为之,实则遵循由实( 经济社会史) 到虚( 观念史、思想史) 的基本思路,并暗含了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 自然环境、生产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整体结构看,《大象的退却》好像一首形式完美、格律严谨的中国律诗或英国十四行诗。

  不过,诗意总是与风险成正比的。在环境史研究中,将具有虚构和想象性质的文学作品作为支撑性史料,穿越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无疑是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中国古典诗歌以含蓄蕴藉为美,追求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种表意的模糊性使伊懋可陷入了证据不足和过度阐释的两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诗中透露的时间、地点、人物、植物、动物、地理、气候、水文等环境史信息,伊懋可只能点到即止,或者求助于大概也许可能的救命稻草。在最为玄妙的观念史的层面上,如诗中出现的天地阴阳五行自然等术语,则采用得意忘言、不求甚解的解读方法。而在作为支撑性材料的关键证据上,例如谢灵运的《山居赋》,伊懋可只能采用索隐派的方法,将其中记载的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一一坐实,从而陷入了穿凿附会、过度诠释的泥淖。

  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却》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用,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

  二

  文学作品是否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证据? 早在1921 年,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就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纯文学之文———如诗词歌赋等,除供文学史之主要史料外,似与其他方面,无甚关系。其实亦不然,例如屈原《天问》,即治古代史者极要之史料; 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即研究汉代掌故极要之史料。至如杜甫白居易诸诗,专记其所身历之事变,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状者,其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又无待言。

  梁启超的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现代的狭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虚构的、想象的,不能作为可靠的史料来源。事实上,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绝对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是不存在的。正如古德曼所说,纯粹的虚构与纯粹的非虚构是罕见的无论虚构如何虚妄或异乎寻常……都与真实的事物有关。以小说为例,梁启超指出,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以此而论,曹雪芹的太虚幻境,蒲松龄的狐鬼精灵,都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投射。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文学与历史本身就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历史的缪斯女神都是记忆女神( Mnemosyne) 的女儿。文学与历史都有着记忆母亲的共同基因,都是传承集体记忆的媒介。法国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就将诗歌视为一种铭刻历史记忆的媒介,称诗人为记忆女神的代言人: “诗句是一种鲜活的铭文,它就像被刻写在大理石上一样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对荷马而言,诗歌化就是记忆化,记忆女神向诗人揭示过去的秘密,向其展示远古的奥秘。

  在环境史研究中,如果我们将诗歌视为保存和传承环境记忆的媒介,就可以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一部中国环境史,即是一部农耕民族的记忆史。西蒙·沙玛指出,已出版的环境史著作都在讲述一个绝望的故事: “土地被掠夺、剥削,最终枯竭; 对土地保持着宗教般崇敬之情的古代文化已经被不顾后果的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者所取代。西蒙·沙玛认为,这样的绝唱虽然悲情动人,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农耕文明的整部历史———从中国人到苏美尔人———都难逃掠夺自然的罪责,只有旧石器时代的穴居人才能避免这一原罪。

  西蒙·沙玛的《风景与记忆》以立陶宛野牛向东撤退的故事开篇,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则以中国的大象向南退却的故事破题。在伊懋可绘制的大象退却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从4000 年前的上古社会到19 世纪的帝制晚期,大象是如何从中国的东北到黄河、淮河、长江流域,一步一步向西南一隅退却的。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何在? 伊懋可指出,最明显的解释即是,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下阵来。可以说,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表明,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

  根据伊懋可的观点,所谓环境史是指有文献证据的历史。因此,在《大象的退却》中,伊懋可将中国人与大象的三千年搏斗史追溯到西周时期。伊懋可指出,与野生动物争夺生存空间,是农耕文明发端的一个明显特征。《孟子》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伊懋可认为,这段记载大概描写了公元前两千年末期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我们不一定相信其中的细枝末节,但是可以将它作为对某种绵延不断的社会记忆的表达,所忆的则是一种反映了巩固农耕文化之努力的心态。在《大象的退却》中,伊懋可多次使用社会记忆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中透露的环境观念或心态。但是,一旦伊懋可的解释越过了观念史、心态史的范围,他的论证就陷入了证据不足的窠臼。

  以伊懋可关于中国上古时期森林滥伐现象的论述为例。伊懋可认为,人类与大象搏斗的第一条战线是砍伐森林用于农耕,从而破坏了大象的栖息地。在上古中国的心脏地带( 中原地区) ,森林滥伐的现象必然在《诗经》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理论上说,周朝先民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型,必然导致砍伐森林的现象。但是《诗经》中的描述能否证明周朝是基于森林滥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文明,则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例如以下关于伐木的描绘: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 《伐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伐木》)这里的伐檀伐木,显然是《诗经》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 起兴) ,不能作为西周时期滥伐森林的直接证据。再如伊懋可引用的《庄子》中的一个著名寓言: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这里的大树斤斧仅仅是一个比喻,很难反证伊懋可的观点: “现实中,森林确实遭到了破坏。这表明,文学作品的证据价值主要体现在记忆史、观念史、心态史的层面上,而不是经济社会史。这就是以诗为证的适用限度。

  三

  对于以诗为证存在的风险,伊懋可有着清醒的认识: “对于史家来说,诗歌是带有危险的原始材料,因为大部分诗歌的写作都是为了抒发情感而非传递信息。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这种危险无疑更大。因为诗歌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更是中国人保存环境记忆的重要媒介。一部中国环境史,离开了中国古典诗歌,是不可想象的。这就使伊懋可陷入了两难: “使用诗歌是要担风险的,但不用是不可能的。

  伊懋可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提醒我们思考,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采用以诗为证的方法,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风险? 从证据学的角度看,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处于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证据。对于环境史家来说,文学作品的危险在于: 模糊证据意味着证据不足。这种情形最典型地体现在史学界关于桃花源在哪里的学术争论之中。

  关于桃花源原型的猜想由来已久,而具有学术意义的讨论始自陈寅恪先生1936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桃花源记旁证》。在该文中,陈寅恪先生颠覆了一千多年来的流行说法———南方武陵说,提出了一个非常另类的观点: “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1959 年,唐长孺先生发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认为桃花源本是武陵蛮族的传说,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

  针对陈寅恪、唐长孺的不同观点,学界已有相关论说。 这些论说或者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讨论悟与证两种思维方法之不同取向; 或者在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纠结于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例如陈先生的堡坞避兵说,唐先生的蛮族避赋说,而忽视了两位先生的不同结论实乃基于同样的立论前提。这个立论前提,就是陈先生《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开篇的交代: “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止就纪实立说,凡关于寓意者,概不涉及,以明界限。在《桃花源记旁证》的结尾,陈寅恪又一次强调: “要在分别寓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淆。显然,陈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寓意与纪实之界限,实在是因为他所有的考证和推论,都建立在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之上。与此类似,唐长孺指出:“武陵是否真如记中所述的桃花源,可以不必指实,因为这毕竟是一篇寓意文。但作者说故事发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

  仅从故事的层面上说,唐长孺的观点似乎比陈寅恪更加稳妥。问题在于,既然桃花源的故事并非虚构,陈寅恪、唐长孺采用同样精到的考证方法,为什么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反证了《桃花源记》提供的是一种处于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证据,我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分出清晰的界限。对于史学家来说,模糊证据意味着证据不足。而对于文学家来说,模糊证据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文学作品的模糊性,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多种阐释的可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所以具有无穷的魅力,恰恰因为它是一首似是而非的朦胧诗,一幅亦真亦幻的印象画。桃花源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 是可见的,又是不可见的。任何坐实其真实地点的历史考证,都会陷入证据不足和牵强附会的泥淖。这种尴尬同样体现在伊懋可对谢灵运《山居赋》的环境史解读之中。.

  在《大象的退却》中,为了证明《山居赋》是中国传统上第一首、可能也是最伟大的一首论述环境的诗篇,伊懋可采用文学批评家常用的文本细读法,以自然科学家一样的严谨,对诗中传达的地理、气候、建筑、植物、动物等信息一一进行了精细的考证。

  在《山居赋》中,谢灵运像一位堪舆学家一样,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精确描绘了山居的近景与远景。其中远北则长江永归,巨海延纳……于岁春秋,在月朔望。汤汤惊波,滔滔骇浪。伊懋可认为,谢氏描绘的景观曾经是一条没于水中的海岸线,随着大海的后退,在岛屿之间形成了沉积平原,其中点缀着浅显的湖泊。远北的长江就是注入杭州湾的钱塘江,滔滔骇浪描绘的是钱塘潮的壮观景象。

  再如谢灵运对植物和动物的描绘: “其木则松柏檀栎,楩楠桐榆。檿柘谷栋,楸梓柽樗。”“鱼则鱿鳢鲋鱮,鳟鲩鲢鳊,鲂鲔鲨鳜,鲿鲤鲻鳣。伊懋可认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动植物,表明谢灵运已经具备了植物、动物分类学的基本知识: “谢氏对哪种植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生境有清楚的看法,同样,他对哪种动物生活在什么样的栖息地也很清楚。

  根据《山居赋》提供的这些环境信息,伊懋可最终将谢灵运描绘的具体位置锁定在北纬30 度左右的杭州湾南岸,即现在的浙江省上虞县境内。

  相对于陈寅恪、唐长孺的历史考证,伊懋可的研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似乎更能让人信服。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史学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环境史家必须兼用历史与科学两种方法。以复活节岛的茅伊为例。关于复活节岛的文字史料都是来自欧洲的探险家、传教士留下的,而对该岛18 世纪之前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史家不得不求助于自然科学。例如碳- 14 测年法表明,人类首次占领该岛始于公元600 年到800 年间。仅就实物证据而言,唐纳德·休斯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能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读文学作品提供的模糊证据。以关于桃花源的原型考证为例。在重庆武隆成功入选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之后,一位喀斯特研究专家来到重庆,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里,以桃花源桃源命名的地方比比皆是……其大致符合如下地理特征:“……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读到此处,熟悉喀斯特地貌的读者自会会心一笑,这最典型的桃花源一定就是天坑了。

  于是作者的笔锋自然转向了中国最深、最大的天坑———重庆奉节的小寨天坑( 最大深度662 米,容积1. 19 亿立方米) 。由于小寨天坑过于陡峭,显然不符合陶渊明对桃花源的空间描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不过,作者将桃花源与喀斯特联系起来,给环境史家提供了一条解读《桃花源记》的重要线索。如果桃花源就是喀斯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想: 真实的桃花源可能是一个适宜居住和耕作的大型天坑。根据中国天坑之父朱学稳先生的界定,大型天坑的最小容积是1 千万立方米。而在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型天坑中,只有重庆武隆的中石院、下石院天坑,其面积、深度和地貌最符合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地貌描述。

  那么,我们能否以科学的名义,自诩解开了《桃花源记》的环境密码,以此彻底否定陈寅恪先生的北方说? 显然不能。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并不必然就是喀斯特。在中国北方的非喀斯特地区,符合陶渊明描述的地方比比皆是。有学者指出,桃花源在武陵的流行说法,实际上是一千多年来文化建构的产物。自陶渊明撰《桃花源记》之后,迄至唐中叶,桃花源仍是传说中的意象,并无确指之地。唐宋之际,文人羽士开始有意识的从事桃花源的实体景观构建,这种努力最终导致公元963年桃源置县。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为了发展旅游产业,全国自称发现桃花源的地方不可胜数。其中,重庆酉阳桃花源景区的商业开发最为成功,是中国唯一以桃花源命名的5A 级景区。这反过来证明《桃花源记》是一个模糊证据。

  桃花源景观的文化建构使我们想到了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在《忽必烈汗》一诗中描绘的“Xanadu”( 上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湖南馆就将柯尔律治笔下的“Xanadu”桃花源合二为一,取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桃花源里·Xanadu”,并将“Xanadu”音译为湘都。更有趣的是,在格里尔森执导的洞穴探险电影《深渊》中,导演将柯尔律治笔下的“Xanadu”附会到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因为电影中那个与大海相通的深邃无比的喀斯特洞穴,非常契合柯尔律治诗中的意境: 圣河阿尔弗流进此处,穿越幽深莫测的洞穴,注入阴沉的大海。显然,柯尔律治笔下的“Xanadu”,不是忽必烈的上都”( 故址在今内蒙古) ,更不是媒体附会的湘都,与新几内亚的洞穴也没有丝毫关系,而是柯尔律治吸食鸦片之后做的一个梦。

  李征宇指出,从西汉到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赋存在一个从虚构走向写实的发展特征。谢灵运的《山居赋》是其中的代表。不过,谢灵运并没有完全遵照左思征实不诬、言必有据的做法,而是有意保留了辞赋的文学性。 尽管《山居赋》具有明显的写实特征,不似汉大赋的虚构夸饰,但它毕竟不是《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那样的地理学、植物分类学著作。伊懋可批评文学家韦斯布鲁克将钱塘江误认为长江。实际上,就现有的证据而言,《山居赋》中的长江,说是扬子江也未尝不可。由此可见,对文学作品提供的模糊证据,史学家最好采用模糊证明的方法,得出莫须有的模糊结论,而不宜以自然科学的名义,作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式的精确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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