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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感情的批评主义

作者:2014-09-05 14:07文章来源: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李长之提倡的“感情的批评主义”是一种以生命体验为核心,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观照的体验论批评。他以“同情”为主轴,对作家的生命意义进行细致的观照和深切的体验。
     李长之(1910—1978)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文论家、美学家。温儒敏将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称为“传记批评”,并认为在李长之的十多本论著中,功力最深的是那些“带批评性质的传论”。他“传记批评”的特色是在创作中领略作家的精神魅力,探寻作家的创作风貌与人格精神,他从不沉潜于史料的搜罗考证,也不满足于一般的描绘介绍作家的创作生活道路。1933年,李长之在《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与主张》一文中,倡导以感情作为批评的态度,以作品写出“感情的型”作为文艺的最高标准。李长之认为,要明白作者的本意,必须“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李长之给它定名为“感情的批评主义”:“我倒以为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见得亲切……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感情的批评主义”,是要撇开带有批评家自己个性的情感,进入创作者的情感世界,用作者的好恶和人生体验去解读作品,准确而又深刻地体验创作者的甘苦。“感情的批评主义”是深入作家世界的吟味,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批评者和批评对象感同身受的人生体验,是生命的内在审美体验。李长之认为,艺术作品技巧的极致是内容的极致,内容的极致是思想被化于情绪,“批评家批评时,无论对于内容和技巧,他所注重的,向读者所负的职责,并不高于对作者的同情”。
     这也就是说,批评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要涤除原有的个人体验,以一种普遍而客观的人生体验取而代之,实质上,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是一种以生命体验为核心,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观照的体验论批评。
     李长之“感情的批评主义”表现为一种爱憎分明、客观亲切的批评态度;他以“同情”为主轴,是对作家的生命意义进行细致观照和深切体验。李长之的“同情”批评,是通过想象和联想在经验感觉基础上的“情绪共鸣”。他将自己置身于批评对象的处境中,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批评对象融为一体,因而产生一种与批评对象的共识,甚至形成某些在程度上强于批评对象的感觉。正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序言中所写道的:“考证,我不反对,考证是了解的基础。可是我不赞成因考证而把一个大诗人的生命活活地分割于饾饤之中,像馒头馅儿。与考证同样重要的,我想更或者是同情,就是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
     在李长之传记批评实践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同情”这一批评术语以及李长之融入传主生命之中的同情。如李长之论及司马迁,“是极为积极,极为同情,对一切美丽的,则有着极度的热爱,而不能平淡”,“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这点上,司马迁了解最深澈,也最有同情”。又如,李长之以同情观来评判鲁迅的文学创作,认为《孔乙己》、《故乡》、《风波》、《社戏》、《阿Q正传》、《祝福》、《离婚》和《伤逝》八部作品是鲁迅最完整的创作和最完整的艺术,是能立于世界大作家之林的有永久价值的艺术作品。正是因为鲁迅满腔的同情,这八篇文章“透露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之深切的了解,对于愚昧、执拗、冷酷、奴性的农民之极大的憎恶和同情,并且那诗意的、情绪的笔,以及那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统统活活泼泼地渲染到纸上了……同情充满了他的全作品,虽然有时他为他所同情的人物之堕落而愤慨或激昂”。
     李长之从艺术体验的角度出发,更侧重的是对作家精神世界的体察,而非作家个人生活细节和文学创作原始资料的详尽考证。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折射,所以在他的传记批评中,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他对传主“精神进展”的探寻。他的批评内容多涉及作家的精神和人格等层面,将作家个体精神分析与文本解读圆观博照,互动而究。从此意义上讲,他的传记批评试图展现的是作家的心灵史。李长之在阐释《史记》一书的特点时,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心灵史”的批评思路:“更必须注意《史记》除了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对作家主体意识的高度关注,彰显了其独具一格的体验论批评。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以作家心灵体验为主来展开,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因而多有标新立异而又精辟独到的论断。在1935年完成的《鲁迅批判》中,李长之以其富有创造力的审美体验,捕捉鲁迅精神风貌和作品情感表现,以此来考察鲁迅的文艺成就。李长之认为鲁迅文艺创作本质是“诗人”和“战士”。他认为“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于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现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对于“鲁迅不是思想家”的结论,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显然,李长之是以西学的标准,哲学家的体系来界定鲁迅的“非思想家”身份,此说法因没结合当时中国国情而论,至今仍遭质疑。至于“诗人”鲁迅,李长之主要是从鲁迅的性格和情感出发,深入作家个体精神世界,将其个体精神气质和文学创作相关联而论。“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但因为“他在灵魂的深处,是没有那么消闲,没有那么优美,也没有那么从容;他所有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所以他并不是“吟风弄月的雅士”。再如,李长之认为鲁迅擅长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而非都市题材,并且不能写长篇小说,其缘由是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 他不喜爱“群”,爱孤独,不喜事。农村是他早年记忆的体验,他“虽生长在都市,却没体会到都市”,鲁迅“不能在现实生活里体验”,因而不适合创作都市题材。无“冷然的观照的”的态度,缺乏小说家“十分活跃,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性格特质。他的“坚韧、固执、多疑”更适于写农村, 写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
     当时,以瞿秋白、冯雪峰等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历史批评者普遍认为,鲁迅小说对农村题材的关注,是因为他锐觉到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是否觉悟和发动起来。而李长之以作家的个体体验为视角论析鲁迅的创作倾向:在取材上,最初“是无所谓的,并没有革命文学的、或平民文学、普洛文学的企图,他却只是真正有着一些偏不能忘怀的感印,他要写出来以驱散寂寞”,“鲁迅的作品可说都是抒情的。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在李长之眼中,孤独、寂寞、悲哀、痛苦与鲁迅深广的人道主义感情成了同实异名的东西,因而也不再是鲁迅作品的局限性之所在,而具有了崇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李长之是从情感意义和普遍的生命价值去体验鲁迅作品的,强调的是文学审美体验的特性。他并不将一切艺术现象都溯源到当时文学批评界所盛行的“作家世界观”论,摆脱了文学批评阶级观和政治观的束缚,为鲁迅研究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李长之以“内倾”的特质来解释鲁迅善于写农村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上偏于“主观与抒情”等方面的原因,并认为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而人格“全然无缺”,情感的病态造就了其作品的伟大,这些论断正是李长之把笔触指向鲁迅的情感体验,探寻其“内倾”人格特征和文学创作间关联的体验论批评的体现。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言:“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那种真正的孤独寂寞和痛苦的感受,恰恰是一个艺术家对人生体验进入到更高境界的标志。不难看到,即使在冯雪峰、瞿秋白的鲁迅研究中……他们体验不到鲁迅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寂寞,也无法真正进入到他最内在的心灵体验中去,从而与鲁迅的作品在心灵上就有些‘隔’,对他的艺术品位就有些‘离’。而正是在左翼马克思主义鲁迅研究留下的这一片空白地带,李长之的鲁迅研究开拓了自己的阵地,而在这块阵地上,他具有自己的优势。”
     在这之后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司马迁之人格及风格》等文学批评中,李长之对作家个体精神世界的体验更是驾轻就熟。《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生命流露”为视野,从“生命和生活”的层面,深入李白的精神世界中体验其诗作。如:“在李白这里……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更根本地说,就是生命本身了。”因为李白“生命力的充溢”,于是诗歌意象奇伟开阔:“他所取材的歌咏对象多半是雄大壮阔的:‘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这种局势,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来的诗坛上少有第二人”;诗歌风格清真豪气:“清真是李白对于诗所要求的一个标准;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而且因为李白生命力的炽盛,在情感上就显出了矛盾:“因为他要求得急切,便幻灭得迅速,结果我们看见他非常热衷,却又非常冷淡了一会是‘人生在世需尽欢’,一会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一会儿他以孔子自负:‘我志在删述’;一会儿他又最瞧不起孔子:‘凤歌笑孔丘’,矛盾多么大。”李白 “诗里常有‘忽然’的字样”,“忽然的情调”,而这“正是代表他精神上潜藏的力量之大,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随时可以喷出熔浆来。大家只知道李白的诗那么自然,冲口而出,真似乎妙手天成,却不知道这有一种根本的关系在,这就是他那充溢的生命力使然了”。李长之从李白诗歌意象、诗歌风格、情感表现和特殊用词等方面对李白进行了多方位的纵横恣肆的生命体验。
     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李长之对创作者司马迁的情感做了颇为淋漓尽致的体验式描写:“他这种情感,又不止是愤懑的、破坏的而己,却同时是极为积极,极为同情,对一切美丽的,则有着极度的热爱,而不能平淡。他对于孔子吧,称为‘至圣’; ……对于屈原吧,称‘能无怨乎’? ……就是对于季札,也称‘何其阅览博物君子’;对于韩非,也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对于苏秦,竟也说‘毋令独被恶声’;对于游侠,更说‘自秦以前,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至于他废书而叹的时候,更非常多,他读到《孟子》‘何以利吾国’,废书而叹;他读乐毅《报燕王书》,废书而叹;他读到功令,广厉学官之路,也废书而叹;他读《虞书》……又未尝不垂涕;……他的情感像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他之作《史记》,也决不保一个普通平静的学者似的,可以无动于衷而下笔着……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种感情而去着手了的。”
     李长之凭借丰富而深刻的体验,调动所有的感知和欲望、情感和理智、想象和推理等去亲身经历,和作家达到感情的共鸣,因而触及作家作品的灵魂,他的传记批评带我们领略到的是一个崭新而又深幽的自我精神世界。在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生涯中,他始终旗帜鲜明地呼吁:“批评以理解为基础,理解需富有同情心,但是中国往往太要求‘定于一’(这在政治上是一种长处,造成向心力的团结,但是在学术上就是一种阻力),太不能容纳不同于自己的立场。”
     李长之始终认为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取决于作家个人生命情感体验的程度,他的一系列文学批评也正是因为融入了较多作家个体生命体验,富有深刻的“同情”,使他的文学批评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 .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 [ M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90-292.
     [2]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382-391.
     [3]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4]李长之 .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 M ]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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