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欢迎来到中国论文网     

所有论文科目分类

中国论文网 > 免费论文 > 文学论文 > 文学理论 >

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经典的世代更替

作者:2014-09-05 14:05文章来源:武汉大学文学院

  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有多种角度,比如,从国家体制的演变着眼,可以将西周至1911年间的中国文化划分为封建时代的文化、帝制时代的文化;从文化的载体着眼,又可以分为以简帛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以前)、以纸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末至北宋)、活字印刷时代(南宋至清中叶)、机器印刷时代(清末以降);从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管理形态着眼,还可以分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近代文化;从“哲学的突破”着眼,则特别关注中国思想史上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几种不同的角度之间,有重合之处,也有歧异之处,各有其阐释优势,又各有其阐释盲点,因而可以互补而不能相互取代。

  从世代更替的角度选择中国文化经典,其首选无疑是“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时代落幕,文化史上的中古时代正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始于秦始皇,帝制时代的前期常常被称为“中古时代”,其主体部分为秦汉至唐末。但就文化性质而言,汉武帝时期至盛唐才是典型的中古时代,其特征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古时代的落幕,文化史上的近古时代正式开始。帝制时代的后期常常被称为“近古时代”,其主体部分是宋元明清。但就文化性质而言,唐中叶至明中叶才是典型的近古时代,其特征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四大奇书”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标志,而“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确立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传统己日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之前,这个新的文化传统是西学与中学相互冲突和融汇的产物。

  本文的讨论从考察“四书”取代“五经”的经典地位开始。

  一、“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与唐中叶以降的文化转型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有了经典意识,彼时有所谓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司马迁《史记》说到孔子删述“六经”一事,虽然自古以来争议颇多,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孔子确实多以《诗》《书》为教,有意识地强调《诗》《书》等典籍的重要性。荀子、孟子沿着孔子开辟的这条文教之路继续前行,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六经”的权威。

  经典化指向的目标是文化统合,这一历程在政治大一统的汉武帝时期初步完成。由于《乐》经久己亡佚,汉武帝时期己习称“五经”,其经典地位的确立离不开官方的制度性支持,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五经”博士的设立和“兴太学”政策。诚如《汉书·儒林传》所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李泽厚在《秦汉思想简议》中指出:“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与确立于汉代的政治一教育(士一官僚)系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了解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关键之一。”在这个系统中,教育、举荐、考核人才的内容和标准,都以“五经”为主。

  伴随着这一政治一教育系统建立的,是以“五经”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五经”成为政治、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导权威。汉代著名的“春秋决狱”便是例子。汉昭帝时,有自称卫太子者诣阙,公卿一时不知所措,京兆尹隽不疑下令逮捕此人,其理由是:“昔蒯馈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从而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卫太子狱”的判决方式并非个案,事实上《春秋》大义己经广泛渗透到下自平民上至庙堂的社会生活。“五经”所倡导的意识形态从法律、政治、道德诸层而影响着整个社会。

  自西汉至盛唐,经典的数目虽然不断增加,有“七经”、“九经”之称,但延续的仍是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这一体系从中唐起才逐渐被以“四书”为主的经典体系所取代。这并不是说“五经”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四书”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更大,“四书”取代“五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西汉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经”、“六艺”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续六经》授徒讲学,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经”。而中唐韩愈等人己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学》的重要性,发宋代理学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虽然学术主张不尽相同,但在论为学次第和内容时都有相似的见解,那就是对“四书”的特别重视。诚如吕思勉所言:“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

  “四书”替代“五经”,与经典诊释路径的转换有关,也与应对外来思想的挑战有关,前者关乎传统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而后者则是其所而临的外部环境因素。

  唐中叶以降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有个事实极为重要,那就是门阀贵族势力的衰落和科举出身的平民士人的崛起。陈寅烙注意到,南北朝时期的世族政治,在武则天以后逐渐被破坏,新兴的进士阶层与高门世族之间的对抗日趋激烈,唐中叶以来的朋党之争实际就是这两种势力的角逐,而最终,以守经重礼为政治资本的山东世族不敌由进士出身、以诗赋辞章为能事的新兴士人阶层,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演变的大势。

  对于经典,早期儒家采取的是经验式诊释,也就是以典籍所载圣人而对各种情境的应对方式作为指导自己而向外在世界的行动原则,这种诊释以人对外在世界的经验为媒介,而而对纷繁的外部世界,人情反应各不相同,以此为基础的诊释路径必然带来学术的分歧乃至分裂。 “早期的道学支持者目睹以人情反应为基础的诊释学愈来愈无法提供明确无误的诊释,于是进而不信任这种诊释学对圣人立意的媒介作用,他们另辟新径,以直悟圣人本心为目标”。经典诊释的路径转向对心性的体察和修养方面。

  “四书”取代“五经”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佛学冲击、挑战儒学影响力相关。相较儒学,佛学的优长在于其心性之学。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由波若本体论向涅槃心性论转化,佛学逐渐找到其特色思想议题,涅槃佛性成为佛学主流话语。对心性之学的纵深开拓,使得佛学渐脱玄学苑囿,至隋唐以降而大张其道,士庶上下的思想疆域多为佛学所占据。为了和佛学异端相抗衡,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必须对过去的儒家经典重新进行诊释,即回溯儒学原典中的心性之说,重建儒学心性话语。韩愈重视《孟子》《中庸》,发扬孟子的“性善”理论而分性之品次,李翱也标举《大学》《中庸》,在《复性书》中分辨情性。宋儒依托“四书”构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程、朱的贡献尤其重要。二程标举《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这个体系在宋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完成。他构筑起以“理一分殊”为核心的本体论体系,“理”是贯穿其中的具有本体色彩的概念,‘已是宇宙万物生成之源,又蕴含在一切事物之中。朱子通过重新诊释儒家经典,构筑起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体系。

  自宋以后,“四书”与科举考试关系日益密切。元初罢科举,元仁宗皇庆、延裕年间始恢复,在考试科目中正式规定第一场即从《四书》内出题,且只能依据朱熹的章句集注,从国家制度层而确立了“四书”的官学地位。至明清时期,八股文成为最主要、最关键的考试内容。八股文的别称之一就是“四书”文,因为“四书”在考试内容中占据主要地位,最受重视。钱大听注《日知录·科场》说:“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比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己。”

  在汉代,儒家的“五经”是通过与其他学派如法家、黄老学派竞争,取得官方制度性力量的支持而确立其经典地位,而在宋代,“四书”则是在社会思想领域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后被制度收编,换言之,“四书”经典体系的形成,是儒家内部学术话语转换的结果,体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的需要。要把握近古中国文化的特征,必须关注“四书”取代“五经”这一事实。

  二、“四大奇书”:对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格局的回应

  “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就常被论小说者并列,至清初,李渔更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自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为论小说者的常用术语。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出现,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深意—因为,“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正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

  “四大奇书”兴起的晚明,正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之权威遭遇危机的时期。明代文化发展的一大历史转折是明中后期程朱理学走向衰颓而心学大盛。自陈白沙开启明代心学,其后分为湛若水、王守仁两派,尤其是王守仁所开创的阳明心学,为其弟子所发扬光大。泰州学派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是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阳明心学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影响广泛,盛极一时。清人评论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一方而,士人对程朱理学和“四书”的公开批评时有所见,由袁宏道论“宋时讲理学者多腐”,冯梦龙低理学宗师程颐为“迂腐”,到李赞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羲”,可见一斑。另一方而,儒家经典的庄严性及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的严肃性也而临危机,一个例子就是游戏八股文的兴起。八股文本是“代圣贤立言”的文体,却被写成了“代才子佳人立言”的戏谑文章,《西厢》制艺等是其代表。

  大传统中的“经典”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权威遭遇危机,小说戏曲等的文化影响则迅速扩大。大体说来,明代文坛在中叶之前以雅文学为主体,台阁体居于雅文学的核心位置。明中叶以降,雅、俗文学开始进入并驾齐驱的状态,一边是前后七子和唐宋派的兴盛,另一边则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刊行和传奇剧演出的蓬勃景象,至万历年间,俗文学的发展进入鼎盛状态。文化人不仅是这些作品阅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小说经典地位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小说戏曲评点的勃兴是此时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李赞、袁宏道、汤显祖、金圣叹等一批文人先后参与其中。李赞声言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分别是汉代的《史记》、唐代杜甫集、宋代苏轼集、元施耐庵《水浒传》、明李梦阳集。袁宏道在《筋政》中视《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他表示,区分酒肉俗士与文人雅士的标准就在于是否熟读“逸典”。金圣叹编选“六才子书”,突破文体藩篱与雅俗观念,将《庄子》《离骚》《史记》《水浒传》《西厢记》和“杜诗”并列称赏。

  “雅与奇反”,“四大奇书”之“奇”,恰与“四书”之“正”相对而言。屠隆论及晚明的文化氛围时指出,当时的一般读书人“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以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诵而不己。”“四书”所代表的庙堂文化,其内容重心是关乎国家政教的“宏大叙事”,其精神向度是归于“中庸”之正。“四书”中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诸如《论语》中的德治、《孟子》中的仁政、民本思想等,也包含大量的关于儒家道德伦理的教训。而“四大奇书”关注的显然是有关世俗情感、道德经验的民间生活,其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奇”气,“把一本书列入奇书的范畴,就意味着它跟原来的文化格局不一样,创造了一种奇峰突起、奇气盎然的景观”。

  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说: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塑川使之不流,无怪气决裂溃败也。

  刘献廷的议论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是主张要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经典,二是确认小说戏曲才能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的文化,三是强调新的文化经典的确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一个重要的提法,也是对四大奇书文化特征的鲜明揭示。在中国文化史上,“原本人情”的指向往往是挑战既存传统,以建立新的传统。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稽康自称“不喜俗人”、“情意傲散”、“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刘谐呼孔子为“仲尼兄”,李赞为之喝彩,凡此种种,都是不满于既有经典格局的表示。中国人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中国文化在不断变化,确立新的文化经典势在必行。

  三、“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确立与现代文化的建构

  如果说“四大奇书”的经典地位还只是在边缘文化中获得承认,尚未得到国家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认可,那么,“四大章回小说”进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并确立其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的显要地位,则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分为主导的传统学术话语体系中,经学占据绝对的强势地位。以经学为主导,史、子、集为辅翼,不仅构成对中国文化内容的类别区分,更构成一种价值序列的判断,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文化思维。这种思维关心的重点是造就具备儒家道德、政治修养与实践能力的人,经为修身治国的不刊法则,史为立身行事的镜鉴,子为立言明道的知性空间,集部价值稍次,因其与治教大端更为疏远。“辞章”己是末艺,更逞论小说、戏曲之类不入流的小道。

  真正将四大章回小说置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围并确立其文学史经典地位的,是胡适、鲁迅等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谈到,白话文学的“种子”在三四百年前的《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一百四五十年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那里就埋下了,认为“《水浒》《红楼梦》……己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对几部白话小说的文学史贡献和地位点名表彰,这对于四大章回小说被纳入文学史经典序列自然意义非凡。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不仅廓清了四大章回小说的一些疑难,诸如情节演进、作者生平及版本情况等,更由此开创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方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开国人著小说史之先河。鲁迅以其小说家兼学者的敏锐艺术感受力和学术洞察力对明清章回小说进行了流派、类型的划分与研究,不仅是对一段历史时期小说艺术的总结,而且揭示了不同小说创作所独具的艺术品质与文化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仍然是在文学话语中谈论“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而在1949年后的当代中国,“四大名著”的表述取代了“四大文学名著”。“文学”这一定语的消失是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四部小说的经典意义早己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了融合政治、思想、学术等多元要素、影响全社会的文化意义。这种经典地位的确立,当然离不开当代的出版环境、政治气候以及国民教育的影响,而在背后起着更大支配作用的,则是西学东渐时代的文化转型。

  就出版环境、政治气候以及国民教育的影响而言,“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自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殊影响力。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3月成立,在1952年出版总署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它是国家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它的任务”列有九项,其中第五项就是“校勘整理、翻印古典的文学名著”,尤其是古籍整理本的出版。在1954年中宣部关于古籍发行的指示中,旧书的重印、发行要有节制,只有部分古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若干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与一般新书一样发行”。官方文件的认定构成了一种价值指向,在中央与地方、重点与非重点出版社构成的价值等级中,被“指定”的出版社,其出版从选题到编辑、出版、发行,都处于国家计划体制中的优势位置,其出版物自然也享有相应的权威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名著”在政治生活、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推动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有“建议性课外读物书目”,这些书目体现出对经典作品的重视,《红楼梦》《三国志演义》等自然是重点。教育导向、大众传媒、文化市场的合力形成了对“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持续认可。

  “四大名著”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说到“无可替代”,这绝对不是夸张的形容。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在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大陆地区文化界,甚至在当今深受西方学术传统浸润的欧美汉学家那里,“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都得到认可。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所说,“的确,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功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而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这些事实本身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即使政治立场不同,人们仍然一致重视“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这说明“四大名著”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确实得到了普遍认可,而并非某种特殊的政治原因使然。

  正如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伴随的是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乔雯,中国也要在西学东渐时代重建民族文学与文化。“四大名著”之所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就因为其本身包含着与现代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因子,承载着人类社会关于公平正义的理想。新文化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将现代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等新思想融入对“四大名著”的阐释中,将《水浒传》《红楼梦》等视为“社会小说”,乃至“政治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在《水浒传》中读出梁山好汉的“人人平等”,在《红楼梦》中读出“专制君主之威”、“男女婚姻之不自由”甚至“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正是通过这种阐释,新文化人成功地将“四大名著”建构为蕴含“现代”文化的“传统”经典。由此可见,我们对“传统”的塑造和重构,乃是源于认识和建设“现代”的需要,我们对经典的选择和确认,乃是因为其适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最后,我们想指出的是,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经典”总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建构,是重新发掘传统文化意义与价值的文本载体。现代中国社会对“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建构,是在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中进行的,对“四大名著”的阐释,是以建设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为价值诉求的。而这种“现代性”在很长时间内又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若干理念为准的,比如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精神,以自由、民主为政治理念,以进化论和线性史观为发展观的一套关于“现代性”的叙事。这对于发掘“四大名著”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但也不可否认,因为过于切近具体的理论命题,有可能导致对古人用心缺少“了解之同情”,以致对其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失去亲切之感,以致流于对经典的“误读”。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价值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对“四大名著”的阐释,有必要借鉴汉人的“五经”阐释和宋人的“四书”阐释精神,以期建立一个涵容西方文化精粹而又以中国人文理想为基点的新的经典体系。

  四、余论:长时段文化视角与中国文学史书写

  从经典更替的视域观察中国文学史,可以提供一种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的文化视角。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 Bran-del)明确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认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关注不同周期的事态比关注无关宏旨的个别事实更加重要。将“长时段”概念引入文学史研究,必然关注文化的周期性以及这种周期性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经典的世代更替体现的是一种知识体系的重构乃至文化形态的更新,它超越了事件、现象层而,涵盖了从社会制度、思想到群体行为的转变,为我们理解文学发展提供了文化周期这样一个参照系。

  春秋战国至西汉文、景时期是诸子百家由争鸣走向融合的时期,也是“六经”在儒家手中得到整理和阐扬的时期。“儒本身就是所谓的文学之士,他们可以背诵古训,所谓‘邹鲁给绅先生之道诗书礼乐’者,就是这一帮人”,“六经”经过儒家的阐扬,虽仍有上古巫史传统的影子,但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家人文主义色彩,“六经”典籍的整理、流传是一次古代思想的更新。其时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礼乐文化的话语表现形态,往往既是富有文采的文学实体,又是人文哲学经典。经典的精神内涵深植于文学观念的建构中,从文学的定义、文体生成、文学创作手法到风格的典范等无不上溯“六经”,而“六经”的基本文化质素就在此时奠定。

  “五经”时代,以汉代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在帝国的政治、文化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也成为塑造西汉至盛唐时期文化传统的主要因素,对文学各方而、各层次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影响是经学思维下对文学性质与功能的认定—对其社会政治功能与伦理教化作用的强调。作为中国诗学纲领性文献的《毛诗序》,对“诗言志”的命题给予了进一步发挥,强调诗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及“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讽喻、教化功能,由此开创了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功能的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而是外部佛学的传入及其与传统老庄、周易思想合流而产生的玄学盛极一时,一而是内部南、北经学的暂时分化,在这种思想环境下,“五经”所强调的群体秩序让位于士人的个体自由和个性自觉,文学所负有的社会政教功能弱化,重视文学翰藻之美的文学观念就发生于此时。至盛唐时期,六朝美学观念受到严厉批判,而唐人所持的批判工具正是来自于汉人。

  自唐中叶至明中叶,“四书”为核心的理学成为大传统中的主导。注重涵养体味的理学修养方法,使得文学活动在审美因素之外更多了一层道德涵养的意义。这对中国雅俗文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一方而是雅文学内部发展的转向,传统诗文在宋明以降“尽管其形式、修辞、题材纷繁多样,却源于两宋之际的文化内转,即转向意义的内在性。这是道学思想最核心的艺术遗产。”文艺的价值在于其是有意义的,而不在辞藻华丽,换句话说,诗文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意义更为重要,而不应仅仅被视为展示语言修饰能力的形式本身,这样的观念主宰着南宋以降诗文的创作与接受。另一方而是雅俗文学张力关系的变化:理学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后,诗赋、古文成为雅文学中的正宗,它们不仅被视为与个体的道德修养境界相关,而且应与社会道德、公共价值相一致,而俗文学如戏曲小说之类则遭到轻视,雅俗文学渐渐疏离。

  晚明以来,俗文学如小说、戏曲的繁荣引人注目,不仅有大批底层文人、下层民众参与到俗文学的创作、传播中,而且有少数边缘文人通过对作品的接受、阐释来构建和确认俗文学中的经典。这反映了俗文化和俗文学对确认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诉求。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然而,这样的转型在传统四部之学的文化系统中举步维艰,文化格局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得以彻底转变。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人以这些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材料为研究对象,不仅阐释了新文化的价值主张,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贯彻和示范了科学、理}h}的精神。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一套以进化史观为基础,以主体的自由和解放等观念为中心的现代学术话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为现当代文化与文学叙事奠定了话语基调。

  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一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是:如何把握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根据文学主潮的更替来划分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摆脱朝代分期的制约?根据本文的分析,文化系统中经典的世代更替往往与学术的转向、文化态势的转换乃至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型等因素相关,而这些因素恰恰也是审视文学的文化功能与文学史的书写所需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的看法是,经典的世代更替不仅是一个观察文化进程的视角,也是一个观察文学史进程的视角;中国文学的发展周期往往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周期相呼应,往往与经典的世代更替相呼应。中国文学史书写如果能参照本文关于文化周期的讨论,一定大有可为。

最近相关

中国论文网

最新更新

热门推荐

[人文社科]英语广告语的特点与翻译原则
这是一篇关于英语广告语的特点与翻译原则的文章,掌握广告语的语言特点和翻译原则将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了解产品功能,诠释...[全文]
[人文社科]基于跨文化的旅游英语翻译原则
这是一篇关于基于跨文化的旅游英语翻译原则的文章,跨文化视角下的旅游英语翻译,我们应尝试从读者的主观性理解以及本地...[全文]
[人文社科]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英译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的英译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是随着时代变化而随之变化的。传统节日的中英翻译...[全文]
[人文社科]高职英语翻译教学中的问题与提升措施
这是一篇关于高职英语翻译教学中的问题与提升措施的文章,为了提升英语翻译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全文]
[理工论文]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测绘工程中的作用
这是一篇关于在现代城市建设中测绘工程中的作用的文章,要需不断对测绘技术、测绘设备进行研究开发,不断革新,只有这样...[全文]
[理工论文]农业综合水利项目建设管理问题与解决措施
这是一篇关于农业综合水利项目建设管理问题与解决措施的文章,一定要提高设计人员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划设计的重视度...[全文]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