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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激进文人“整理国故”浪潮浅析

作者:2014-09-05 14:0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整理国故”是192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在经学走向边缘的民国初年,当1919年11月胡适于《新思潮的意义》中揭集“整理国故”口号的时候,更多偏重于广义的史学范围和批判吵域。正如胡适1924年再次于东南大学的演讲所说:“两年前来宁的时候,曾在贵校讲演‘研究国学方法’。那时有许多朋友都说:‘是偏于破坏方而,提倡坏古;于建设方而,多未谈及”,。殊不知破坏或者说批判的趋向在1923年前后就发生了改变,新旧人物无论是名流巨擎还是学界新秀纷纷追随模仿梁启超、胡适整理古书的作风,国学魅力大增,整理国故运动自然风靡全国。如果胡适所谓的“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属实,那就表明当时在全国青年中希望研究国学者确实很多。

  除了青年阶层以外,那些素有国学造诣的新旧学者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了,诸如其时旧器物、古书籍的发现,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式研究,孙治让的《周礼正义》、柯肋态的《新元史》、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大型著述的出台,足以显示国学研究较前20年的巨大进步。仅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就有1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国学门(系)或国学专修科,其中尤以1920年夏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最为突出,而东南大学1922年也成立了国学研究会。这些大学或机构还纷纷开辟发表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如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国学季刊》,清华大学的《国学论丛》《实学月刊》及教授们主编的丛书,燕京大学的《燕京季刊》,《民国日报》开设的“国学副刊”,又尤以东南大学1922年出版的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杂志和章士钊1925年创办的《甲寅》周刊给激进文人刺激最大。正如有人所说,这两份杂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甚至就是导致“国故整理”运动衰落的“重要因素”,充分显示了旧派人物或似新还旧的人物开始或己占据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这一断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甚至这两份杂志的“国粹主义”保守态度与整理国故运动所持历史的、批判的立场并不相同,在国学成就上也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东西,但他们正借助团队力量阻碍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激进文人颇有边缘化的危险。譬如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虽标榜“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骨子里却以攻击、批判新文化运动为己任,如梅光迪之《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必之《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骗之《评<尝试集>》、易峻之《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文即是明证,而其研究与整理国故的目的、态度,与胡适等激进文人的提倡也迥异其趣,不是“捉妖打鬼”、“解剖死尸”,而是“稗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且一再攻击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这从梅光迪的《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中即可见出。除上述4人外,该刊还汇集了王国维、柳治微、刘永济、陈寅烙、汤用彤、缪凤林、林宰平等一大批所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物,掀起了一股复古之风,竭力维护几为蔚为大流的五四新潮所扫荡殆尽的“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何况《学衡》的生命力又是那样绵长,时断时续,或停刊,或复刊,一直延续到了1933年7月,历时11年,总计出版79期。而1925年7月18日《甲寅》周刊出世之后,其生命虽然不到两年(到1927年4月2日共出版45期),其阵营也只有章士钊这一员虎将,但章士钊凭借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要津职位的威势和影响,这一“老虎杂志”形成了一股势力颇为强大的反新文化运动的阵营,思想复辟的声浪进一步高涨,因为“他的文章和复古主张可以作为政府政令强行贯彻,因而使得新文化界与甲寅派的斗争更多了一重特殊的艰巨性”,正如罗志田指出的那样,“两位杂志的主事者都具备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态度颇接近梁启超,这就给了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与这两份杂志‘同流合污’的嫌疑”,而“袒护之者,以为新思潮之末运己届,为时代中心者必将属之于摇首摇尾之冬烘先生”。它们确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大阻力,这恐怕也是新文化同人就整理国故问题展开争论的深层原因之一。

  其实,周作人早在《古文学》一文中就认为研治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因为它可以涵养作家的创作能力,“于现代文艺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但“没有服从传统的必要”。而作为新文学重镇的《小说月报》于 1921年为茅盾编辑出版后刊出的《改革宣言》更引人注目,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置其与急需“介绍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该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也宣告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郑振铎在《文艺丛谈》中也明确提出了现在中国文学家的两重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虽然新文学同人表达了上述愿望,《小说月报》还在《改革宣言》所提出的“二三意见”曾有这样的明确强调:“中国旧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己,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稗得与国人相讨论”,但聚集在它周围的这批激进文人依然致力于新文化的建设和外国文学的介绍,并未在意和着力传统文学的研究和整理。因此,《小说月报》最初两年并没登载有关传统文学整理的内容,这甚至招致了读者的不满。譬如1922年5月陈德征致信《小说月报》重提整理中国旧文学的要求,他认为几千年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充塞了文学的天才或天才的作品,有被损害民族特有的长处,有自己的位置,“我们除非有意蔑视,终当引为急宜研究的一件事”。不过,他也郑重申明,既“不希望专研究外国文学者转向以复古”,尤不赞成“和《学衡》派一样”复辟式的复古,只是以为应拿现在的眼光思想去窥测批评中国文学,应拿现在的运动和文字去反证和表述中国文学。实际上,在白话文、新文学尚未取得正统地位之前,五四激进文人并没有余裕和工夫从事国故整理运动。正如茅盾在回答读者万良浚的质疑所说的那样:“文学研究会章程上之‘整理中国固有文学’,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来尚无意见发表的缘故,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自己说,确是未曾下过这样的研究工夫,不敢乱说,免得把非‘粹’的反认为‘粹’”。

  1923年前后,整理国故运动掀起热潮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原来偏重于史学的国故整理运动开始对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从《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以后各期内容的变化可以看出。该卷第1号头条位置发表的文章是郑振铎的长篇文章《读毛诗序》,并开设“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专栏,其中发表了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领刚的《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的《国故的地位》、余祥森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严既澄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玄珠的《心理上的障碍》等6篇文章,均对整理国故问题阐述理由和看法。郑振铎认为“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一方而要“建设新文学观、创造新的作品”,另一方而并不是“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全盘否定旧文学,而是要“重新估定和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里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掉”。顾领刚阐述了新文学与国故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并非“冤仇对垒的两处军队”,而是“一种学问上的两个阶段”,指出“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但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也就有了“整理国故的要求”,而从国故中整理出来的文学,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也就是说“整理国故固是新文学运动中应有的事”。从此以后,《小说月报》的“读书杂记”、“研究”、“国内文坛消息”、“选录”等栏目中有关传统文学方而的内容明显增多。第15卷第1号“文学家研究”栏目开始登载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一文介绍了46个中国文学作家的生卒年及传略,紧接着第2号介绍了56个,第3号介绍了63个,第4号介绍了63个,第5号介绍了66个,第6号介绍了56个,隔了2期以后,到了第9号又介绍了36个,改变了以往只登载外国作家传略的现象,而郑振铎从该卷该号开始连载29章的《文学大纲》,中国传统文学就占了《<诗经>与<楚辞>》、《汉之赋家、历史家及论文家》、《曹植与陶潜》、《中世纪的中国诗人》等11章。第16卷第1号又刊载了沈雁冰的《中国神话的研究》。而中国古代艺术图像资料也开始走入《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的插图中有4幅《现存一千二百年前的杨惠之的塑像》,第15卷第6号封而为屈原的画像。最引人注目的是1926年6月该刊以“号外”形式出版了上下两册、80余万字的《中国文学研究》,其内容繁杂,分量厚重,阵营强大,既有梁启超、陈垣之类国学大师,又有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俞平伯、朱湘、刘大白、台静农、许地山、滕固、欧阳予倩、汪仲贤、钟敬文等新文学作家,甚至陆侃如这样的新进学者和盐谷温、仓石武四郎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在此登台亮相了。

  二由此可见,激进派与守旧派的界限似乎因为国故的整理而“模糊了”。再加上复古派以骄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之类为国学,要求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等老调的重弹,章太炎给社会公众讲“国学”,《学衡派》似新还古的欺骗而孔,甲寅派“读经救国”论的鼓吹,“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东方文化论调的滋长,以及相继来华的西方学者杜威、罗素对东方文明的大唱赞歌。这诸多因素似乎造就了“国粹主义”勃兴的局而,甚至有可能如同“五四”新文学一样形成一股蓬蓬勃勃的风潮,而这正是“五四”激进文人所不愿看到的现象,其困惑与苦闷便由此产生。这种状况,一方而使得自己在客观上将成为对立而尤其是《学衡》的支持者,这将使复古派、守旧派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口实反对新文学运动,另一方而也分散了社会对于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潮的注意,分散了新文学联合战线的力量。这不得不引起“五四”激进文人的警惕和质疑,从而就国故整理运动迅疾地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虽然有人在为“国学”正名以防鱼目混珠,但大多数人就整理国故的必要性、现实性予以了尖锐地质疑。

  或对整理国故运动予以根本否定。作为“五四”激进文人的领袖,陈独秀根本否定“国学”存在的合理性。1923年7月,他在《前锋》创刊号上对“整理国故”运动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认为“国学”本来就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实在让人“不大明白”。其实,在陈独秀的视阂中,国学、孔教、帝制乃三位一体,几乎就是孔孟之道的代名词,其精神品质是相通的。由于这样的定位,陈独秀扬起了批判的板斧,指斥现在的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因此当下的任务是“赶快制造香水要紧”。然而,胡适几位先生却自寻烦恼,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其结果是在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到了1924年2月,陈独秀又在《前锋》第3期上就“国学”同一题目再做文章,进一步排斥“国学”,认为国学不但不成一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不过只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简直就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虽然两三年以前陈独秀自己就做过一些“整理国故”的工作,如为《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名著撰写“新叙”,用现代哲学思想阐释中国古典小说,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议论,无疑以“新叙”的方式参与了“整理国故”运动。但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居然就同一题目撰写两篇批判国学的文章,并且以不太雅观的词汇“粪秽”比喻“国学”,反对以国学相号召,反对从国故中寻求真价值,这足以见出陈独秀内心对于整理国故之偏见的沉重、深刻和持久。在1923-1924年间,在所有对整理国故的批评当中,吴稚晖的态度最为坚决、言辞也最为激烈。他主张把“国故”这臭东西再丢进茅厕里30年不可,认为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钱玄同指出,中国的旧书说得好听一点,也不过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国故的材料,一般人想从旧书中得到国故的知识,“必致‘劳而无功’,而且‘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因为国故是过去的己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所以它与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关系,“若再迷恋旧文化的尸骸,真是‘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一定要闹到亡国灭种的地步!’,钱氏言辞又是何等刻薄和尖锐。

  或认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成仿吾虽然承认国学也有研究的价值,但认为现在谈研究则不免为时过早,对于有志于国学者来说,“现在是修养的时期,还谈不到研究上去”。茅盾自己虽然承认整理国故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因为"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希望“对于新旧文学并不歧视”,因为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创造来说“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当然,整理国故并不是“仅求保守旧的而不求进步”,而只是“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不过,而对社会复古之风日炽的局而,茅盾觉察到了文学界无论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寻求文学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一样都是“复古”,己经成为“文学上的反动运动”,从而一改往日的观念,呼吁“立起一道联合战线,反抗这方来的反动恶潮”。这就是说,在白话文尚未在社会上成为深切信仰、新文学根基尚不牢靠之际,这个时候埋头于故纸堆中,势必引发社会上的复古运动和“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其实质是忘记了新文学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结果“弄成了事实上的‘进一步退两步’”。因此,茅盾愤激地发誓“不看古书”,并狂妄地认为“古书对于我们无用”,因此“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钱玄同指出:“照中国目前学术界的状况看来,一般人不妨暂时将国故‘束之高阁’;我从别一方而着想,并且觉得目前应该将国故‘束之高阁’。你看!遗老还没有死尽,遗少又层出不穷了”。国学既成古董,因此保存便非急务,暂时可以不管,还不到提倡的时候,现在的中国人“应该赶紧研究不容再缓的学问便是科学”,若急于提倡国故则可能损害新文化事业的开展。

  或担心将青年引向复古。鲁迅主张青年人最好“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以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因此要求青年“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只要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之沉靡矣”。周作人并不反对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但对社会上可能出现国粹主义勃兴的局而感到担忧,他在1922年4月撰写的《思想界的倾向》一文中即表示了这种看法。文章劈头即说:“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祀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而”。他的判断是建立在诸多复古迹象基础之上的,并非空穴来风。成仿吾虽然承认国学也有研究的价值,但充其量不过只是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增加一些更烦碎的考据学者,认为其神髓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不仅反对将研究群起而为一种运动,更反对整理者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倒行逆施的狂妄,极力呼吁人们反思,热切希望整理国学者“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

  或反对高估整理国故的价值。后来长期潜心于先秦诸子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郭沫若,五四时期也指出近来整理国故的流风绝不是可喜的现象,认为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文化的进展上,所做的贡献殊属微末,因此我们不能估之过高,国学研究家没有必要向着中国学生要讲演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国故,如果认为“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唯一的要事”,那就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一直采用科学态度和方法从事国故整理的鲁迅,给我们留下了《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稽康集》以及六朝小说作家、唐宋传奇作家和元明以来众多小说作家的考证文章,其细致的考订,其精心的研讨,完全可以说是整理国故运动中成绩最为卓越的大家之一。但是,他对胡适等人借“整理国故”之名行“保存国粹”之实的行径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都来讲国故了,他们以为求新而不去整理保存国粹,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都是不肖子孙。鲁迅坚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照样能够“做一件新马褂”。鲁迅的思考,既具有历史的深度,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精于国学的曹聚仁,认为整理国故的“科学的态度”,一是“崇尚事实(包括高度之精确与不杂私意)”,二是“审谈结论(包括论断时之不自是与怀疑)”,三是“力求明晰(包括不喜隐晦、模棱及无结束等)”,坚决反对“国故救国观”和“国故救世观”,认为用这种态度尊国故、治国故,“国故必永陷于万劫不复之深渊”。

  或从革命的立场指斥值整理国故的反动本质。邓中夏斥责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公然与亲美宣传“一鼻孔出气”。萧楚女认为胡适等人推行的“整理国故”,乃是“一般教育界底老朽流氓和野心军阀相勾结的法西塞运动”。挥代英认为它的危害性比“一般顽固守旧底议论还厉害几十倍”,因而要求青年们不要轻信他们的反动言论,而要用“理性来抉择”。这些尖锐的批判言论,充满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虽多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也表明了整理国故运动在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特定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尴尬命运。在年轻的共产党人、开始转向“革命文学”的激进文人看来,它代表的己经是“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

  新文化同人坚持现代立场,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图使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立稳脚跟,发扬光大,从而将锋利的批判矛头直指自己“同胞兄弟”倡导的以历史、进化和审美诸种尺度整理国故的运动。而对新文化同人的一片质疑之声,同时也因为社会复古现象的不断滋生,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始作俑者,胡适不得不放弃成见,认真反省自己整理国故的主张。此外,胡适虽没有参与1923年的古史大论战,但顾领刚、钱玄同、刘扶黎、胡荃人等“古史辨”派对古代伪书伪事成功的系统考辨工作,也促使了胡适的反思,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整理国故运动可以预期的目标只能是通过辨伪而还真,从中寻找真价值则难以进入整理国故的视野,因为顾、钱、刘、胡等疑古证伪所取得的成绩己明显偏离了胡适的既定目标,进而希望他们对“治史学的方法”和“搜来的材料”有一种自觉的、较严苛的评判,而不是“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因此,1925年4月,胡适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就开始重新解释整理国故的意义:“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而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己,粪土与香水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1926年6月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上,胡适针对社会上的复古潮流深表痛心,认为自己应该对此负责任,并表示自己不得不忏悔。他说:“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国学,你也研究国学,国学变成了出风头的捷径,随便拿起一本书来就是几万字的介绍。有许多人,方法上没有训练,思想上没有充分的参考材料,头脑子没有弄清楚,就钻进故纸堆里去,实在走进了死路!”在忏悔的同时,胡适强调整理国故重在整理,告诫青年治国故只是整理古史陈迹,切莫以为这中间有无限瑰宝,更不要以为能够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因此,若要走这条死路,也要从生路走起,而不能在生路上走的,“人决不能来走,也不配来走!” 1927年2月,胡适干脆将整理国故的目的归结为“打鬼”,因为他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从而要在烂纸堆里“捉妖”、“打鬼”,这才是整理国故的真正目的、功用和“好结果”。到了1928年,胡适更是清醒地意识到了“整理国故”的弊端所在,他说:“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他敏感地觉察到青年人跟着自己向故纸堆走去是最可悲叹的事情的,从而发表了自己真诚的呼吁:“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那条路是活路”。从胡适的忏悔和醒悟中,我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在那个时代的生存境况和发展处境。

  上述新文化同人并不反对运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之所以对整理国故提出批评主要是基于激进的思想启蒙文化立场,因为整理国故运动与他们全而反传统的路径是背道而驰的,与“五四”激进思潮有异,既有碍于新文化的输入,又助长了国粹主义的勃兴,从而有导致思想启蒙成果被毁的可能。当然,这些观点包括胡适的反思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许不无道理,但并非就是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盖棺定论。

  三其实,细读“五四”激进文人关于“国粹”、“国学”、“国故”的言论,鲁迅、茅盾、郭沫若诸人或厌恶提倡国学或反对整理国故的理由和立场均有所不同,很难整齐划一,各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指向也有不同。但总的来看,“五四”激进文人既发起、推动了整理国故运动,如胡适等主张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自觉挑起整理国故的历史责任以开辟新路,“再造文明”;又将许多责难与非议指向了整理国故运动,如鲁迅等认为当下“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而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这些均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取得丰硕国故整理成果的恰好又是这一群对整理国故存有芥蒂和异议的五四激进文人,那些从传统立场赞同或附和这一运动潮流的守旧文人反而没有多少作为。不过,“五四”激进文人与传统守旧文人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者在于开创新路,后者正如鲁迅评价清末喜谈保存国粹的爱国志士和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事实上,要对整理国故运动有全而而科学的评价,不能受“五四”激进文人表层那诸多愤激言辞的迷惑,关键是看他们激越言辞背后整理国故的行动和作为,他们是否取得了成果和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更何况传统无处不在,犹如如来佛的手掌心,任凭孙悟空式的人物翻飞腾挪都是无法超越的,“五四”激进文人亦难例外。还在1923年5月,杨杏佛就己指出:“自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来,惟整理国故一方而,略有成绩”。就科学思想的输入而言,此番言论显然相当片而,但仅就整理国故来说,它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一是古书或散佚资料的广泛整理。且不说众多学者对《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太平广记》《说文古本考》《一切经音义》等古籍的校勘,《王阳明集》《黄梨洲集》《颜习斋集》《朱舜水集》《战国策》等书籍的标点,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对清内阁档案的整理,仅就新文化阵营中的鲁迅而言,他虽然对胡适“整理国故”主张颇多微词甚至于抨击,但仍然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于浩如瀚海的古代典籍中披沙拣金,《稽康集》《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六朝文人及小说作家、唐宋传奇作家之散佚资料的整理,便凝聚着他对国故的情感和心血。即使时至当下,寻找、发现新文献也一直是一项备受关注的重要工作,其价值和意义正如有人所说:“不仅会给学界带来惊喜,带来全新的学术信息,而且由此形成新的学术话题与研究领域,推动着整个学科的发展”。

  二是史书尤其是文学史的大量撰写。中国古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却少之又少。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把旧的学问整理起来做有系统的研究,以历史的眼光去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撰写“中国文化史”的计划是新文化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重要书写规则和创建新文化的一个重要远景规划。因此,胡适勾勒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和制度史等10大类别的史学撰写框架,这10类专门史的研究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凡响的成果,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王振先的《中国古代法理史》、柳治微的《中国文化史》、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等著作至今都有重要的价值。对于文学而言,仅1915-1927年间撰写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著作就达16种,而新的戏曲史、小说史、词史、俗文学史也纷纷问世和涌现,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就是杰出的成果。而这当中的史著又多出自于激进的五四新文化人之手,尤以鲁迅、胡适等激进文人的成就最为凸显。譬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文学史著述中极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无疑是整理国故运动中文学类别专史的瑰宝。作者一改鄙视小说的传统偏见,着力书写小说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文体之历史,对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和变迁的轨迹给予了系统探索。他将小说的兴衰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上追本溯源,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层而批评作品,在国故整理园地里别开生而地显示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这不仅是前无古人的拓荒工作,而且一直领导着成千上万的后学,传统的文学秩序因为史书的编撰而得以颠覆和重组,小说、戏曲、俗文学的地位大大提升。由此可见,史书的撰写己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成为新文化人建设新文学的一种主流研究方式。

  三是专门研究领域的广泛开辟。整理国故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重要学术风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大学或研究机构纷纷将其纳入研究计划,如1920年10月19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意在改变中国学术“浑沌紊乱之景像”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划书》,1925年10月20日的《清华周刊》也刊出了强调用科学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专门分类之研究”的国学研究院章程。而新文化人先后确立的研究领域也令人耳目一新,譬如茅盾的神话研究虽然是在忙里偷闲中展开,但他在神话园地取得的业绩却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他既参加了《中国寓言初编》的编撰工作,又对古代多含神话的若干典籍如《淮南子》《庄子》《楚辞》进行了相当精湛的研究,除对它们予以选注和撰写绪言外,还运用欧洲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神话问题,撰写了《中国神话研究》《中国神话研究ABC》《中国神话的保存》《楚辞与中国神话》《关于中国神话》等多篇论文和著作,影响相当深远,在中国近代神话研究史上书写了宝贵的篇章。此外,胡适的诗经研究和明清小说考证,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沈兼士的杨雄《方言》之研究,顾领刚的古史考证,陆侃如、吴立模的诗歌考证,冯沉君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也很好地实现了新文化人整理国故运动的意图和理想。此外,诸如民俗学、明清档案、方言调查、考古发掘也作为“国学”项目纳入了整理国故的范围。正如胡适所说,“国故”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这无疑打破了新学与旧学、国故与现代生活之间深厚的壁垒,促进了专门研究领域的拓展开辟和现代学术系统的营建构造。

  四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有力变革。表而看来,整理国故所做的古籍校注和史实考辨似乎沉迷于故纸堆,回到晚清,脱离“五四”。实际上,新文化人展开的国故整理没有局限于资料的校勘、注释和整理,而是以现代观念发掘古学、展开学术研究。学术重心由清末的经、史、子、集扩大到了民间文化和社会心理层而如民间白话文、歌谣、民俗,它不仅发展了晚清以来存疑、平等的学术精神,具有否定文化专制的意义,而且不同程度地关怀着文化创新,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重视因果探寻,给予价值评判,既“捉妖”,又“打鬼”,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从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既剥掉了正统文化的神圣光环,又凸显了传统文化的平民质地,在打破诸多偶像的同时,让这些偶像回复其原有的历史地位,还给它们以原有的历史价值,这都是晚清学者无法企及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诉求,其缘由即在于新文化人采用了崭新的现代史学研究方法。我们知道,胡适这一时期为数甚丰的明清小说考证成果的取得,就得力于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他的“假设”,多根植于“同类例证”的通则;他的“求证”,较清代学者更主张“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利用这种方法,胡适根据袁枚《随园诗话》、俞褪《小浮海闲话》等众多文献有关曹雪芹的片段记录予以搜求、爬梳和比勘,不仅客观评述了高P}}补写后40回的得失,而且以《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传”的结论率先向“索引派”红学发难,一扫“旧红学”“无一字无来历”的极端结论和执着于评点索引的旧式方法,将《红楼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传统的《诗经》研究也始终囿守于“儒书一尊”的观念,但五四激进文人的《诗经》研究则有力地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传统藩篱。鲁迅就《诗经》略为零散的评说文字,较早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评论《诗经》,批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诗教;而胡适《论<诗经>答刘大白》《诗三百篇言字解》《谈谈诗经》等大量文章,则通过训话、考证、介题等方法明确指出《诗经》非圣贤遗作乃古代歌谣,从而开一代研究之新风;郭沫若不仅将《国风》中的40首情诗恋歌今译为《卷耳集》,而且于该书之“序”、“跋”中表明了研究《诗经》的基本观点,他根据诗经本文直接理解诗义,摈弃封建主义偏见,讴歌自由和爱情,使为封建卫道士视为“淫诗”的21首诗歌重见天日,表现了离经叛道的战士风格。而文学史的撰写更能展现新方法、新观念的生机和活力。文学进化论和归纳考察方法的神髓,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有着具体入微的体现。这部吸纳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历史著述,以文言与白话争夺文学正统地位之抗衡和消长的历史描述中国文学史,以白话为本位,认为新体一定比旧体进步,每一时代文学总胜于前一时代,声称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无疑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冲破了历代以来学术研究的陈规陋习,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著述,如30年代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陆侃如、冯沉君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乃至4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都不同程度地留有胡适史书的痕迹。

  从上述四个方而的简单概括来看,整理国故运动的文化价值、科学精神、民间取向等突出成就均应被肯定。笔者以为,整理国故表而看来虽与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非同道,但它本质上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对立而,也没有背离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和本质,而应该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整理国故的学者的思想倾向鱼龙混杂。譬如旧派学者中,有的拘泥于传统考据方法,有的局限于文字考训,有的不无崇古恋古心态,有的评价阐释不无夸张成分,有的研究多含附会成分,有的夸大古学的现代因素,有的把古学生硬纳入现代观念中去,这当然难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等量齐观。但即使在新文化人那里,他们整理国故的主张也存在缺陷,如夸大整理国故的价值,过分分散青年学生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学说的注意力,这在倡导者的批评和反省中己可窥见一斑。总的来说,整理国故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思想与学术、学术与文学、现代与传统等多元因素混杂交织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其科学的研究精神和民间的价值趋向对于文学、历史、学术的现代转型乃至史学学科的建设、新文学秩序的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如当今学者所说:“无论从学术史的奠基作用着眼,还是就其对民族虚无主义的遏制而言,抑或从其对新文学、新文化发展的促进来看,整理国故都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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