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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科记考》所载唐代知贡举地理分布情况 

作者:2019-08-16 03:05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登科记考》中所记载的唐代知贡举大都集中在河北道、河南道、关内道、河东道等区域,呈现北多南少、分布不均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出现与当时的自然环境、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知贡举;籍贯;特点
  1 《登科记考》中知贡举的籍贯分布
  知贡举一职始于唐代,是主持贡举考试的主考官。唐初,贡举由吏部主持,由考功员外郎任知贡举。《通典》卷二十三载:“武德旧令,考功郎中监试贡举人。”①开元二十四年(736),贡举由吏部转至礼部,将专知贡举改为礼部侍郎担任。
  《登科记考》共记载知贡举142人,其中籍贯可考者117人。根据两《唐书》列传记载,按贞观十道行政区划对这些籍贯进行统计,具体如下:
  河北道共25人:房玄龄,齐州临淄人;卢承庆,幽州范阳人;崔湜,定州安喜人;卢逸,幽州范阳人;李彭年,邢州柏仁人;崔明允,博陵人;孙逖,博州武水人;崔翘,清河人;潘炎,河北冀州人;高郢,渤海蓚县人;崔邠,清河武城人;崔枢,贝州清河人;崔群,贝州武城人;崔郾,贝州武城人;崔郸,清河人;崔蠡,卫州人;封敖,渤海蓨人;崔瑶,清河武城人;李藩,赵郡人;刘允章,洺州广平人;崔瑾,贝州武城人;崔沆,博陵人;崔澹,博陵安平人;张读,深州陆浑人;张文蔚,瀛洲河间人。
  关内道共22人:王方庆,雍州咸阳人;李迥秀,泾阳人;严挺之,华阴人;韦陟,京兆万年人;杨绾,华州华阴人;常衮,京兆人;令狐峘,宜州华原人;于邵,京兆万年人;杜黄裳,京兆万年人;于尹躬,京兆长安人;许孟容,京兆长安人;韦贯之,京兆长安人;魏扶,同州澄城人;李褒,京兆人;韦慤,京兆人;杜审权,京兆杜陵人;赵骘,京兆奉天人;韦昭度,京兆杜陵人;杨涉,同州冯翊人;柳玭,京兆华原人;赵光逢,京兆奉天人;杜德祥,京兆万年人。
  河南道共22人:刘思立,宋州宁陵人;張说,河南洛阳人;沈佺期,相州内黄人;宋之问,虢州弘农人;王丘,相州安阳人;源少良,河南安阳人;姚奕,陕州硖石人;达奚珣,洛阳人;萧昕,洛阳人;贾至,洛阳人;张谓,河内人;张濛,河南洛阳人;权德兴,河南洛阳人;庾承宣,邓州新野人;杨嗣复,虢州弘农人;郑浣,荥阳人;贾餗,河南人;裴休,河内济源人;郑颢,郑州荥阳人;郑从谠,郑州荥阳人;郑延昌,荥阳人;独孤损,河南人。
  河东道共19人:武平一,并州文水人;裴耀卿,绛州稷山人;裴敦复,闻喜人;薛邕,河东永济人;裴士淹,河东闻喜人;张延赏,蒲州猗氏人;赵赞,河东阳曲人;吕渭,河中人;卫次公,河中河东人;张弘靖,蒲州猗氏人;王起,太原人;李景让,并州文水人;柳璟,蒲州河东人;裴坦,河东闻喜人;王铎,太原晋阳人;王凝,绛州人;裴贽,河东闻喜人;薛昭纬,河东人;薛廷珪,河东人。
  陇右道共13人:骞味道,兰州金城人;赵彦昭,甘州张掖人;李昂,陇西成纪人;李揆,陇西成纪人;李逢吉,陇西姑臧人;李程,陇西成纪人;李宗闵,陇西成纪人;李蔚,陇西成纪人;李渥,陇西人;李暐、李麟、李希言、李纾记载均为宗室,故纳入陇右道。
  江南道共10人:马怀素,润州丹徒人;蒋涣,常州义兴人;包佶,延陵人;刘太真,宣州人;陆贽,苏州嘉兴人;顾少连,苏州吴人;钱徽,吴兴人;陈商,宣州当涂人;沈询,苏州吴县人;归仁泽,苏州吴人。
  山南道共4人:杜易简,襄州襄阳人;李纳,荆州人;鲍防,襄州襄阳人;李建,荆州石首人。
  岭南道1人:郑愚,番禺人。
  淮南道1人:崔凝,黄州土山人。
  剑南道无知贡举。
  2 《登科记考》中知贡举籍贯分布特点及原因
  通过上述对知贡举籍贯的统计,唐代知贡举的分布呈北多南少的鲜明地域特点,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河东道、陇右道人数占到了总数的86%,而南方五道仅占14%,其中岭南道、淮南道仅1人,剑南道并未有知贡举出现。在各个区域内,知贡举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均衡态势,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人口众多。频出知贡举的地区长期以来也是唐代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常以“瘴地难为老,蛮陬不易驯”①形容的岭南地区和自古出川两条路的剑南地区,远离京都且交通不便。相较于这两个地区,北方各道温和的气候使其具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关内道、河北道、河南道、河东道、陇右道、江南道在贞观十三年(640)和天宝元年(742)共有人口7656109人和30433520人②,分别占当时总人口的62%和80%。因而较南方地区而言,北方凭借其人口的绝对优势和便利的交通,出现知贡举的比例也更高。
  二是经济发展因素。自唐初武德至天宝年间,北方地区在唐代经济发展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③,仅河北、河南两道的农户人口就占到了全国的37%,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此外,北方的手工业也极为发达,养蚕、纺织等行业也都远超其他地区。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出现“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④的情况,因而在知贡举极少出现的江淮以南地区,江南道却有10人担任知贡举,岭南和淮南在唐中后期也有两人。发达的经济条件使这些地区的人口有足够的精力、财力和机会步入仕途。
  三是教育因素。唐代入仕的首要方式便是参加科举。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条件不同,人文教育水平不一,所以各地区间人才分布并不平衡。唐代各地区教育水平和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导致及第者的地区分布极为不均。唐代官方所设府、州、县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新唐书》中对各地官学的人数有详细规定,不同等级的都督府、州、县拥有的学生人数也不同。这种格局的形成,既与各地的区域优势、教育建制有关,又与南、北地区不同的文化基础有关。如关内道是唐朝政治中心所在,政治地位非其他地区可比的,其教育文化水平更是依托其政治地位在全国首屈一指。
  四是士族因素。唐代是门荫制和科举制并存的时期,唐代有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官员是通过门荫入仕,士族在唐朝的政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唐代知贡举中,很大一部分官员都是出自世家大族。陇右道13人中,除骞味道和赵彦昭,其余11人均出自陇西李氏,且都为宗室子弟;河北道25人中,有13人出自崔氏;河东道19人中,6人出自河东裴氏;关内道22人中,也有4人出自京兆韦氏。而各道其余官员也大都有着深厚的士族背景。各士族之间的势力盘根错节,对唐代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影响着唐代科举的发展。士族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占据了唐中后期及第者的很大比例,其子弟通过门荫或科举入仕,也就逐渐取得了礼部侍郎、知贡举等重要官职。
  3 小结
  从唐前期的从六品的考功员外郎掌贡举,到唐中后期正四品上的礼部侍郎专知贡举、权知贡举,知贡举的使职化也越来越明显。知贡举一职的设置与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相辅相成,知贡举的设置对防止舞弊现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知贡举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官职,到唐中晚期,因知贡举掌管省试,权责重大,甚至成为官员竞相争夺的美差。
  参考文献
  [1](清)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金滢坤.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王洪军.唐代人口数量及其地理分布[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1999(3).
  [4]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论文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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