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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索隐与晚明记忆

作者:2019-10-13 03:02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作为第一部完备的李商隐诗集注本,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笺注》自刊行伊始便风行一时,旋即成为清代李商隐诗注的蓝本。推求至隐的解读,使李商隐一扫晚唐以来诡激轻薄的恶名,以心怀忠愤、寄托遥深的形象出现在这部笺注中。李商隐的“忠愤”在朱鹤龄的刻意选择中渐渐明晰,吴地文人的集体记忆隐现其间。诗史、古典今语、晚明党争的历史记忆绾合在一起,形成这一注本幽深而复杂的历史内容。
  关键词: 朱鹤龄    李商隐诗集    笺注    诗史
  朱鹤龄(1608—1683),字长孺,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明诸生,入清弃去。鼎革之际,屏居著述,与李颙、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海内四大布衣。朱氏长于笺疏之学,尝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一时[1]。张舜徽论其学术:“大抵朱鹤龄之学,得诸友朋切磋之助为多。尝自言始而泛滥诗赋,既而黾勉古文。后因老友顾宁人以本原之学相勖,始湛思覃力于注疏、诸经解以及儒先理学诸书。”[2]若说顾氏是促使朱氏从辞章转向经史的关键人物,那么作为“文章一代领东南”的词场宿老,钱谦益对于朱氏两部唐人诗注之成书所起的作用固非寻常。
  顺治十六年(1659),一度坐馆于钱谦益红豆山庄的朱鹤龄,在最终定稿的《李义山诗集笺注》书后自述心曲:
  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途,沈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学者不察本末,类以才人浪子目义山。……予故博考时事,推求至隐,因笺成而发之[3]。
  追攝行年、曲探心迹式的“推求至隐”,钩沈出心怀忠愤、寄托遥深的李商隐形象。作为第一部完备的李商隐诗注,“刻成即风行海内,几于家有其书,是真足为玉溪生功臣”[4]。稍前于朱注,尚有释道源《义山诗注》、钱龙惕《玉溪生诗笺》两种选注,其精华为朱鹤龄注本汲取。自朱注本风行一时后,二者俱湮没不闻。细审明末清初三部李商隐诗注之成书,便会发现钱谦益实为这一文学活动的幕后推动者:或为撰写序跋,或为指点引导。此外,钱氏本人又校改李商隐诗集再四,足可见他对李诗之赏爱[5]。
  “李义山”在笺注中被塑造为“忠愤”的隐性典范,最初出自清初钱、朱等明遗民之手。吴中士人是否经由诗注,寻觅出一条发皇心曲的道路?在“塑造”“李义山”的同时,是否也参与了对想象中自我的塑造?通过考索《李义山诗集笺注》文本内外的世界,庶几能再现隐藏在李商隐诗注背后的学术思潮变化与士群氛围。
  一、在杜诗学的阴影下
  嗟夫!地老天荒,吾其衰矣;山崩钟应,国有人焉。于是绿水名园,明灯宵集;金闺诸彦,秉烛夜谈……客为吴江朱鹤龄长孺、昆山归庄玄恭、嘉定侯汸研德、长洲金俊明孝章、叶襄圣野、徐晟祯起、陈岛鹤客……甲午阳月二十八日[6]。
  透过《冬夜假我堂文燕诗序》,今人得以想见顺治十一年(1654)吴中耆旧的雅集情景。易代之际离合之情、兴亡之感氤氲不散,诗酒酬唱因而蒙上一层挽歌色彩。即便在这般伤感怀旧的情绪中,仍有学问切磋与惺惺相惜的余地,朱鹤龄与钱谦益的会晤便是其例。
  在钱谦益的《和朱长孺》诗中,天宝史事被钤入字里行间[7]。俯拾皆是的杜诗典故可谓一种刻意应用,借此回应“长孺方注杜诗”之举。这些零星的细节看似与李商隐诗注无关,一旦将几个关键时间节点进行串联,清初杜诗学的影响便浮现而出。
  朱鹤龄笺注李诗的起点可追溯至甲申、乙酉之间(1644—1645):
  申、酉之岁,予笺注杜诗于牧斋先生之红豆庄,既卒业,先生谓予曰:“玉溪生诗,沈博绝丽,王介甫称为善学老杜,惜从前未有为之注者……子何不并成之,以嘉惠来学?”[8]
  乙酉岁,朱子长孺订补余《杜诗笺》辍简,将有事于义山[9]。
  回忆注解李商隐诗之缘起,二人皆流露出对“杜陵笺注”之执念,而朱氏回顾生平著述,亦难掩对《杜工部集》的心摹手追。朱鹤龄同时笺注李诗与杜诗这一细节,暗示清初李商隐诗注随注杜之风蔓延而发轫的实质。
  在杜诗学史上,两宋与明末清初为两大注杜高峰,注杜之风引发学者对“诗史”的审思,是探究清初李商隐诗注的关键。论及明清之际“诗史”观之复苏,张晖将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归结为易代之际诗人对诗歌本质的重新思考[10]。无论是朱鹤龄所言“余因翻阅新、旧《唐书》本传及笺、启、序、状诸文所载于《英华》《文粹》者”,抑或钱龙惕“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李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皆体现出笺注者对唐诗与唐史相互发明的重视。
  受“诗史”观左右,李商隐诗集中《有感》《重有感》等诗作在以往唐诗选集中几乎不曾被留意[11],至此却进入清初笺注者的视野。李慈铭谓“朱氏注玉溪诗,多以《唐书》求其本旨,往往篇有寄托,句有深文”[12],一语道破凝聚在笺注中推求至隐的努力。
  二、“隐”的焦虑:朱鹤龄笺注的特点
  赵园以“读文、读人务入隐微”概括明清之际以“乱离”为背景的学术情境[13],与清初学者笺注李商隐诗的动机有所暗合:李诗被细细观察,看是否具有政治寓意。李商隐的“隐”与清初关于“诗史”的沉思彼此造就,鼓舞时人从无甚纪实因素的诗篇中追索历史幻影。
  通观朱鹤龄注本,便会发现具体的笺注活动与自序所陈之间不尽吻合。朱氏并未逐篇详细笺释,甚至极富争议性十余首无题诗,仅对“飒飒东风细雨来”一首泛言诗义。绮罗脂粉之词,正是他刻意回避的内容。用力于考证典实,侧重于“注”而非“笺”,尤以援引钱龙惕之笺者为多,是朱鹤龄注本给人的整体观感。检阅朱鹤龄对诗义有所笺释的三十余篇,“甘露之变”乃是笺注中反复言说甚至刻意挖掘的史实。
  以《重有感》《曲江》为例,朱鹤龄将“诗史”嵌入李商隐诗解的思路,得到清晰呈现。诗题“重有感”本身并未透露所感何事,那么朱氏何以确指李商隐所讽为“甘露之变”一事?通过外缘考证,先行推断出此诗必定作于震动朝野的重大事件爆发之后,再逐句作解,将诗中的关键字眼与晚唐史事一一对应,如“得上游”指涉“逾月,李训事作。茂元在泾原”,“窦融表已来关右”指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等罪名,仇士良闻之惕惧”[14],文献可征的史事被密密缝补进诗意中。   《曲江》向来被视为“义山学杜”的绝佳典范。李商隐心折于“天荒地变”,以绮语寄感慨,深得杜诗感慨时事之精髓。在朱鹤龄看来,李氏有感于曲江亭馆修葺后,旋有甘露之变,因而追痛唐代衰乱之源:
  《旧唐书》:“太和九年十月,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工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十一月,有甘露之变,流血涂地,京师大骇。十二月甲申,勅罢修曲江亭馆。”此诗前四句追感玄宗与贵妃临幸时事,后四句则言王涯等被祸,忧在王室而不胜天荒地变之悲也[15]。
  近人黄侃对于朱氏此笺颇有不满:“此诗吊杨妃而作,与杜子美《哀江头》同意,而笺注家傅会甘露之变,殊属无谓。首句言不复游幸,此句言其凄凉,三句言杨妃已去,四句言宫殿犹存。后四句言临命之悲、亡国之恨,犹未敌倾城夭枉、遗迹荒残之恸也。试举《哀江头》诗,与此诗互观,当能领悟。”[16]对比黄侃所论,朱氏必欲将李氏之心曲系于甘露之变,视此事件为其掩抑悱恻的遗恨所由。
  笺注的目的是求索真实的“李义山”,凭借对史料和诗人生活时代的熟悉,通过适当的剪裁拼合把真实性可以得到证实的内容付诸笺注。李商隐的“忠愤”是在一连串刻意的选择中渐渐明晰的。故笔者在下文着力揭开笺注的外壳,让朱鹤龄的“心曲”显露出来。
  三、古典与今情:甘露之变背后的情绪表达
  陈寅恪在《读哀江南赋》中有言:“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7]古典与今事相互观照,给予笔者以审视清初李商隐诗注的启示。晚明与晚唐的时代共性,使清初李义山诗笺不乏“用古典以述今事”的隐语表达,“甘露之变”正是时人枨触万端之所在。
  李商隐生于宪宗元和年间,身历宪、穆、敬、文、武、宣六宗之世,正当晚唐多事之秋。宦官之祸一直是唐室之心腹大患,文宗颇不愿受制于家奴,故在太和九年,与李训、郑注合谋,虚传夜降甘露,谋击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结果事败,李训党千余人死于祸乱,宰相王涯、贾餗等十一族被诛,这便是震動朝野的“甘露之变”。
  书于《明神》诗后,朱鹤龄首先点明题曰“明神”之缘由:“钱龙惕笺此诗为甘露之变作也。当时事起仓卒,王涯、贾餗等实不与闻。仇士良执而讯之,五毒俱备。涯等诬伏,遂族诛之,一时不以为冤。实以涯等执政之时,招权僭侈结怨于民,故曰‘明神’。司过决无冤滥,暗室祸门自招之也。”[18]复又话锋一转,为策划此事变却惨遭败绩的李训、郑注鸣冤:“训、注之咆虓于中国也,士大夫咸怨忿之。及其败也,又以畏中官之势,未有言其冤者。岂惟不冤之,又从而歌咏快畅之……独义山于此事抑扬反复致其不平之意,以示诛戮不出于文宗。其人虽恶,犹然冤也。况履霜坚冰其渐,可无深戒哉?然犹不敢显言,特于是诗微寓其意。可见当时阉人暴横,士林胁息如此。”[19]此诗前两句言天道好还,报复不远,乃深言恶仇士良之词,并非言王涯等自取祸败,朱氏却平添一转折以就己说,视此诗为李商隐之曲言谩语,因“阉人暴横,士林胁息”不得不深寓讥诮、命笔曲隐,犹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诗笺中因而窜入不少个人感慨系之而与考证渺不相涉的内容。
  《有感二首》更是长篇援引两《唐书》以还原“甘露之变”的历史情境,其中“临危对卢植”一句之索隐至关重要,朱鹤龄不仅点明所出语典,更以《旧唐书》“训乱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郑覃,与令狐楚宿禁中,商量制敕”两相参照。
  钱龙惕之长笺在朱注本中被囊括无遗,字里行间皆是对晚唐变局的俯仰嗟叹:
  甘露之变,从古所未有也。阉竖横行,南司涂炭。……后世不咎文宗之不密失臣,则恨训、注之狂躁误国,而当日情势未有冤论之者,可异也。……迨奄人得志,身分族灭,此时文宗稍欲救之,则有阎乐、望夷之祸,天道至此,不可问矣,何独区区罪训也。……其时设国有重臣,不畏强御,倡言训等之无辜,士良诸凶,犹未必刃加其颈也。乃箝口不言,而请王涯三相罪名,仅仅出于刘从谏,亦可耻矣。义山诗云:“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暝衔寃目,宁吞欲绝声。”其感愤激烈,有不同于众论者,予故表而出之[20]。
  钱笺指出诗中所感实有两层:一为疾李训之志大谋浅,贻误国是;一为咎文宗任用非人,以至于宰相族灭、朝堂一空。此外,对宦官之大事株连、杀戮朝臣亦有揭露。彼时宦官气焰正盛,因而如此重大之政治事件,在当时诗文中竟寂无反响。义山独能斥宦官之残暴,叹惜李训诛灭宦官之“素心”,其胆识之可贵自不待言。
  针对朱鹤龄对此诗的处理,纪昀乃谓“《有感二首》咏文宗甘露之变者,引钱龙惕之笺以李训、郑注为奉天讨、死国难,则触于明末党祸,有激而言”[21]。以“触于明末党祸”为切入点,庶几能洞见“甘露之变”背后吴中文人的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
  朱鹤龄在诗笺中为惨遭败绩的李训、郑注鸣冤,或许在晚唐时局中瞥见晚明宫廷政变的影子,牵连出士林与阉党间的激烈抵抗。亲历爆发于吴中的“开读之变”,异代共鸣贯穿于他对晚唐的追忆中。其《无党论》一文痛陈前朝国祚断送于层出不穷的钩党之祸,明季党争之翻覆惨烈较之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林首庸非不廉政有为,及明盛而附之者众,于是小人之雄或阴托君子之籍。玄黄之战,一胜一负,屡胜屡负,而国运随之以尽,斯盖合汉唐宋之党祸一也。”[22]他从李商隐身处的时代看见了晚明波谲云诡的倒影。
  对李商隐诗的隐喻阅读,鼓励笺注者从表面的私人主题发现政治的严肃性,《九日》《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概莫能外。朱鹤龄将对明季党争的厌弃注入他对晚唐人物的臧否,如在《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中:
  愚按,天平公未知为谁……然以此诗五、六语证之,知必为绹而非楚也。……史称绹排笮义山,谢不与通,以《九日》一诗验之,良信然。……此诗又于天平坐中会饮,可证绹虽心憾义山,未尝显与之绝也。《九日》题诗自是文人恃才本色,而绹之城府奸深,亦于此见之矣[23]。   诗中一派歌舞侑酒的宴会光景,但是笺释者之意却溢出诗歌本身,臆测李商隐此时见弃于两党的困境。“绹之城府奸深,亦于此见之”,可谓自序中痛惜李“负才傲兀、抑塞于钩党之祸”的注脚。朱鹤龄的目光穿透了诗歌中的声色流连,数百年前的唐末旧闻,处处结合当前的兴亡遗恨与个人的身世之感:
  庚午新未间,复社盛兴,舟车之会,几遍海内。每邑以一二人主其事,招致才隽之士,大集虎丘。其中负盛名、矜节概者固多,而借此钻营竿牍、奔竞科场,亦实繁有徒。……余时居同川,与章子两生皆不与[24]。
  朱鹤龄冷眼追忆党社中的钻营竞逐,前尘往事历历在目。同为吴人的陆世仪在《复社纪略》中有类似描述:“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噪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25]彼时,更有将明季国势陵夷归结于党社的悲愤论议:“不惟汉衰党锢,招乱黄巾,降至唐季清流,祸投白马,谈之变色,听乃寒心。”[26]再现晚明记忆的种种言说汇集成相似的声音,在朱鹤龄的诗笺中泯灭今古之界限,构成落落难合的“李义山”困顿与挫败的依据。
  颇为巧合的是,吴中为晚明党社最集中的场域。苏松多士人团体,文士对政治的强烈关心与党争的广泛深入,可谓晚明的时代象征。苏州特殊的文化风气更与有明一代政治紧密绾合[27]。明末吴中的特别气质,在有明一代破灭后,镌刻出根深蒂固的铭记,凝聚为吴中士人群体回想乱离世变的缩影。历史记忆散落在诗注中,反过来,诗注中的种种声音成了吴中士人追忆前朝的渔樵闲话。
  参考文献:
  [1][11][2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16:1745,1297,1297.
  [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6.
  [3][18][19][20][23]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M].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7:2278.
  [5]钱谦益.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M].台北:學海出版社,1989.
  [6][7][9]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13,216,705.
  [8][14][15][22][24]朱鹤龄.愚庵小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1,334,334,233,331.
  [10]张晖.中国“诗史”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41.
  [1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21.
  [1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91.
  [1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5.
  [1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243.
  [25]蒋平阶.东林始末[M].上海:神州国光社,1947:208.
  [26]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活动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87-188.
  [27]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A].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C].北京:中华书局,199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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