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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研究的历史转向

作者:2019-11-02 03:01文章来源:未知
   〔摘要〕 本文以21世纪以来关于狄更斯早期小说《老古玩店》的几种解读为例,探讨了狄更斯研究领域的历史学转向。与侧重于意识形态建构的新历史主义不同,当今学界更加侧重有关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的实证研究。本论文从维多利亚时代婚姻法的变迁、公共交通的兴起以及殡葬业的发展三个角度,展示了近年来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旨趣。
   〔关键词〕 狄更斯;历史研究;婚姻法;公共交通;殡葬业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5-0060-07
   随着20世纪后期理论热潮的逐渐退去,21世纪的英语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与思想研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就狄更斯研究而言,21世纪的前二十年出现了一批仔细检视相关历史文献,着力还原狄更斯小说的历史语境,探讨小说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著作。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三本著作,不仅视角新颖、史料翔实,而且都涉及了狄更斯早期作品中一向较少受到关注的《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①它们分别是以婚姻法的变迁为切入点,探讨维多利亚小说中婚变情节的《狄更斯与离婚的兴起》(Dickens and the Rise of Divorce, 2010)②;研究狄更斯時代英国的公共交通与人们时空观念的《狄更斯的网络》(Charles Dickenss Networks: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Novel, 2012)③;以及近年出版的专著《狄更斯与有关死亡的一切》(Dickens and the Business of Death, 2015)④,该书探讨了维多利亚时期殡葬行业的高度商业化,以及狄更斯对这种现象的反思。
   狄更斯创作的十几部长篇小说,不仅篇幅巨大,而且形形色色的人物多达上千个,这种丰富、厚重和庞杂,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所独有的质感。从最早期的《匹夫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到生前最后一部发表的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他的笔触涉及19世纪英国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最直接的材料之一。然而20世纪的狄更斯研究,特别是新批评之后,逐渐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继承了19世纪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情怀,探讨小说中所展示出的情感与道德力量;二是以小说文本自身的形式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中的戏剧因素、语言的张力以及讽刺、荒诞等艺术手法;三是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理论等的角度,探讨狄更斯作品的著作。而对狄更斯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研究,大多比较流于表面,主要依靠二手资料和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常识,鲜有研究深入到历史的横断面去细微地考查社会或经济形态,以及这些具体史实与狄更斯小说的有机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又以“新历史主义”的方式重新介入到文学批评中。它与传统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本不再被当作社会背景或者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模仿,历史也不再单纯地被看作“背景”。盛宁认为,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区”。⑤从他们的实践来看,新历史主义者“不仅希望从这里看到实际历史事件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既定的意识形态如何控制和把握着这一认识过程,而且更加希望看到文学文本如何参与形成现行的意识形态这一逆向的过程”。这里仅举一例。詹姆斯·勃朗(James M. Brown)的著作《狄更斯:市场中的小说家》(Dickens: Novelist in the Market-Place,1982)⑥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市场的研究,考查了狄更斯的创作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塑造及其在文学市场中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勃朗分析说,狄更斯批判了资本家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唯利是图的本性和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另一方面,在对资产阶级批判的同时,他所努力建构的仍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所公认的美德。即使是狄更斯大加赞扬并寄予希望的那类具有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形象,他们身上值得褒奖的品质依然还是传统的、在他后期作品中加以批判的资产阶级美德。因此勃朗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狄更斯与他所处的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互动的:“他对维多利亚中期现行的中产阶级生活经验加以批判,然而这种批判所依据的价值仍然是传统中产阶级的美德;他所面对的读者是当时的中产阶级群体,他所运用的文学形式又是根据中产阶级对于‘得体’与‘品味’的理解而量身打造的”。勃朗的研究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是因为他看到了文学不单是对于历史的反映和再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建构。
   当然,按照新历史主义的逻辑所进行的批评实践,并不总是打着“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在狄更斯研究领域中,1988年米勒(D.A. Miller)的著作《小说与警察》(The Novel and the Police)⑦就可以看作这类研究的代表。在这部书中,米勒从柯林斯(Wilkie Collins)、狄更斯、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等人的多部小说出发,探讨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参与对社会成员的“监控”和“惩罚”。虽然该书名义上是分析小说中的“警察”形象,但米勒的重点并不在于挖掘19世纪的司法和执法实践。比如,他并没有讨论小说中的警察形象与英国1829年通过的《大都市警察法案》(Metropolitan Police Act)之间的关系。在讨论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时,米勒分析了狄更斯如何通过连载小说的形式、19世纪的阅读习惯,以及小说中侦探故事的情节,在读者中培育对于权威的信任和依赖。这样一来,小说中低效腐败的大法庭所象征的社会权威,并不是文本所要批判的对象(如传统批评认为的那样),而是通过“变身”为机智、高效、令人钦佩的“警察”形象,让读者在潜意识中继续臣服于某种社会权力的威慑。显然,这个分析背后的理论框架乃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模型(Panopticon)和受之启发产生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话语与权力的社会理论。    这种研究虽然具有理论上的创建,但高度意识形态化,难以展现狄更斯小说中所折射出的历史空间的丰富和复杂,也很难再现时代的“质感”。威廉·帕尔默(William Palmer)在20世纪末出版的《狄更斯與新历史主义》(Dickens and New Historicism, 1997)的前言中,展望了历史研究在狄更斯研究中的巨大发展空间,同时也是对过度政治化解读的一种纠正。他认为研究狄更斯首先要尽力地还原他当时的社会面貌,特别是“历史、哲学、经济、文化和文学的语境”。帕尔默指出,这首先是由狄更斯本人所持的历史观点决定的。狄更斯的历史观是动态、发展的,是前瞻和预言性的;他通过对周遭事物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为他所处的时代把脉,而这终归是为了更好地预见未来,判断维多利亚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关键位置。帕尔默认为狄更斯笔下的历史,不是浪漫主义的宏大叙事,不是主观地建构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忠实的社会写实主义,去瓦解人们印象中维多利亚时代所标榜的所谓秩序。他的历史观使得他能够听得到巨大的工业机器轰鸣下的弱者的声音和边缘人群的呼喊。”⑧21世纪初以来的狄更斯研究大致是按照帕尔默所勾勒的样子发展的,即注重对社会生活史的考察,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和分析,弱化那些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预设。本文将要介绍的三部代表作品,就分别从快捷的城际交通方式、破裂或勉强维持的婚姻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殡葬业这几个看似“非主流”的角度,为《老古玩店》提供了一些新的解读。
  一、驿站马车与城市间的迷失
   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火车逐渐代替了马车成为人们长距离出行的交通工具。然而火车的出现并不是发生在朝夕之间的,中间有“驿站马车”作为过渡。所谓“驿站马车”(stagecoach),指的是以快马为动力,在主要城镇之间按照一定的时刻表来运行的驿车。伴随这种驿站马车系统产生的,是19世纪初期公共交通领域的两项重要的技术进步:一是车辆开始使用减震弹簧,这是早期的“悬挂系统”,极大地增加了乘坐的舒适感;二是行车道路的改进。苏格兰工程师约翰·马卡丹(John Loudon McAdam)发明了一种用碎石铺路的方法,使得道路更平整,排水性能更好。乔纳森·H·格罗斯曼(Jonathan H. Grossman)《狄更斯的网络》(Charles Dickenss Networks: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Novel, 2012)指出,驿站马车是蒸汽火车的先驱,在当时是新型的交通方式。它不仅提高了人们出行的速度,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丰富了人们对“社区”“空间”“距离”等概念的想象。纵观英国文学史,从中世纪末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到17世纪清教文学《天路历程》,旅行始终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然而过去人们徒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从驿站马车到旅客火车的开通,使人们在短时间内挪移了巨大的地理空间,造成了人们对时间-空间概念认知的某种错乱。
   按照格罗斯曼的说法,这种错乱是小说中多个情节平行展开的认知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当交通工具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跨越较大距离时,小说的不同情节才具有“同时性”(simultaneity),才可以真正构建人物之间的 “关系网”(network)。⑨《老古玩店》中小耐尔(Little Nell) 和她的外祖父,由于受到奎尔普(Quilp)的胁迫和追赶,不得不徒步行走于城镇之间。他们的行迹并不在城镇间便捷运输的网络内:“奎尔普以伦敦为中心,两次乘驿站马车追赶耐尔,而狄更斯笔下的耐尔游离于这个交通网络之外,因此她也就游离于快捷交通所创造的时间-空间网之外。在小说中起到建构这个时空网络的,是多重情节并行发展的形式。”⑩
   我们来看小说第40章的一处细节:一位神秘的“单身绅士”(the Single Gentleman)也在四处打听耐尔祖孙的下落,当他得知他们在离伦敦70英里的郊外时,便找到老古玩店以前的伙计基特(Kit),希望基特能和他一道去找耐尔。基特由于以前曾被耐尔的外祖父误解,自己不便前往,便请他母亲帮忙,让她陪同单身绅士一起找回耐尔。他们出发时,基特心想:“耐尔她们是步行着离开此地的,走时都没人跟她们说句暖心的话,但等她们回来时,就能坐上四匹马拉的驿站马车,有这位有钱的绅士陪着,从此再也没有烦恼啦!”然而读者很清楚,这只是基特的美好愿望而已;而现实是,当耐尔最终被发现时,她已经因病离世,祖父也因过度伤心而神志不清。她们始终没能坐上四匹马拉的驿站马车,没能回到伦敦。
   传统批评认为耐尔的悲惨遭遇,被狄更斯处理得过于扭捏、感伤,是文学品味低下的表现。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深层含义呢?格罗斯曼是这样解释的:在小说所描绘的19世纪20年代,驿站马车和城际公路,外加一张以伦敦时间为标准的邮车时间表,构成了一个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时间和空间概念。这个交通网络将那些能够负担这种出行方式的人容纳到其中,然而它同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exclusivity),排斥的就是那些无力承担这种快速交通工具的人,特别是只能靠双脚行走的旅人。运用到狄更斯的文本中,格罗斯曼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耐尔她们在伦敦受到奎尔普的监视和追踪,因为她们身处这个时空关系网的中心,是这个网的一部分;而她们一旦逃离伦敦,奎尔普便再也无法觅得她们的行踪,因为她们已经被这个时空关系网所抛弃。可以说,他们身在伦敦时,因为处在这个网的中心而时时受到监控,无法摆脱奎尔普的纠缠;而一旦脱离了这个网,她们立刻在乡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暂时逃脱了奎尔普的追逐,却也同时丧失了得到救助的机会。就连给她们带来财富和亲情的“单身绅士”(后来得知是耐尔外祖父的亲弟弟)也没能与她们团聚。格罗斯曼说,“身处这个时空关系网中的人,是无法找到处于它之外的人的”。
   格罗斯曼还将这种时空关系网与小说的叙述方法联系起来。因为在伦敦生活的人处于这个关系网中,因此可以用全知视角来叙述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来展现不同情节同时展开的“同时性”(simultaneity),而耐尔和她祖父脱离了这个网络,因此她们的故事则只是从耐尔的视角叙述,追寻着耐尔祖孙的踪迹来展开。与《荒凉山庄》中两个不同时态的叙述声音不同,《老古玩店》的两个叙述视角都是用过去时(past tense)来回顾过去的事件。既然耐尔的流浪故事和伦敦的多情节故事都是叙述者以回顾的姿态讲给读者,为何这两条线索最终无法汇合呢?格罗斯曼认为,伦敦故事线索繁多,叙述者即使想表达不同线索的“同时性”,也不得不将每个故事逐一讲述。而小说连载出版的方式,恰好让读者也逐一去阅读这些故事。由于叙述者讲述过程和读者的阅读体验相重合,读者便可以在脑海中建构这些线索发生的“同时性”。与此相反,耐尔和她祖父在流浪途中虽然也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他们的故事线索是历时性的(synchronic),按照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而展开,例如她们先后遇到或者经过的“潘趣与朱迪”木偶剧团(Punch and Judy show)、贾里夫人(Mrs. Jarley)的移动蜡像表演(wax-work show)、乡村教师玛顿先生(Mr. Marton)以及耐尔最后的安息之处——乡村教堂。格罗斯曼因此得出结论,耐尔的悲惨结局不仅由于她们游离于以伦敦为中心的时空网络之外,还在于作者采用两种根本无法融合的叙述手段来描写伦敦和描写耐尔,这就注定了来自伦敦的人们无法找到耐尔。造成这种叙述手段差异的,正是新、旧两种交通方式的差异。   二、婚变情节与不齿于人的婚姻
   如果说小耐尔的徒步旅行代表着交通工具逐渐发达时代的非主流和另类,同时造成了她的悲剧,我们从凯利·海格(Kelly Hager)的著作《狄更斯与离婚的兴起》中则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婚姻生活和19世纪关于婚姻和离婚的法律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曲折、多样,并不像传统批评所认为的那样。海格认为,在我们所熟知的以婚恋情节为叙事终点的大多数维多利亚小说中,隐藏着许多悲剧性的失败婚姻。
   海格《狄更斯与离婚的兴起》从英国婚姻法和离婚法的角度,分析了小说传统中一直受到忽视的“失败婚姻”的情节,试图修正以伊恩·沃特(Ian Watt)为代表的观点,即“英国小说的兴起,与女性地位的提升息息相关,英国小说总是以恋爱为主线,以男女主人公的婚姻为终点。”的确,当我们想到《傲慢与偏见》《北与南》《简·爱》等英国文学名著时,脑海中的确会浮现出男女主人公历经误解与磨难,最后终成眷属的情节。然而,海格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勾勒出英国小说的另一种样貌,即婚姻不再是象征着幸福的一种符号,也不仅担当着终止叙述的功能(closure),而是一种真实、具体的存在,读者可以深入进去领会其中的甘苦。
   海格首先简述了婚姻与离婚在英国法律史上的变迁。在1857年《婚姻诉讼法案》(Matrimonial Causes Act)颁布以前,离婚是一项既费事又耗费大量金钱的事,不仅要在议会中获得特别法令(Private act of Parliament),还要花费将近1000英镑的巨资,而且当时只有伦敦可以办理离婚,因此外地的人们还要忍受舟车劳顿。因为这些制度上的困难,只有很少的贵族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办理合法离婚。除此之外,英国法律严重偏向男性,只有男性可以因为其伴侣通奸而请求离婚,而如果男性通奸,他的妻子却没有申诉离婚的权利。女性要等到1923年,英国再一次修订《婚姻诉讼法案》,才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随着结婚法与离婚法的逐步完善,有关婚姻存续关系的界定变得更为清晰。人们在维持传统婚姻体制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合法途径寻求更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会变革也体现在小说创作上:法律的逐步完备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和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海格认为沃特关于“维多利亚小说以婚姻为终点”的结论并不全面。狄更斯的小说也是一样。虽然他大部分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幸福完满的婚姻,但总有一些要么是边缘人物,要么是类似小丑的喜剧角色,他们的婚姻并不完美,甚至是荒诞、怪异、惊悚的,挑战着维多利亚时代占主流的婚姻观。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失败的婚姻总是由脾气、品格相差甚远的两人结成,夫妻中的一方或者双方被作者妖魔化,要么行为举止怪异,要么被夸张为十恶不赦的恶棍;有关他们的情节几乎总是处在故事的边缘,被刻意隐藏起来。这样不幸的婚姻生活,时刻提醒着读者要谨慎迈入婚姻的殿堂。从中期开始,不幸的婚姻逐渐开始占据舞台中央。《董贝父子》中董贝先生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伊迪丝(Edith)的婚姻建立在金钱交易之上,因此伊迪丝自始至终对她的丈夫怀有敌意,并最终与董贝的律师卡克先生(Mr. Carker)私奔;《大卫·科波菲尔》中斯蒂福(Steerforth)勾引艾米丽(Emily)与他私奔,最终却葬身大海;《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拉莫尔夫妇(Lammle)经人介绍,都以为对方家财万贯,为了侵占对方财产而结婚,婚后才发现两人同样身无分文。然而这些情节始终不是故事的主线,涉及到的人物要么“被死亡”,要么受到惩罚而改过,最终被纳入社会所认可的道德体系中。
   《老古玩店》属于狄更斯的早期作品。海格指出,这个故事表面是一个凄美的流亡故事,但引发耐尔悲剧的最初原因,是她父母的悲惨婚姻。正因为如此,海格认为在这部小说中,真正的魔鬼不是奎尔普,而是婚姻本身。然而小耐尔父母的不幸婚姻却被狄更斯处理成极不起眼的背景。在小说的第69章,那个“单身绅士”,也就是耐尔外祖父的亲弟弟,对加兰特先生(Mr. Garland)讲起了自己的家事。他年幼时与哥哥感情非常好,长大后两人恰好爱上同一位女子,为了不与哥哥反目,他毅然离开故土。他哥哥与心爱的人结婚,但婚后不久,妻子就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女儿。但这个女儿长大后却遭遇了一段不幸的婚姻生活:“她在这段充满苦痛的婚姻中挣扎,忍受着冷淡和责备,忍受着贫穷,每天极为悲惨地奋力挣扎”。而这种生活的结局,当然是这个女儿日渐憔悴、虚弱,最后在丈夫去世近三个星期后,自己也撒手而去,留下一对兄妹,也就是耐尔和她的哥哥弗雷德(Frederick Trent)。为了独自抚养外孙,这位老者才开起了古玩店,靠卖奇怪零碎的小物件过活。这个不起眼的小细节揭示了为什么耐尔的外祖父如此贪财、胆小,又经常将“为孙女攒钱”挂在嘴边,成为他赌钱的借口。
   這个细节的意义,必须通过小说中描绘的其他一些婚姻状况才能凸显出来。海格首先举出一系列美好且“正常”的婚姻,比如加兰德夫妇、迪克与昵称为“侯爵夫人”的女仆、基特和芭芭拉最终的结合。然而,狄更斯虽然将这些婚姻描写得格外完美,却同时削弱了那些人物的真实感,他们好像童话故事里的形象,或是摆在“古玩店”里的珍奇物件,供人们欣赏和把玩,这揭示了婚姻本身的“非自然”属性:“读者与这些‘微缩版’的婚姻情节始终保持了一定距离,不能与它们感同身受,不能像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所说的‘读情节’那样读它们。读者更像是猎奇者或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不是身临其境地与这些故事共同呼吸。”海格认为与这些婚姻形成对照的,是另外一些夸张、怪诞、扭曲的夫妻关系,向读者和书中人物昭示着婚姻的黑暗面,提醒人们要警惕自己即将迈入的婚姻生活。除了奎尔普与他夫人之间充满暴力、又有着强烈的性吸引力的“重口味”婚姻外,最典型的要数耐尔逃亡路上所遇到的木偶剧。《潘趣与朱迪》讲的正是残暴的潘趣如何接连杀死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最后竟骗刽子手把自己的头伸进绞刑架里。海格指出,小说家运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流行文化因素,用这些离奇的片段来构建对于婚姻制度的批判。读者们渴望读到好像童话般的美满婚姻,但小说却提醒他们,生活中处处在上演着潘趣的木偶戏,处处都有奎尔普。作者巧妙地把婚姻法的变迁、小说中的隐含情节,以及19世纪英国的流行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说明了维多利亚时期不仅有美好的“言情戏”,还不时地上演着“苦情戏”,解构了婚恋情节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核心地位。    如果说海格的研究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虽然回顾了关于婚姻的立法史,也分析了小说中出现的不幸福的婚姻,却没有进一步讲清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逻辑关系。是因为离婚成为合法,导致婚变的那些因素才逐渐成为可以被纳入小说的素材,还是说法律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文学表现还相对保守和滞后,只能以边缘的形象展现生活中的无奈和不雅?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三、“死亡那点事”:《老古玩店》如何抵制“发死人财”?
   死去的人最容易被边缘化,但伍德(Claire Wood)却分析了对于死亡的炒作。他的论著《狄更斯与有关死亡的一切》(Dickens and the Business of Death,2015)讨论了“死亡”作为一种产业(而不仅作为调动读者情绪的情节)在维多利亚小说、特别是狄更斯小说中的频繁出现。对于死亡的商业炒作,伍德认为主要是三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当其冲的是殡葬业的世俗化。在19世纪之前,信奉国教的人们,葬礼都由教会经办,安葬在指定的墓园中,而非国教徒则另有指定的墓区。现代意义上的、由政府出资修建管理的“公墓”,则要到19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出现。丧葬业从教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其中也就孕育出了巨大的商机。第二个因素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新兴的城市商人、律师、文人,会特意将葬礼当成显示自己地位的契机,因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替亲人筹备葬礼,甚至未雨绸缪,为自己安排身后之事。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程度的加深,降低了葬礼所需工具和材料的成本,原先只有富人才能负担的奢华葬仪,逐渐批量、打包走进大众生活中。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深入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堂墓园、殡仪馆、丧服供应商、医学院解剖室、名人蜡像馆,甚至将研究视野探入坟墓中,探讨了当时殡葬业高度商业化的状况。
   死亡是狄更斯最常用的题材之一,令人难忘的场景也很多。在《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中,乔纳斯为自己的良心所谴责,最终自尽的情景,是狄更斯早期作品中塑造丰富、立体的人物性格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当然,死亡在很多时候被狄更斯用来渲染气氛,颇有戏剧性,甚至具有情节剧(melodrama)的意味。在他晚年经常举行的巡回朗读会中,“赛克斯杀害南希”成了最为脍炙人口的名段,其生动和刺激程度常常使在场的妇人惊叫甚至晕厥。《大卫·科波菲尔》中斯蒂福的死,虽是罪有应得,但他被巨浪吞噬的结局,却超出常理,不符合写实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狄更斯的作品也不乏真挚感人的死亡瞬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好心却穷苦的希格登太太(Betty Higden)不愿被济贫院收留,逃遁于乡间,最终丧命在人迹罕至的郊外。她的死亡虽然孤独凄惨,却彰显了其独立、有尊严的人格。20世纪研究狄更斯与死亡的相关著作也很多,比如安妮·佩里(Anne Perry)《狄更斯笔下的死亡》(Death by Dickens) 以及加勒特·斯图尔特(Garret Stewart) 《死亡判决:英国小说中的死亡类型》(Death Sentences: Styles of Dying in British Fiction),都讨论了狄更斯作品中的死亡,然而大多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死亡的宗教意义,探讨死亡场景对维多利亚时代过度的功利主义起到的警示作用。安德鲁·桑德斯(Andrew Sanders)从狄更斯的信仰出发,讨论了与死亡紧密相连的话题——复活,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愿被宗教教条约束,却充满了宗教温情的狄更斯。然而这些著作并没有用实证的方式考察当时人们到底是如何经历、操办和经营“死亡”的,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狄更斯怎样看待时人是如何大发死人财的。
   如果仅将历史当作“背景”来考量狄更斯的小说,当然任何地方和机构的运行都离不开商业法则;狄更斯作为深谙市场规律,懂得将自身的名望和才华当作资本的公众人物,本身就是这种法则成功运作的典型。然而伍德的着眼点在于考察狄更斯如何通过“书写”,来挑战人们已经被商业法则所规范的价值判断。小说第49章,奎尔普的家人以为这个他已经死了,于是大松了一口气,他的夫人和岳母觉得终于逃脱了这个怪物的魔爪,而他的律师布拉斯先生(Mr. Brass)则发表了一篇“悼词”:
  “我几乎可以想象”,这位律师摇着脑袋说,“想象我看到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手里拿的酒杯。我们何时才能再和他相见?永远不会了!这一刻我们还在这里”——他把酒杯拿到眼前 —— “下一刻我们就到了那里”——说着,他把酒一饮而尽,同时使劲击打着自己的前胸——“下一刻我们就近到那寂静的坟墓。只要一想到我现在正在喝他留下的朗姆酒,我就觉得自己在做梦!”
   “我做的工作”,律师放下笔,把酒喝完之后接着说,“我做的工作让我仿佛能看见他本人,就像看到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看见他穿着平时穿的衣服。他的外衣,他的马甲,他的鞋袜,裤子,帽子,他的幽默言谈,他的表情和他的雨伞,好像我年轻时的样子,飘到我的眼前。还有他的衬衣裤!”布拉斯一边说一边冲着墙微笑,“他的衬衣裤总是一种特殊的颜色,显示着他的个性——我好像能看见他的衬衣裤一样!”
   伍德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作为“物质化”人格的代表,奎尔普给人留下的回忆空间,必须通过他生前所穿的衣服、他用过的物品,以及他喝过的酒来展现。奎尔普留下的最具“精神性”的遗产,恰恰是他的朗姆酒(rum),而精神(spiritual)和酒精飲料(spirits)是双关语。他的死亡没有任何对于物质世界和商业世界的超越。占有和享用奎尔普生前的物品,就是对他最好的悼念:“他的死可以通过吞咽他的朗姆酒来化解,消化他的食物可以化解对他的忧思,活人的肠胃成了奎尔普安息的坟墓”。
   在伍德看来,狄更斯设计耐尔和她外祖父逃离伦敦,是人们试图远离商业文明的本能的一种外化表现。从伦敦到乡下的教堂,耐尔逐步脱离了金钱和资本的束缚,然而这种逃遁本身也要付出代价:当她试图摆脱物质化的人际关系时,她本身的物质性——生命,也在慢慢地凋零。狄更斯用最抽象、最形而上的方式描述耐尔的死:她被人们用刚刚徒手采回的野果绿叶和干枯的花瓣环绕,僵硬的身体就像刚刚落下的雪一样纯洁。狄更斯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邻人的诉说来回忆耐尔的死亡,赋予了她寓言人物般的抽象特征。读者找不到传统葬礼中所用到的棺材、灵车、鲜花。狄更斯通过描写这近似童话寓言般的葬礼,暗示了耐尔的善良和隐忍是残酷腐朽的商业社会中的一股清流。然而伍德指出,这股清流终究要被卷入商业社会的大潮中,被其吞噬。从小说的艺术表现层次来看,虽然耐尔的死亡似乎超脱了金钱社会的种种法则,但是她最后安息的场所——那个看似远离尘嚣的教堂和它所在的乡村,也无法逃离无处不在的商业规则。耐尔虽是在教堂做义工,却有金钱形式的报酬;教堂司事(sexton)会用年代久远的棺木碎片制作一些纪念品,卖给那些怀旧的绅士,等等。实际上,“乡村教堂”变成了“古玩店”:人们祈祷、礼拜、净化心灵的场所也有商业活动在运作,教堂的久远历史被当作商品,出售给有意投资情感回报的人;然而那个真正的“古玩店”,耐尔和她外祖父却无心经营生意,安静得像坟墓一般。   四、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起,维多利亚小说研究开始了历史转向。批评家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结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立场,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根据劳伦斯·W·马泽诺(Laurence W. Mazzeno)的分析,这些新历史主义的解读,修正过去认为狄更斯对社会主要呈“批判”态度的看法,认为狄更斯更多的是用小说影响读者,塑造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安于现状。 伊戈尔·韦伯(Igor Webb)在《英国小说和工业革命》中,论述了《艰难时世》(Hard Times)如何帮助他的读者去理解并适应工业化后期的社会现状。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也在《英国小说中的工业变革》中论述了《艰难时世》试图通过调和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达到塑造社会秩序的目的。巴德里·瑞娜(Badri Raina)在《狄更斯与成长辩证法》(1986)中呈现了狄更斯与中产阶级文化的矛盾:“一方面他急切地想要享受中产阶级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他又非常鄙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庸俗和麻木。”根据马泽诺的回顾,早期的新历史主义试图把狄更斯重塑为工业文明的捍卫者和消费市场的享有者,更新了人们以往对狄更斯的认识。然而这种理解过分意识形态化,没有充分考虑19世纪社会的多元和庞杂。这种政治化解读的倾向,在20世纪末随着更为细致深入的历史考据和文本分析,逐渐得到修正,向具体、细微、实证的方向转移。然而,历史研究如何避免碎片化和价值中空和价值虚无,仍是人们需要面临的问题。近年非常流行的网络研究社群Victorian Studies for the 21th Century (21世纪维多利亚研究网,简称V21),在它的“十大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近年来维多利亚研究已经沦为‘实证的历史主义’,这种研究方法满足于描述、展示和排列历史现象。他们将历史文献置于崇高的地位,总要试图找到时代的DNA,希望能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出来。可以说,这无非是材料的堆积而已。”本文所介绍的三部著作,我认为是综合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和思想史研究中的人文主义道德关怀,公允中正地展现了历史细节,还特别对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文本提出了新的诠释,是值得关注和学习的研究成果。
  ① Charles Dickens, Old Curiosity Shop,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2001.
  ② Kelly Hager, Dickens and the Rise of the Divorce: The Failed-marriage Plot and the Novel Tradition, Farnhma: Ashgate, 2010.
  ③ Jonathan H. Grossman, Charles Dickenss Networks: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Claire Wood, Dickens and the Business of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⑤ 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27-31页。
  ⑥ James M. Brown, Dickens: Novelist in the Market Pla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pp.38-54.
  ⑦ D. A. Miller, 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⑧ William Palmer, Dickens and New Historicism,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7, pp.12-15.
  ⑨ ⑩ Jonathan H. Grossman, Charles Dickenss Networks: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Novel, pp.18, 104, 103-5, 119.
  后來读者得知,他就是小耐尔外祖父的亲弟弟。
  Charles Dickens, Old Curiosity Shop, pp.316, 525-6, 372-3.
  比如王尔德(Oscar Wilde)认为“只有石头心肠的人,看这部小说才能不发笑”。
  有限的全知叙述者(limited omniscient narrator)。
  Kelly Hager, Dickens and the Rise of the Divorce: The Failedmarriage Plot and the Novel Tradition, pp.21, 12-38, 71.
  其主要内容是简化了离婚的程序。
  Jackson, Lee,Dirty Old London: The Victorian Fight Against Fil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05-134.
  Wood, Claire,Dickens and the Business of Death, pp.10-11, 84-5, 66-8.
  《雾都孤儿》(Oliver Twist)中的场景。
  Laurence W. Mazzeno, The Dickens Indust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1836-2005 ,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8, p.195.
  http://v21collective.org/manifesto-of-the-v21-collective-ten-theses/.
  (责任编辑:潘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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