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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博弈的实证分析

作者:2018-11-13 01:01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互联网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日益强大的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功能的同时, 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逐渐显现。对近年来15起典型案件的分析表明, 网络舆论影响司法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图景。网络舆论影响司法的案件类型主要有权力与权利冲突型、道德与法律冲突型和身份冲突型, 而司法对网络舆论的应对则主要呈现出司法坚守型、鸵鸟应对型和司法让步型三种样态。事实证明, 在网络舆论的司法应对中, 鸵鸟应对型和司法让步型已经无法满足新媒体背景下的舆论监督要求, 反而暴露出司法的软弱与不自信。在现阶段, 司法也许不得不考虑舆论的反响, 有所回应, 但保持与网络舆论的适当距离, 坚守法治才是司法的应有之姿。

  关键词: 司法审判; 网络舆论; 司法回应; 博弈; 良性互动;
 

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博弈的实证分析
 

  Abstract: While the internet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owerful role in guiding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in modern society,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and judicial trials is also gradually emerging.An analysis of 15 judicial cases in recent years shows that the forms in which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ffect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esent a diversified prospect.The main types of cases in which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ffects judicature are power and right conflicts, morality and law conflicts and identity conflicts.The judicial response mainly presents three types:judicial adherence, ostrich response and judicial concession.Facts have proved that in the judicial response to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ostrich type response and judicial concession type can no long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a, but instead reveal the weakness and lack of confidence of the judiciary.At this stage, the judiciary may have to consider the response of public opinion and respond to it.However, to maintain a proper distance from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d to stick to the rule of law is the proper attitude.

  Keyword: judicial trials;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judicial response; game; benign intera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由来已久, 但是真正以公共事件走入公众视野、引发全民热议的, 始于1997年的张金柱交通肇事案。随后几年, 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逐渐凸显, 但受影响的个案不多且影响力有限,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刘涌案和孙志刚案。然而, 近几年来, 互联网凭借互动强、传播快等优势, 颠覆了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舆论传播方式, 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舆论工具。网络也成为了重要的民意表达平台, 成为公众参与司法和监督司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2011年以来, 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 深刻地改变了舆论传播的格局, 重塑了舆论生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 其中, 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 占比97.5%。微信和微博的用户则数以亿计, 体量巨大。在全媒体、大数据的背景下, 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相。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司法机关遵循“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坚守司法中立, 坚持有错必纠, 平反了以陈满案和聂树斌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大案、要案, 极大地提升了司法的公信力。与此同时, 在贾敬龙案和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网络舆论和司法审判的分歧依然很大, 网络舆论影响司法的现象依然存在并时常发生, 网络舆论下的独立审判依旧任重道远。如何厘清互联网视域下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改善网络舆论下的司法应对, 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面对的极为重要的课题。

  基于此, 笔者以2002年以来的15个典型案例为样本, 从网络舆论影响司法的案件类型和司法应对的现状这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以期探寻网络舆论与司法博弈的内在机理, 为实现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的良性互动尽献微力。这15个典型案例分别为:2002年刘涌案, 2003年孙志刚案, 2007年彭宇案, 2008年许霆案, 2009年上海钓鱼执法案和杭州飙车案, 2010年李刚之子校园撞人案, 2011年药家鑫案, 2012年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 2013年李某某等人轮奸案和唐慧案, 2016年雷洋案、贾敬龙故意杀人案、于欢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其中2002年是网络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初始之年, 之后数年中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并不明显。因此本文仅选取2002、2003两年中最具典型性的两个案例。自2007年网络舆论渐成燎原之势, 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相互碰撞的案件呈现井喷态势。本文选取的案例主要来源于2007—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中评选的年度20件热点舆情事件中与司法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件。

  二、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博弈的实证分析

  (一) 网络舆论影响司法案件的类型化分析

  并非所有的司法个案都能够进入公众的视野, 并引起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个司法案件能否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关键在于司法个案本身的特殊性。或关涉社会民生, 或涉及贫富冲突、官民冲突, 或涉及情理与法理的碰撞, 司法机关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与裁决超越了公众日常的生活经验和经历, 背离公众的一般性思维和认知[1]276。我们从近年来涉及舆论的典型的案件中就可以发现这种特殊性 (见表1) 。

  表1 案件的类型与网络舆论焦点Table 1 Types of cases and focu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表1 案件的类型与网络舆论焦点Table 1 Types of cases and focus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以网络舆论关注司法个案的焦点为标准, 这些案件可分为以下三类。

  1权力与权利冲突类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重公权而轻私权的传统, 使得私权长期以来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2]。随着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 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体权利的紧张关系逐渐凸显, 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案件也成为转型时期诉讼纠纷的重要类型。此类案件以孙志刚案和贾敬龙案最为典型。这些案件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极易引发强烈的民意关注。贾敬龙案之所以受到网络舆论的强烈关注, 主要是因为在此案中, 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的私权利发生碰撞, 贾敬龙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选择私力救济时逾越了法律的界线。孙志刚案则由于当事人在被收容期间遭受工作人员的野蛮殴打, 而工作人员和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已然涉及到公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人身权、健康权的损害。德国法儒耶林有言:“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主张权利是精神上自我保护的义务, 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3]23从初民社会时期的同态复仇到古代乡村的宗族械斗, 再到现今的正当防卫, 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 与侵犯自身权益的行为作合法抗争历来为社会所允许。随着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井喷式爆发, 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相对滞后的窘迫局面愈加凸显。对于多元利益及其引发的各种纠纷, 虽然存在着诸如诉讼、调解等多种权利救济路径, 但由于这些救济方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而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实用品格, 对司法价值的追求大多也仅限于实用[4], 于是, 像贾敬龙等人就踏上了私力救济解决纠纷的道路。

  2道德与法律冲突类法律与道德从古至今都是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 虽然现在法律早已从道德、习惯等社会规范中脱离出来, 被奉为治理现代社会的圭臬, 但法律与道德或一致而相益, 或抵牾而互碍, 绝不是互不相干的, 二者也常常因时因地互有消长[5]237。中国古代就有“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命题, “法不外乎人情”和“法合人情”的说法在国族的观念中曾一度甚嚣尘上。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法不外乎人情’这一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于立法或法内容本身加以要求, 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要求审理者做到法律与‘人情’两者的兼顾。”[6]22南京彭宇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以及于欢案皆归于此类。这类案件的特点就是案件当事人往往面临道德和法律的两难困境, 出于道德和良心的考量, 而罔顾法律的吁求, 进而逾越法律的底线。这些案件直面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冲突, 极大地刺激了公众朴素的道德情感, 因而就成为了激发网络舆论的重要诱因。于是, 把司法审判引向道德和舆论中心, 给司法审判带来极大的挑战。无论是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 还是山东“辱母杀人案”, 都是由于案件的判决结果背离了公众朴素的道德评价而引发了广泛热议。

  3身份冲突类通过对所选案例的分析发现, 涉案主体的身份信息是影响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社会阶层及群体逐步分化。涉案当事人的身份已经成为很多热点案件的关注引爆点, 特别是涉及官民冲突、阶层差距和弱势群体等强烈身份标签的案件。唐慧案正是基于主体身份的弱势性, 引发了网络的过度关注与同情, 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张力外溢到司法审判中。李某某案、杭州飙车案和药家鑫案, 则是由于主体身份的显贵性而受到普遍的关注。事实上, 公众对涉案主体的身份冲突关注是将社会问题司法化, 寄希望于通过司法承担更多职能。在上述这些类型的案件中, 司法审判承担了太多不应该承担的任务, 诸如社会效果和维稳压力等。由于这些外来社会因素的干扰, 使得司法判决很难实现“法律自治”。对于那些受到网络舆论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司法案件, 社会公众已经不再仅仅将其视为法律问题, 而是广泛关注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7]71。本来, 按照法院固有的裁判方式, 对这些案件的最初处理都是遵循成例的, 也大体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由于社会对这类案件关注度极高, 再加上司法机关公关能力和舆论导向的欠缺, 于是, 按照惯例来加以处理的这些案件反倒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当舆论将公众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转移到司法身上时, 司法判决在舆论的压力之下经常悄然发生变化[8]。

  (二) 司法应对网络舆论的现状分析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 可以发现网络舆论下的司法应对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有的判决坚守司法中立,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有的判决则持鸵鸟心态, 在网络舆论前作出折中妥协的判决;另外一些是司法让步, 顺应舆论而改判。这些案件面对网络舆论时的司法回应, 具体见表2。

  表2 个案的舆论倾向及司法回应Table 2 Public opinion tendency and judicial response of the case
表2 个案的舆论倾向及司法回应Table 2 Public opinion tendency and judicial response of the case

  从表2的分析可以发现, 网络舆论对判决结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

  1司法坚守型:判决未顺应舆论类贾敬龙案和于欢案属于此种类型。经过审理, 2015年11月, 贾敬龙因故意杀人罪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2016年5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同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该案死刑的判决。结果一经发布, 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尽管在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期间, 不少律师和法学专家撰文呼吁“刀下留人”, 强调贾敬龙迫于无奈激情杀人, 并且具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但司法机关并没有被网络舆论和社会各界压力所屈服, 始终坚守事实与法律,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依然核准了贾敬龙的死刑。因为舆论与公众不是法官的上帝, 法官也不是舆论和公众的应声虫;法律人的上帝无他, 只有法律而已。对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认定, 法官所依据的只能是既有法律的规定[9]。

  2鸵鸟应对型:受舆论影响作出折中妥协的判决此类判决, 以彭宇案与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代表。2016年12月27日,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赵春华3年6个月有期徒刑。由于摆摊时使用的“玩具枪”中有6支经过鉴定达到枪支认定标准, 从而一个艰难谋生的摆摊大妈荒唐入刑,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公众一致认为, 对一个艰难谋生的老太太定罪量刑, 有违常理常情。而且赵春华主观上缺乏故意, 也没有构成对社会的危害, 远远达不到以刑法来惩罚的程度。在汹涌如潮的网络舆论以及各界压力下,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二审改判赵春华缓刑, 赵春华被当庭释放。此案最终以判处缓刑的方式收尾, 明显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既考虑到了舆论带来的各界压力, 又兼顾了法律事实。彭宇案则是以调解结案的方式来缓和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该案中, 老太太究竟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还是被别人撞的, 原告和被告各执一词, 没有第三人证明。而既然双方都不能提供证据,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应当判彭宇胜诉。不过这种改判无异于承认一审的错误[8], 但是, 如果二审坚持一审的事实认定必定会引发各界舆论的讨伐。因此, 该案的二审法院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窘境。而调解结案的方式正好可以化解二审法院的这一尴尬处境, 从而平息网络舆论的热议和公众的道德非难。此案的判决体现出明显的妥协折中色彩, 法院既考虑了舆论和民意, 又兼顾了法律事实层面的要求。

  在社会转型期, 对于一些敏感的、复杂的和争议较大的案件, 这种带有“息事宁人”色彩的妥协判决, 或许可以说是法院在当下司法环境下“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策略选择[7]69,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策略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 规避社会风险。但是, 事实表明, 在多元化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无论对哪一方进行妥协, 都可能是费力却不讨好的, 最终遭受损害的只能是司法公信力。对这种裁判方式的质疑和批评并不是对司法制度的苛求, 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有违“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明智的态度还是坚守法律的准则依法独立审判, 既不姑息犯罪行为, 也不迁就于舆论压力而从重从严判决。坚持依法独立审判, 可能最初并不为所有人理解, 但最终会避免司法权威受到损害。

  3司法让步型:顺应舆论倾向而改判无论是早年的张金柱案、刘涌案, 还是李昌奎案和唐慧案, 其判决结果都深深地打上了“舆论审判”的烙印。2003年8月11日, 刘涌案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为构成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伤害罪, 但由于“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 而由一审中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判决结果披露以后, 上海《外滩画报》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质疑, 被人民网等官方媒体在网络上转载后, 网络媒体上爆发了盛况空前的声讨与争论[1]283。迫于社会各界压力, 随后, 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提审并于2003年12月20日作出再审判决, 撤销二审判决, 决定对刘涌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刘涌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少有的一个由最高法院对已生效案件主动提起再审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破天荒地对刘涌案主动提起再审并且改判, 其最大的原因在于舆论的压力[7]79。

  在唐慧案中, 网络舆论对司法判决结果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唐慧的女儿于2006年10月失踪后, 唐慧向公安局报案, 但由于各种原因警方没能立案。在遭遇“立案难”之后, 她选择了静坐、阻街、死亡威胁、诉诸媒体等非常态的维权方式, 并走上了“信访而不信法”的艰辛之路。其后, 永州市劳教委下发决定, 对上访妈妈唐慧进行劳动教养。决定宣布后, 社会一片哗然。迫于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 湖南省劳教委黯然撤销了对唐慧的劳教决定, 最终唐慧在二审中获得胜诉。不可否认, 这种判决迎合了公众朴素的正义观和道德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民众的法律诉求, 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 这种判决扰乱了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侵害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的职能, 僭越了司法机关的主体地位。毕竟, 司法审判不同于同态复仇的私力救济, 更不是泄愤或报复的同义语[10]20。

  三、结语

  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的博弈, 本质上是司法民主、司法公正与社会监督的深层关系。网络舆论是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新形式和人民参与司法的新渠道, 是舆论监督在网络空间的表现。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场所, 使得一定程度的网络监督和司法参与成为可能。网络舆论对于吸收民意、增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网络舆论建立在民众朴素的道德评判基础上, 是充满感性的集合, 与司法审判的专业化和理性相抵牾。此外, 非理性的评论和别有用心的舆论, 甚至会干涉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 从而影响司法公正。特别是权力与权利冲突类、道德与法律冲突类以及身份冲突类的案件, 很容易成为社会情绪的集中宣泄口, 进而将社会问题司法化, 让司法担负起不能承受的社会之重。

  事实证明, 在网络舆论的司法应对中, 鸵鸟应对型和司法让步型已经无法满足新媒体背景下的舆论监督要求, 反而暴露出司法的软弱与不自信。在现阶段, 司法也许不得不考虑网络舆论的反响, 有所让步, 但保持与网络舆论的适当距离、坚守法治才是司法机关的应有之姿。在于欢案、赵春华案中, 司法机关的积极引导、主动应对, 网络舆论中更多趋于理性的声音, 已然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转变和曙色。让一件件有影响的司法个案成为一场场全社会的“法治公开课”, 才能逐渐缓和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现司法审判与网络舆论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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