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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证据法的法域范围

作者:2015-07-24 11:18文章来源:未知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本次大会。为此我十分荣幸。能与中国和瑞士的老朋友们见面,并有机会能够将在座各位的名字与面孔对上号,我感到很高兴。在过去这些年之中,我阅读过本次瑞士代表团内多名成员的著作并从中获益良多。本次会议的参与者中既有法庭科学家又有证据法学者。大家平时都会使用关于证据、证明和概率的概念及术语。诚然,正如我昨日在“似真性和概率”研讨会上所说,法庭科学家和证据法学者所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彼此关联,但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有着各自独特的构造和演进,关注不同的问题并运用各具特色的认识论。由此而言,两者的基础性概念和术语有着不同的含义。

  今天我想就这些差异的不同方面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含义上的差异涉及我们工作中的那些最基本假设,因此,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自说自话的重大风险。该风险的迹象体现在了法庭科学家与证据法学者之间时常沟通不畅,诸如在此类会议上或是在庭审中。至少在美国,证据法领域有时会无视科学的诉求并时常在庭审中不让科学家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和说他们想说的话。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他们常常有这样的困惑,即法学界并不那么乐于接受知识的明显进步。我在昨天研讨会上的讲述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正如我所试图阐明的,即便笼统的概率理论或具体的贝叶斯定理是科学家们的有力工具,其在法律体系架构中仅仅起到微小作用。实际上,贝叶斯定理在法律体系中作用不大,其主要价值就是在于启发探索式地辅助诸如相关性之类的补救讨论。我这些论述的目的是希望使得造成该学科间冲突的个别成因能够明朗化,并且我诚挚地希望这样做能够有利于学科间更有效地交流。在开始正式演讲前,请允许我强调,我们之中那些来自法律界的代表对“科学”可能怀有同等混淆的信念,这同样应当被提出来予以讨论。只是我本人并不够格这么做。

  我将通过聚焦“证据法”之基础概念的讨论来达成以上目的。“证据法”对于这两个学科而言均至关重要,而且在这两个学科中均被高频地运用。然而,我认为在这两个学科中,“证据法”的含义有着显著区别。当然,我并非法庭科学家,所以由我来解释在座各位法庭科学家运用“证据法”时的想法或许有些冒失。尽管如此,未经过法学专业训练的人士有着一个惊人的共识,即证据法是一套有关于决定证据可采性和可排除性之必要且充分条件的规则。总体而言,这是几乎所有未系统学过法律人士所拥有的“法律”概念,包括刚开始学习法律的一年级法科生们。而我和在法学院的同事们在帮助学生们理解法律及法律系统运行的首要任务便是要将这种观念从学生们的思想中消除掉。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并且我接下来会试图去解释其错在何处。揭露出这些误解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律分析师们有时会对法庭科学家的主张感到不耐烦甚至是排斥,而了解法律分析师们的思路则或有助于法庭科学家理解我们不做你们想让我们做之事时的不耐烦根源,比如,当我们不让你们用你们所偏好的术语来作证,或是当我们询问你们那些寻根究底的、有时令人尴尬的关于支持你们主张之正当理由的问题。

  证据法是构建公正社会之关键法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公众对于这一点并不十分明了。实际上,证据法或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其并不仅仅是关于证据采纳和排除之特定规则的集合;倒不如说,证据法是极其复杂、涉及到一个公平、正义而富有效益的社会互动框架构建最优化问题之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这个优化问题包含了至少五个独立的变量。无论在什么语境下,当你遇到“证据法”时,其并非是一套与你互动的采纳排除规则,而是对以上复杂的最优化问题之尝试性现行解决方案。

  正如你们所充分理解的,证据法——某种程度上由诉讼法所补强——构成了法律的认识论。证据法是如何这样做到的则构成了我所称为法律系统的认识论问题,这也是我刚才提到变量当中的第一个。然而并非所有学科都有着相同的认识论。知识具有背景依赖性,这也是其他各种学科与法学之间冲突的首要来源。你所期待的是一回事,但你所得到的是另一回事。然而,这并非唯一的冲突来源。与那些对真相进行无止尽“奢华”追求的许多科学不同,以上所提及的其他四个变量限制着法律在这方面的追求,正如我接下来将进行解释的。

  在对其他四个变量进行解释之前,我需要消除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持有的一种怀疑,即构建一个公平社会的最基础层面并非证据法而是对权利(及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进行设定,但这并不正确。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便毫无意义。对一项权利或义务有争议之主张的解决完全依赖于事实认定,并且是事实认定的衍生品。举个简单的例子,财产权的存在。拥有某样东西——比如你们穿的衬衫、裤子或者裙子——意味着什么?惯常的回答是你拥有占有、让渡、控制和消费该物品的权利。但是假设现在我主张那件衬衫实际上是我的,要求你脱下来还给我,接着会发生什么呢?你将会去找到一名事实认定者,把购买、赠送、制作或发现这件衬衫的证据呈给他,来说服其相信:在某特定国家的某特定时空里是你而非我有权占有、让渡、控制和使用该争议物品。若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任何类型的权利和义务便毫无意义。正是权利和义务附着于事实——时空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实际状态——赋予了权利义务以实质。而审判中若要高效地确立事实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证据法。

  “那又如何”?你或许现在正这么想。回答是法律系统处理着人们的生活和财产,并且其给人们做各种决定时注入了某种保守性。人们不想永久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比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或文革时的中国。人们想要准确性,但同样也需要可预测性,一个总被最时髦同行评议研究所推动的法律系统或许并非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

  从更深层次角度来说,就知识的构成而言,法律和其他学科的内在动因可以有很大区别。首先就想想如何高效地确立事实,这是首要的认识论任务。人们可能会合理地假设建立在先天认知能力之上的自然推理过程是运转有效的,因而,显然应当在对事实准确性的追求中予以遵循。然而,在运用自然推理时会有些一再发生的出错情形;比如说,也许某些形式的传闻证据会被事实认定者系统性地赋予太多分量。在这类情形中,证据规则也许会通过采用一条要求排除特定形式、令人厌恶的传闻证据来尝试修正该系统性错误。有关某些形式证据之自然推理造成错误的可能性,解释了对可能具有误导性或是可能引起不公正偏见的证据进行排除的授权。这同样构成一些其他证据规则的基础,例如对品性和倾向证据的限制以及对证人必须以第一手亲身知识作证的要求。证据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决定为了辅助准确地进行司法裁判,何时应当遵从自然推理而何时不遵从,不过我想此处仅需要提及这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这实际上不是任何法庭科学领域的首要动机,亦非其他任何对司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之首要动机,其实或只有心理学中一个很小分支算是一个例外。在基础认识论动机有如此根本区别的学科之间产生冲突和分歧并不足为奇。

  关于认识论问题还有许多可以说的。我会再举一个例子。不仅学科之间的内在动因不同,知识的基础条件也差别很大。在你们所属的领域,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那么就可以延迟做出决定。而这对法律而言却是一种奢望。法律系统极少能对待决问题行使选择,而在现有可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证据方面则挑选的余地更小,而一个法律体系亦不能直接选择不作出任何决定,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一个实际存在、具有某种价值的决定。某些人会因现状而受益,而未能作出判决则会致使现状原封不动。因此,你们的认识论是被创造出来辅助当下正在进行的对集中而具体、可解决问题之研究,而法律的认识论则是被创造出来为解决某一时刻碰巧发生之任何情况提供一个通用模型,无论有哪些可用的证据。与之相似的,你们有“奢华”的自由去专注研究那些会有极高回报或成果的事情,而忽视其他事情。没有物理学家会申请经费去研究宇宙大爆炸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便在我看来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相反,他们会申请经费去研究他们所拥有精密仪器设备允许他们去研究的事项,那是在可解决的各种问题范畴之内创造出来的精密仪器设备;没有法庭科学家会去申请经费研究星球的排列与因果行为之间的关系。以你们所称的“科学性”方法来研究诉讼中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一,你们不知道这些问题可能是什么;第二,这些问题非常特殊甚至古怪,且并不在你们受到嘉奖的对照研究范畴之内。

  关于这个冲突造成摩擦之能力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我昨天所说的那个关于材料如何粘贴在不同帽子之不同材质和轮廓上的知识重要性。为那个特别研究之目的,且那是个很不错的研究,你仅仅能够假装在编造这些知识。而对任何合理的法律体系之目的来说这么做都是不够的。你能够靠虚构一位能猜测帽子上存留DNA 样本之贡献者人数的专家而使得一项研究通过同行评议之事实,与法律认识论的要求没有任何关联,法律认识论想要知道的是这并非是猜测而是建立在可靠证据基础之上的知识运用。或者,想一想关于证人可信性的问题吧。比如,如果能够知道出汗就是撒谎的征兆那实在太好了,但事实上人们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出汗,有些是个人原因,也有些是具体情境所造成的。除非有神经科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否则永远也不会存在一个对司法裁判有用、关于证人可信性方面的基本科学,无论心理学家们做多少次模拟实验。

  迄止我主要讨论了证据法导向真实的方面——关于其如何构建和使用知识的认识论问题。法学认识论与各种类型科学的认识论之不同是法学与其他学科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证据法在很大程度上落脚于此处。它以规制证据的采纳和排除之规则来构建庭审,反过来很有可能会促进法律体系的利益以及该体系之外更大范畴的社会整体利益。我希望以上简短述评表明了这个变量是多么复杂。然而,证据法的任务远远超出了认识论问题并且涉及至少其他四个,对我早前提到的复杂最优化问题起到巨大作用的变量,这个最优化问题是其他科学所未面临的并且可能会导致误解。

  (1)组织性问题

  高效地确立事实仅仅是证据法职责的开始。此外,证据法还规制着法律体系中各方参与者的互动:庭审法官、陪审员及其他外行评估员、律师、当事人以及证人(专家和外行),并为庭审构筑了框架。其为庭审中的每个角色分配了权力和裁量权。例如,通过决定庭审法官有多少裁量权,证据法影响着当事人对庭审进程有多少控制权。同样,证据法构建了庭审法官与上诉法官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允许在上诉法庭中进行重审,还是说上诉审应仅限于法律错误的解决?小型民事案件与大型商事案件之不同是否能够使得对其不同的处理方式正当化?刑事案件又有什么独特之处?证据法同样规制着政府部门之间——特别是但不限于司法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仅举一例。正如你们所知,经常会有这样的疑问:究竟是适用一项高度复杂的规则或一整套规则来限制审判法官的权力好,还是提供一系列指导性方针并期待审判法官在很大程度上能公正自觉地自我约束好,究竟哪种方式更好。你们也许会认为该选择的言下之意一定又是与认识论问题有关。是否有人能创制理智的先验规则促进准确的事实认定,还是最好将这项工作留给最熟悉该事件的司法裁判官——亲身观察证人作证等活动的人? 诚然,自由裁量权规则允许审判法官在做出判决过程中展现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些关键证据所进行的个性化思考,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效用。自由裁量权的水平越高,就会有更多的权力从控制链条上传递给审判层级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规则使得审判法官摆脱了上诉法官的控制,同时也使得司法机关免遭立法机关的掌控。相比之下,类别化规则则将对证据性程序的控制力维系在了那些颁布规则的政府机构手中,无论其是上诉法院还是立法机关。考虑到另一重复杂性,有些人认为减少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权可能是减少“同案不同判”的潜在方式。事实的确如此,但同时这也可能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的上升,认定者们可能会持续一贯地得出错误结论。

  复杂性不止于此。任何形式的复杂规则都会为社会中某些群体提供战略和战术上的优势,尤其是那些拥有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则之资源的群体。这其中包括了富人群体和法律体制内的常客,而较为简单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会有助于那些较不富裕的群体。复杂的证据法典以鼓励上诉的方式造成了司法裁决的不稳定性,增加了诉讼的交易成本。增加保护一项权利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该权利本身的价值,这可能会导致有危害的社会性后果,这亦是我在下文中将展开说明的重点。一次伴随着多项撤销原判和重新审理的积极上诉或许并非一个健康法律体系的标志,相反是一种资源实质性浪费的标志。无论如何,证据法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变量因素。

  (2)管理问题

  证据法连同程序法是以一种最戏剧化的方式建立公众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联系。任何不借助法律手段就无法解决纠纷的人都将会融入由证据法构建的法律世界。证据法由国家创制,这意味着沉浸在法律世界之中将会构建并影响公众的观念,这不仅仅是司法机制的重要特性,也是政府自身的职能之一。在英语语系国家,查尔斯· 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完美地诠释了这个现象。一部促进审判工作平稳有序运行的证据法将会极大增强公众对司法机关乃至政府机关作为一个整体的尊重,也能够表达出公众对“法治”的期许,当然,一部畸形的证据法则会反之破坏这些价值。

  尽管准确的事实认定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但是公众对理智审判程序之外还有其他的诉求,所以准确的事实认定要同其他的社会价值进行竞争,特别是要面对各种激励机制的产物。况且,精确无误的事实认定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如何对错误进行分配以及对裁决进行修正是必须要妥善处理的难题。总而言之,这些构成了我所理解的证据法“管理问题”。

  我首先要谈谈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激励作用。事实准确性的价值必须要与政府合理奉行的其他政策相互权衡。这些政策的目录很长而且具有文化差异性。例如,特免权规则会建立并保护诸多关系,包括配偶的、法律的、医疗的、精神的、以及政府的关系。另一个例子,作为一项制度而言,排除那些与事后补救措施相关的证据具有鼓励在意外发生后及时排除危险情况的作用。尽管理性人可能会通过这样的补救行为来推断财产所有人知晓危险情况的存在,但是如果采纳这类证据将会抑制排除危险情况的动机,这会让更多的人陷入危险。争议的和解或许要优先于诉讼程序,这就要求排除那些在和解过程中所做的陈述。在美国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大量的排除性规则都是以规制警方调查活动的客观需求为前提。

  管理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区分日常行为和诉讼行为将会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日常行为是指人们每日的常规行为。诉讼行为则是与争议之官方解决途径直接相关的活动。两者绝非泾渭分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显然涉及到争议解决的谈判和妥协之灰色地带,有着启动或终止官方诉讼程序的效果。在此,我将暂且不对那些细节问题予以讨论。规制日常行为是为了应对解决那些社会观念中的是非曲直问题,为高效的经济行为创造条件,并规范社会交往和社会制度等等。总体上来说,为这些行为提供便利是社会机构的典型目标,具体而言,这是法律的目标。相比之下,诉讼行为涉及到试图解决争议的当事人,他们的争议源自于关于不适当日常行为的主张,或者要求纠正那些因违反实体法所造成的社会无序状态。目前大多数的分析要么关注日常行为,要么关注诉讼行为,好似他们是基于各自内部逻辑而各自为阵的地盘。这样的划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分析性用途,但是却回避或者扭曲了核心的管理问题。这一点值得展开论述。

  在这些事项之外,实体法的任务之一是要确保人们将为其自身的行为承担实际成本。这是一种简单的描述却有着深刻的含义。日常行为不只是生产具有社会价值的商品,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当工厂制造汽车或计算机,这也会造成环境污染。实体法致力于依据行为分配成本,这是为争议中的行为结果提供一种最佳的激励机制。如果工厂可以将废料倾倒入河流之中,这就是把一些成本转嫁给了那些依靠河流获取利益的企业。随后,工厂将会以低于实际成本的方式制造汽车或者计算机,这必将会造成汽车和计算机的产量过剩。比较而言,以实际成本生产社会商品才能更趋近于社会商品的最佳产量。

  诉讼成本将会抬高其下日常行为的成本。请再次思考汽车工厂的问题,除了必要的支付工资、购买未加工的材料和机器,以及处理那些废旧产品之外,工厂必须要承担法律诉讼成本。这将增加生产商品的成本,却没有产出任何效益。汽车并不会因此而质量提升,污染也不会降低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绝大多数法律评论家将诉讼支出视为一种无谓的社会损失,没有任何回报。因而,有人会认为目标应定位于让诉讼成本趋于零,换句话说,遵守法律而不消耗任何资源。但是我们并不确定这就是最佳方案。

  降低司法成本的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呢?回答来自于一种认识,即法律体系会生产独立于具体争议功过的社会效益,而一个无成本的法律制度将会大大刺激这类产品的过度生成。个人和机构必须做出决定如何处理争议——是否借助正式的法律程序还是一些其他方式。你将会接触到许多人,他们可能会侵犯到你的权利或你会侵犯到他们的权利。也许你家种植的植物会倒在邻居的庭院之中。也许他们停放的私家车会占据你的私人车位,你将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可以和这些所谓侵犯你权利的人进行协商。然而,如果不存在诉讼成本,你可以直接起诉他们而不必同他们协商。因此,将诉讼成本降低为零会深刻影响到人们在社会中相互交往的方式,这样的变革很可能是不受欢迎的。除了可以同其他人进行沟通和磋商解决日常问题之外,你还可以借助政府提供的官方解决途径。因而,诉讼成本并非一定是无谓的社会损失。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为争议解决建立激励机制,而不需要借助正式的诉讼活动或政府机构的介入,这或许有益于社会福利。

  现在,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亟待解决的复杂最优化问题。日常行为和诉讼行为之间并没有处于完全封闭的割裂状态,不能在抽象语境下对他们进行孤立的分析。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交互效应。日常行为显然影响着诉讼行为,而诉讼行为也同样影响着日常行为并且是以一种比传统观念更为微妙的方式。

  这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见解,但同样也令人深感忧虑,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机构的问题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加复杂。例如,在一些诉讼类型中,行为(包括日常的和诉讼的)可通过低成本或零成本的诉讼程序加以优化。然而,另外一些诉讼类型则可能需要无限高昂的成本才能优化,换言之,这些案件是不应当被引入诉讼的。也许家庭纠纷是后一种类型的典型案例。其他案件可能处于两者之间,需要施加一定的成本才能加以优化。法律体系的各种任务之中就包括了要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巧妙地进行回应——哪些案件应当被引入诉讼,哪些案件不应当被引入诉讼,而证据法就是一种极其关键的工具用以贯彻所做出的任何决定。

  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是哪些类型的案件应当被鼓励进入诉讼程序而哪些又应当被抵制进入诉讼程序,这就是错误风险。没有错误的法律体系是不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是要理清可能出现的两种错误类型:有利于原告的错判(或是刑事案件中对无辜者的有罪裁判),这属于“错判(假正)”错误;有利于被指控方的错判(或是对于有罪者的无罪判决),这属于“漏检(假负)”错误。资源配置和其他决定将会影响到这两种错误类型之间的关系。同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亦存在两种能够正确做出的判决,因此,错误问题不单单是避免错判的问题,而是要延伸到对审判过程中四种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进行统筹优化。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法律分析者必须要思考诉讼行为和日常行为之间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目标是对社会福利的整体优化,而不止于对诉讼行为的优化。因而,法律体制同日常行为的交互作用必须要在此得以调和。通过提高诉讼的风险来鼓励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事务以避免诉讼风险,从分析的角度看并非难以实现。反之亦然。无论人们采取哪种做法,法律分析者都不应将视野仅局限在法律体系之内,而应当考虑法律体系在更普遍意义上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再者,证据法是实践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

  还有两个贯穿于证据法始终的重大问题,但由于时间有限,我在此仅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3)执行问题

  书本上的法律和行动中的法律存在显著的区别。编纂法律和规则是一回事,而遵照法律起草者的意志执行这些法律条文又是另外一回事。证据法典的起草者也许会认为赋予某些人自由裁量权是合乎情理的,无论是法官或律师,但是,起草者对规则的理解或对裁量权适用方式的认识很有可能并不为那些执行规则的人们所认同。更直白地讲,在审判这样的社会活动中适用错综复杂的法典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作为审判活动自身而言,其总是变化莫测,而且也不存在将每一个法庭判决都提交给其他权威机关进行复议的可行性。证据法必须要决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4)社会问题

  审判活动可能要服务于诸多其他目的,例如象征性和政治性目的。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通过审判的方式发表声明,从中得到各式各样的经验教训。审判活动也可以作为一种维护社会声誉、防止政府过度扩张的手段。显然,证据法能够影响到所有这些问题。公平和平等的原则亦影响着证据法,尽管这些变量的具体效果很难从那些更具功利性的动机之中剥离出来。有些人会认为限制使用具有不公正偏见的证据不仅反映了对事实认定准确性的考量,也是对当事人羞耻心的顾及,这同样适用于品性证据规则。对先前行为和倾向性证据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一种观念,即一个人不应当受困于自己过去的经历。传闻证据规则体现出同反对己方的证人进行对质的权利价值。通过对以上这些内在动因复杂性的阐述,我希望能够对你们理解为什么证据法有时是复杂的,以及为什么有时证据法看似因内部冲突而受到折损有所帮助。简而言之,这是因为证据法反映了对互为竞争关系的政策和考量之一系列妥协。然而,并非一切都是暗淡的。从这个复杂性的大熔炉中可以提炼出以下指引证据法起草者或改革者的原则。

  第一,证据法应辅助准确、高效且公平地发现关于法律争议的事实。一般来说,所有相关的证据(可以影响到理性人推理过程的证据)应可采。只有当存在在特定情景下超越准确司法裁判价值或有助于分析其可能性的很好理由,具有相关性的证据才应当被排除。

  第二,证据法不决定待定“事实”;这由实体法来决定。证据法辅助对这些事实的可靠调查。

  第三,证明过程应当尊重自然的推理过程。其不应当在缺乏令人信服理由的情况下对证言或实物证据的出示施加牵强或人为的限制。

  第四,证据法是为了辅助争议的理性解决,且其本身并非是一个终点,且应当按照在构建和理解。不应要求去一丝不苟地遵循不以准确、高效、公平事实认定为终极目标的诉讼中技术性模式,无论是来自证据法或诉讼法。庭审过程应该是对事实的理性探求过程,而非是要求形式上符合复杂规则的游戏。上诉中改判应当限制在那些对某项权利的重大违反很可能影响到判决结果的案件中。

  第五,庭审的决定总是在不确定中所做的决定,从长期看难以避免会发生错误。证据法应该辅助对各方当事人的平等对待,并降低民事审判中的错误。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通常在法律面前地位是平等的,并且不应当因其形式上的身份状态(原告、被告、申请人、答辩人、干预人等等)而遭到歧视。该项原则的例外应该少而合理(例如涉及欺诈主张的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政府必须要将每一项指控犯罪中的每一个要件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有限的情况中允许积极抗辩有着不同的说服责任。

  第六,证据法不应当在社会各群体当中引发歧视。举例来说,不应当赋予反复参与诉讼中的参与者不正当优势。因此,其语言应当精简、非技术性并易于理解。证据法的实施总是应当推进而非阻碍法律制度的内在目的。

  第七,在某种程度上,在对以上指导原则没有重大折损的前提下,证据法应该尊重其所适用的社区传统。

  第八,可能会存在一些以上指导性原则均不使用的例外情况,但是那些例外应是少量、有限、明确且合理的。例子包括了特免权,以及为其他社会价值目的所设计的激励措施等等。

  以上这八项原则显然无法解决证据法改革者可能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会提供一些指引。在结束之前,我想再次重申以上简短评述的主旨,即证据法以及隐藏在证据法背后的问题要比其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复杂,这同样适用于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律。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的处境不是一种单纯的静态实体,而是一种混沌的有机状态。正因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已然形成、规制这样一种自发性实体的规则难以是浅显、有条理和静态的,或是该些规则并不反映简单和静态逻辑。落到书面语中的最终表现形式看上去是某种“规则”,但在这有序的表象之下是动荡不安的复杂性。在“法律”领域没有类似于大多数定量学科的知识层次结构。法律是一门具有可塑性的学科,其必须要对高度复杂的价值体系加以优化,并使其自身适应无常的变化。困难在于法律知识形式和结构体系必须要与那些完全不同形式的定量学科进行互动。作为法庭科学家们的你们可能更愿意看到法律可以直接涵盖你们解决特定问题所适用的方法,但是你们的方法通常与我今天所讨论的那些变量因素并无区别。这不是一种批评,而是事实。因此,法律不能简单地遵从这些外来结构,而是要尝试将其内化并为自身目的服务,这多源自于法学和其他学科之间复杂关系。针对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时间关系我今天的发言必须要到此结束了。我衷心希望这些评述可以对增进法庭科学和证据法学科之间的互相理解有些许的贡献。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到这里并聆听我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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