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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司法反腐的价值理念与实现路径*

作者:2015-08-05 15:19文章来源:未知

  在我国,司法机关主要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反腐是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是对腐败犯罪行为的刑法评价和刑事处置。作为国家治理腐败的基本方式,司法反腐与执政党的党内反腐、政府的行政反腐紧密衔接,共同履行有案必查、有腐必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职能,推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反腐司法虽属刑事司法的范畴,但有着独立于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价值功能和实现路径。

  一、司法反腐的价值理念

  确立司法反腐的价值理念必须突破刑事诉讼的思维模式束缚。刑事诉讼思维模式是以刑事法律为依据,以罪与非罪为判断标准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在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评价和判断下,可能将腐败犯罪与腐败违纪割裂开来,使不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进入司法保护范畴,使一般甚至违法的腐败行为受到国家宽容,导致“司法”难以全面体现腐败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和党纪与国法治理腐败的关联性。

  司法反腐的价值理念是由党和国家反腐败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继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就充分说明,反腐败斗争的价值取向,不能以腐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来衡量,而应以是否有利于建没廉洁政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公共权力依法规范运行为基点。只有坚持“抓早抓小,有病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才能不养痈遗患”; 只有严格纪律法律约束,使纪律法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才能让每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只有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坚决查办预防职务犯罪,才能有效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因而司法反腐应确立以下理念:

  ( 一) 腐败犯罪与刑事犯罪分别治理的司法理念。腐败犯罪与刑事犯罪在普通刑事司法理念中均认为是犯罪,其刑事评价和司法处置是一致且不可分的,从而忽视了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和腐败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这个症结导致反腐败国家立法指导思想的偏差。普通刑事司法与反腐败刑事司法虽然都是刑事司法,但二者系不同场域的诉讼活动。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管理行为,后者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行为。普通刑事司法遵循宪法原则,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公检法相互配合和制约; 而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则是法律监督衍生的通过检察机关实施的特定程序,重点是加强党政执纪与刑事司法的紧密衔接。公安机关办理非国家工作人员案件,检察机关办理国家工作人员案件,由于两类责任义务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程序规范,体现了程序设计的平等性和正当性。确立以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国家政治清明为目的的反腐败刑事司法理念,就要积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将司法反腐作为独立于刑事司法诉讼活动来对待。积极推进在司法运行上,以立法形式规范完善法院、检察、纪检监察三机关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在考虑职务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和高智能、高隐秘特点,可作出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法律规定。例如强制措施、证据采信、律师会见、辩诉交易等程序设计。在腐败犯罪的事实认定上,要尊重党内法规的证据标准,健全完善纪检监察证据与检察侦查证据衔接转换规范,慎用“疑罪从无”。

  ( 二) 腐败之治是党纪与国法共同之治的司法理念。目前,反腐败国家立法仅限于对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规制,不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属党政纪处理,要坚持对腐败的“零容忍”,就必须加强党纪与国法一体建设。解决好党纪与国法、行政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还存在的缝隙,以及贪腐行为的法律漏洞和刚性不足等问题。就党内法规而言,应立足于党员的从政道德底线,将相关道德规范上升为纪律规范,加重党员特别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纪律义务,使党纪更好地发挥“有病早治”的预防作用。就国家立法而言,应降低腐败入罪的门槛,将现行由党纪政纪规制的部分腐败问题上升由法律规制,构建刑事法治与非刑事法治紧密衔接的、体现反腐败斗争客观规律的专门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党纪“防微杜渐”和国法“亡羊补牢”的腐败治理功能。

  ( 三) 党纪严于国法,国法保障党纪的司法理念。党纪严于国法,表现在党纪对党员的要求高于国法对公民的要求;国法保障党纪,主要指党员行为突破党纪规制底线,触犯刑律之后,国法以罚当其罪来保障党纪要求的实现。反腐败实践中,腐败问题往往先由纪检监察立案查处,对构成犯罪的腐败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经过司法审查确认和侦查取证,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是否真心悔罪等,实现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党纪反腐体现的是从严治党原则,司法反腐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司法不仅是对不构成犯罪者避免受刑法追究的法律救济,而且是查办腐败案件质量的保证,对反腐查案成果的巩固,是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的法律保障。从党纪严于国法,国法保障党纪的司法理念出发,党内纪律法规应明确“双规”“双指”等办案措施的正当性和法律地位,对实施程序进行严格规范,正确有效地发挥党的纪律在反腐查案中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充分运用纪律约束的主动性、严格性和自律性,夯实立案侦查的基础。对党纪处分后移交司法的腐败案件,修改后的刑诉法虽然在特殊侦查手段、讯问时限的特殊等规定上有了新的加强,但一些瓶颈性、关键性问题进展迟缓。如建立污点证人与辩诉交易制度问题、特殊侦查手段的执法主体问题、腐败犯罪的证明标准问题、反腐败刑事司法国际协作问题、境外腐败资产追回问题等,均需要从立法和运行机理上突破“梗阻”。特别是在腐败犯罪的事实认定上,要尊重党内法规的证据标准,健全完善纪检监察证据与检察侦查证据衔接转换规范,充分体现对腐败犯罪的国家评价、国家确认和国家处罚。

  二、司法反腐的价值功能

  我国司法反腐的价值取向是由司法的内在品格决定的。一是司法制度的人民性。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我国司法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惩治腐败说到底是通过打击和防止公权私用和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权利,规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司法活动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维护公共权力的纯洁性、廉洁性和公正性。二是司法功能的服务性。在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在形式上只服从法律,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司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司法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通过忠实执行法律政策,实现党和人民的意志。在法治中国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围绕强化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主题,更新执法理念、改进司法方式,不断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实现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三是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司法的灵魂是公正,其表现为不有意或者无意地偏袒、歧视任何一方,不先入为主,没有偏见地解决纠纷冲突。这就要求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及其人员刚正不阿,公正无私,决不能操法自用、枉法裁判,对查办腐败犯罪案件既态度坚决,又谨慎持重,使腐败分子罚当其罪,切实做到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四是司法价值的正义性。西方司法奉行程序至上,追求形式正义; 而我国司法既注重形式正义又追求实质正义,即以实体公正为目的,程序公正为路径,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裁判,使腐败犯罪得到及时有效的惩治,最大限地恢复被腐败破坏的公共管理行为和法律秩序,使腐败导致的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这种价值观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是维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与维护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上述特性决定了我国司法在惩治腐败中承担着多方面的功能:

  ( 一) 刑罚惩戒功能。司法的运行是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具有中立性、专业性、公开性、权威性等特点,而且司法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公开的程序,使人们产生对司法专业性和公正性的信任感。运用国家刑事法律规范惩治腐败犯罪,是司法治理腐败的最高表现形式。目前,我国惩治腐败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九章中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查处职务犯罪的程序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相继对查处职务犯罪进行了司法解释,使对此类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具体化。依法查处职务犯罪案件,是治理腐败,形成“不敢腐”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先决条件,是预防职务犯罪最有力、最直接的手段和措施。打击兼有惩处、警戒、震慑的功能,大量事实证明,社会上某一时期滋生犯罪同抑制犯罪两类因素的较量决定职务犯罪发案率的高低。发现犯罪能力的增强,抑制他人继续犯罪的心理,将会改变犯罪的心理结构。始终保持依法打击的高压态势,最大限度地使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能发挥特殊预防的独特作用,震慑心存侥幸的人不敢犯罪。放弃打击,只能使预防工作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会弱化腐败斗争的整体效果,使职务犯罪预防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 二) 教育引导功能。适用法律的职能活动即为司法,履行司法职能的过程以及司法决策的实施不仅能促使人们依据法律行事,还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表征,而且能预期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而影响人的内心判断与选择,促使其自觉遵守法律。司法在治理腐败中的教育引导功能与查办案件紧密结合,在查办阶段形成高压态势控制犯罪,覆盖腐败犯罪的举报、侦查、起诉、审判和刑罚执行等各个环节; 在案后阶段通过解剖分析具体案例,使有腐败犯意者放弃犯罪,无犯意者受到洗礼; 同时为堵塞制度漏洞提供思想支撑。通过司法,人们的行为得到规范和引导,法律的规范作用得以强化和实现。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司法通过自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对人们的行为施加了压力,促使其接受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思想观念,抑制其反社会思想动机和行为,国家的法治思想文化和普遍价值观由此得以深化和传播。司法的社会管理和控制功能,也体现这种规范和引导功能。

  ( 三) 建制防范功能。司法的过程是社会秩序的确立、维持和恢复的过程,也是被犯罪破坏的管理监督机制得到修复的过程。司法在治理腐败中的建制防范功能,是以“亡羊补牢”为基本特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亡羊补牢”形成的制度比一般情况下建立的制度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同我们刑罚规范的制定,就是建立在已然犯罪行为基础之上的。建制预防功能在实践中表现为,以检察建议为手段,帮助发案单位分析犯罪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总结监督管理中存在的漏洞问题,完善规章制度和廉政措施,具体落实“不敢为”“不想为”“不能为”机制。这种建制防范功能源于司法自身常规稳定有序的机制,司法是一种理性化的运用法律处理纠纷冲突的方式,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惩治违法犯罪,能够使权利得到维护,义务得到履行,冲突得到避免,制度得以健全,管理得到加强。司法能提供可预期的结果,通过准确适用法律,惩治违法犯罪,发现导致犯罪产生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相关管理监督制度的漏洞与缺失,维护并形成所期望的良好体制机制和权力运行秩序,达到防止同类案件再度发生的目的。

  ( 四) 权力制约功能。司法监督制约权力是从司法机关的建构过程中所体现的功能,近现代司法权的产生与发展,除了解决纠纷冲突等方面的需求之外,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但是司法机关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对行政权以及司法权之间的监督与制约。人民法院通过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以及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进行审查,可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批准逮捕权、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可以实现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合法行使国家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与配合,能够保证执行法律准确有效,促进严格公正司法。司法机关在治理腐败中,主要运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预防等诉讼和非讼职能,依法查处和有效防范职务犯罪,这种查处和防范,是以法制权、以权制权的过程,具有司法弹劾性质,对促进国家工作人员廉政勤政,实现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五) 参谋咨询功能。参谋功能是综合运用有关信息和办案成果,适时开展调查研究,使职务犯罪监督成果转化为相关单位风险防控和党政领导机关决策参考。党政领导机关决策参考主要通过对已出现的职务犯罪进行具体解剖、专题调研、宏观分析,探究职务犯罪形成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督促有关系统及其主管部门瞄准一些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落实整改方案,创新管理制度,在本系统内有效避免腐败犯罪的再度发生。咨询功能是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为重点的腐败犯罪风险的防控。通过对腐败犯罪手段、特点、规律的信息储存、管理,运用信息技术实现腐败犯罪的预测、预警和预防。通过与有关行业、系统、部门、单位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如及时为行政执法案件提供刑事法律咨询等,使预防咨询在一定程度上常态化。发挥咨询预防功能,为咨询单位提供客观真实的预防方案,全面了解咨询事项的政策、法律和法规,需要不断提高司法咨询能力; 实施的业务流程、咨询对象制定和内部管理制度; 咨询主要职能和对象的范围; 咨询对象存在的职务犯罪潜在因素等问题。

  ( 六) 法律完善功能。司法实践中,法律难免存在不严谨、不具体、有漏洞不明确的问题。如法律调整存在空白、法律规范存在模糊、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等。这些问题现象的存在,既给司法者正确运用法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又为司法者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推进法律完善提供了一定空间。面对法律的相对滞后,司法则根据法治理念、法律精神和原则等,或者对法律进行解释后作出裁决,或者通过出台普遍适用的司法解释,或者形成规范秩序的规则促进立法的完善。特别是我国目前尚无反腐败单行法律,惩治职务犯罪的依据是通用的刑事法典。刑事法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职务犯罪的特殊性,但难以全面、准确体现职务犯罪高隐秘、高智能和惩治工作的特殊规律。刑事诉讼法的双重价值目标,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不能将惩治职务犯罪所特有的规范公共权力的核心价值完整体现,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的政治意旨被模糊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坚持贯彻党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充分发挥司法在惩治腐败中的职能作用,在坚持依法反腐、提高查办案件的法治化水平的同时,及时提出完善惩治腐败法律规范的立法建议。

  三、司法在腐败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如前所述,惩治普通刑事犯罪与惩治腐败刑事犯罪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场域的司法活动。前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管理行为; 后者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行为,核心价值目标是反腐倡廉,其直接价值目标是打击犯罪,根本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民主权。因而,司法在腐败治理中有着与普通刑事司法不尽相同的实现路径。

  ( 一) 坚持党的领导,把握腐败治理的政治性。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证。反腐败斗争作为我们党自我纯洁、自我净化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依靠和坚持党的领导。把握腐败治理的政治性,就要坚持党的建设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一起检查,把腐败治理纳入各级党委的总体规划; 充分体现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在整体设计、系统规划、强化治理和对查办重大案件中的重大部署和重大问题的协调会商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具体职责和程序,以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要求。就要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在强调党对反腐败司法正确领导的同时,注意防止和避免地方、部门保护和利益固化对司法办案的影响,勇于冲破阻力干扰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对非法干扰阻碍案件查办、以权压法或以纪律处理代替刑事处罚的,坚决及时予以纠正。就要主动向党委汇报重大部署、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完善要案查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 充分发挥政治体制优势,有效整合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发挥党委核心领导作用,政法委工作协调作用和纪委的组织协调,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加强行政执纪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和协调配合,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全党全社会共同推动腐败治理良好局面的形成。

  ( 二) 坚持聚焦中心,体现腐败治理的人民性。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反腐诉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反腐的出发点,保证高压态势的反腐定力,坚持零容忍反腐理念。坚决克服和防止选择性执法,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体现腐败治理的人民性,就要加重领导机关的领导责任,提倡上级检察院带头办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带头办理中央交办、中纪委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 省级检察院要强化侦查指挥功能,加强和规范指定异地管辖、交办、提办、督办等工作,排除办案的干扰阻力; 市级检察院要加强办案龙头作用,形成由市级院对办案线索统一管理、侦查办案统一指挥、侦查力量统一调度、侦查装备统一使用,带动基层院办案的工作机制。在办案重点上,严肃查办发生在司法执法、组织人事和工程建设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案件; 要突出查办发生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中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买官卖官、徇私枉法、失职渎职案件; 严肃查办侵害民生民利、与民争利夺利的案件。继续开展专项工作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认真查办基层干部失职渎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和发生在征地拆迁、惠民补贴、移民安置、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司法个案的公正查处使人民群众从中能切实感受到反腐败的工作成效。

  ( 三) 坚持司法公正,昭示腐败治理的法律性。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一是坚持程序正义。把严格程序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作为办案人员的行为准则,细化办案规程,提高制度执行力,落实执法责任,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依法全面搜集证据; 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职业权利,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强化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要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二是坚持实体公正。贯彻“一要慎重,二要坚决,务必搞准”的原则,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违纪违法的界限;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区别对待,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依法打击极少数,教育挽救大多数,以分化瓦解腐败分子,取得最佳的办案效果; 坚持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定罪量刑,案件存疑的要按无罪处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坚持权力规制。着眼于把失控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办案中针对不同单位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实际“亡羊补牢”,切断职务犯罪机会条件与行为动机间的联系。找准发生案件的体制或机制漏洞,通过查办案件,实现惩治成果向预防成果转化。四是坚持群众监督。在反腐败中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探索建立群众投诉的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健全民意收集、研究与转化机制; 积极主动应对和引导舆论,采取加强反腐官方网站建设等方式,架起与群众沟通桥梁; 对重要舆情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确保反腐查案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 四) 坚持着眼全局,增强腐败治理的科学性。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深入推进作风建设,以群众路线教育为主题,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奢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一系列的“组合拳”令腐败分子震慑,同时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着眼全局,就应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贯穿到高压反腐和依法反腐的常态运行之中。反腐执纪与反腐司法都应有机地融入改革发展的决策和执行环节。重大改革措施与廉政风险防控同步实施,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反腐倡廉建设同步考虑,加强完善法规制度与纪律建设同步进行。坚持把执纪执法作为服务大局的基本途径,查办涉及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准确把握办案时机,讲求办案策略,加强与主管部门沟通情况,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面对双重领导体制制度化、具体化、程序化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纪检监察机关转方式、转职能改革措施的出台,司法反腐应及时转变工作机制、思想观念、办案模式和侦查方式,在查办案件中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密切协作,相互配合,不断完善信息交换、案件移送、经验交流等机制,有效整合办案资源; 认真落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司法预防职责,切实做到查案预防、警示预防、建制预防、咨询预防一体推进,惩防职能化、惩防一体化、惩防民主化、惩防法治化同步建设。

  ( 五) 坚持全球视野,适应腐败治理的国际性。所谓司法治理腐败的国际性,实际上就是司法反腐机制吸收、借鉴国际社会法治反腐文明成果的问题。一方面,以“立法建制”为思路,推进反腐败国际立法的国内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结构的日趋复杂,腐败治理面临的形势也更加严峻。在党纪严于国法的话语下,党纪与国法都存在进步健全完善的问题。就国法而言,应借鉴国际反腐立法经验,降低入罪门槛,将公务人员从政道德与行政责任纳入法定刑,严密刑事法网,增强刑法的震慑力。为此,我国在刑法修正时注重与国际接轨,逐步使刑罚处罚力度符合国际标准,注重了立法意图明确和反腐败法网建设。另一方面,以“本土实际”为基础,在立法技术方面向国际化接近。这是因为刑法要得到较权威的震慑性,便离不开国际合作。正如科斯·汉德森曾指出的,“反腐败要联合人权组织、商界等各个方面,在最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国际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希望”。腐败分子为占有贪腐并所得逃避惩罚,要么潜逃,要么转移赃物是我国腐败治理中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便对我国法治反腐加强新时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治理腐败的国际性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建立健全腐败犯罪所涉财产追回机制和腐败犯罪分子的引渡机制。这不仅可以推进了我国反腐法治的国际化,有效地震慑腐败犯罪,尽可能地保障体制的廉洁运行,而且能有效地惩治腐败,追回国有或公共资产。实践证明,在立足本土反腐实际,加强立法技术上的国际合作,是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的需要。腐败虽然已成“当前最大的危险”,但随着我国法治反腐的全球视野现代化、国际化的不懈努力,我国法治反腐效能将极大提高,从而使我国尽快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繁荣而清廉的国度。

  ( 六) 坚持自身监督,强化腐败治理的示范性。作为腐败治理的重要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上要有更高要求,把依法惩治腐败和防止司法腐败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加强作风建设、强化监督制约,预防主体腐败上发挥示范作用。一是加大司法人员违纪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对司法腐败问题坚持抓早抓小、坚持从严治理;决不允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决不允许捂着藏着。二是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特权思想霸道作风等问题,打好改进作风的持久战。对违反纪律的则坚决启动问责机制,使每个司法人员都心有戒尺、敬畏法纪,真正把纪律作为“高压线”。三是强化对司法权运行的监督制约。监督者必须牢固树立接受监督的思想,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紧紧围绕司法决策权、司法办案权、司法人事权、司法管理权等,对重大经费支出和基建项目制定监督办法,完善修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暂行规定、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办法。针对容易发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的关键岗位和重点领域,完善落实案件评查、办案责任制和集中管理机制,规范运行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确保人民赋予的司法权依法正确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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