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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社会公正视域下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的路径研究

作者:2015-08-24 15:14文章来源:未知

  社会公正是永葆法治活力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系列司法体制改革重大举措,为中国法治建设绘就了宏伟蓝图,指明了依法治国的发展方向,增添了依法治国的前进动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法治建设,中国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一系列的法治建设成绩,像基本法律体系的建立、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普法工程”的实施等,也存在法治建设的一些不足,如司法领域中仍存在一些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严重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是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从社会公正的视域来看,中国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道路上任重道远。

  一、努力推进司法活动利民化,强化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性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从社会公正视域来看,法律也遵循“理解而后信仰”的哲学原则,“没有信仰的法律将蜕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新常态下,以社会公正为视域,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必须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理解和信仰。新常态一词,源于2014年7月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要适应“优结构”“中高速”“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这一重要表述,随后,新常态一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不仅中国经济要适应“多挑战”的新常态,科技研发面临“打假”新常态、反腐面临“攻坚”新常态、大学生就业面临“压力大”新常态、医疗服务领域面临“医患纠纷”新常态等,很多社会领域都需要适应“多挑战”的这种新常态。同样,司法领域也面临着“全面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新常态。“全面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新常态,有着两层含义:一是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于以往的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比如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方式、完善司法公正的机制等;二是新常态之“常”,意味着“全面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将是司法领域相对稳定的一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负情况”,比如司法公正性被公众质疑,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等。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源于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仰,而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仰,则源于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内容的理解和司法活动便民性、利民性所带给人民群众的公正性体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新常态下,以社会公正为视域,努力推进司法活动便民化、利民化,强化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性,需要做到以下方面:首先,司法活动便民化要实现从注重结果公正到注重结果公正与过程公正相统一。随着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参与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也不断增强。诉讼程序的设定是对审判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总结,只有严格依程序办案,才能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也就是说,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千万不能认为只要实体没有错误,程序上有些错误或瑕疵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做到结果公正与过程公正的统一。其次,司法活动便民化要实现从注重总体公正到注重总体公正与个案公正相统一。长期以来,中国司法机关都在为实现司法公正而努力。全国法院每年审理1300余万件案件,即便对于法院来讲是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错误,对于案件当事人来说都是百分之百的伤害。之前中国司法界、理论界更多强调的是总体公正,但社会公众往往是以个案作为评价标准的,特别是社会公众对于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冤错案件的批评,使整个司法系统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因此,维护司法公正,要求中国司法工作力图在每一个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作为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绝不能因为大多数案件办得公正,仅有极个别案件办错而感到心安理得。再次,司法活动便民化要实现从注重实质公正到注重实质公正与可感受公正相统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着、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有时候案件处理结果没有问题,但由于司法人员的形象作风不佳、司法行为不规范,也会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相反,有的案件处理虽然与当事人的期望有差距,但出于对法官的信任,当事人也能对案件处理结果产生信任。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注重树立公平正义的形象,注重规范言谈举止,恪守司法职业道德和司法礼仪,让人民群众充分信任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看到、听到、感受到公正是怎么实现的。总之,全面认识、正确理解司法公正,努力推进司法活动便民化、利民化,强化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性,有助于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

  二、全面推进司法活动民主化,强化公众对司法程序的理解性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从社会公正视域来看,不仅要有良法,更重要的是保证良法公正实施,使公众相信法律,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制度自信。事实上,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只有全面推进司法活动民主化,才能强化公众对司法程序的参与和信赖,才能让“中国有钱有权走司法路线,有钱无权走行贿路线,有权无钱走媒体路线,无钱无权走暴力路线,无钱无权无暴力走自我毁灭路线”的民间思维定式成为“过去式”,使依法维权成为依法治国新常态下的“进行式”。全面推进司法活动民主化,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科学、有序、合理地扩大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范围,特别是在涉及民生问题的司法听证、司法调解、司法拆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更加开放、透明、动态、便民、高效的阳光司法机制。其二,提高司法活动透明度。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加强对涉及民生利益的司法活动进行行政监督,不断提高司法活动的透明度。同时,要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权色案。其三,强化司法裁判结果公开,积极探索健全裁判文书和典型案例公开制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常态下,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需要强化对司法裁判结果公开,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健全裁判文书和典型案例公开制度,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其四,强化司法执行公开,防止司法执行的随意性。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需要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司法问题,组织开展执法巡视、执法评议、执法检查等活动,针对司法执法中不文明、不规范、不公正的问题,剖析原因,找准症结,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制定加强司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措施,让司法执行在公开中更好地让人民群众监督,防止司法执行的随意性。

  三、科学推进司法制度规范化,强化公众对司法结果的信任性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从社会公正视域来看,人民维护法律的责任和义务,必须同人民享有的“法律保护人民权益”相平衡,才是符合社会公正基本平等理念的。“法律保护人民权益”,必须做到司法公正,让中国司法更具公信力集中表现为司法权所具有的、能够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既定形成的司法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过程和司法裁判结果是否信赖、尊重和认同的程度。澳大利亚著名法官马丁曾说:“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公信力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要科学推进司法制度规范化,强化公众对司法结果的信任性,可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中国司法领域的一些腐败案件,多与领导滥用权力有关,治理司法腐败,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让司法人员依法履职行为得到社会尊重和信赖。同时,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司法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让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的行为受制于管住权力的制度笼子。二是推进司法机关内部严格司法。从社会公正视域来看,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关键在于司法机关内部对于司法案件“怎么判”才能保持司法公正的问题。科学推进司法制度规范化,强化公众对司法结果的信任性,需要推进司法机关内部严格司法,实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不断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从而保障司法审判的公正性。三是加强中国人权司法保障。作为一种能够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尊重的公共力量,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从保证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正性开始。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但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不让河南赵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等“中国式”冤假错案一再发生,保证司法公正性,必须加强中国人权司法保障,通过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侦查手段和司法措施的司法监督等举措,健全落实罪刑法定、无罪推论、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证人保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四、积极推进司法案件公正化,强化公众对司法行为的依赖性

  “法律不能只写在纸上,还要写在人民的心里”。从社会公正的视域来看,以法治方式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关键的是推进司法案件的公正化,强化人民群众对于依靠司法行为来解决自身利益问题的路径依赖性,从根基上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近年来,党和政府努力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和“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全力推进反腐工作,查处了一大批受公职人员关注度最高的重案和要案,可谓“窃国者,大盗也,固然可耻”,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破坏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根基,却存在于一些民生案件的不公正性上,比如征地拆迁利益分配的不公正,被征地群众向当地法院提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则得不到立案或立案久拖不判等。类似的直接关系群众直接利益的具体案件,得不到司法的公正对待,而且持续发生、恶性循环,才是真正的透支法律权威性和破坏司法公信力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管住权力,就是为了实现习近平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并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积极推进司法案件公正化,强化公众对司法行为的依赖性,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首先要做到完善司法案件的立案和庭审程序机制。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罗素·哈丁在《我们要信任政府吗?》一书中所言,“人们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处理,基于信任的前提是,这件事情的处理暗含着双方共同的利益”。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必须让人民群众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有效的司法程序,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他们才会选择依赖司法路径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维权问题,而不是通过制度外的闹事行为来解决问题。完善司法案件的立案和庭审程序机制,特别是处理复杂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的公开受理和公开庭审程序,才能推进司法案件公正化,强化公众对司法行为的依赖性。其次要落实司法案件渎职和滥权责任追究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每个司法行为都要通过人来实现,只有让用权的人肩负着司法公正性职责科学前进,依法保护一切当事人享有法律程序正当性和实体判决公正性的权益,既使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受到制裁和惩罚,也使受到侵害的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和救济,才能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严格落实司法案件渎职和滥权责任追究制,让各级领导干部都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切实维护法律权威,通过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始终保持对宪法和法律敬畏之心,才能让社会公众都相信法律,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摊上事、摊上大事的时候”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加快实施司法主体职业化,强化公众对司法主体的监督性

  “法官只言片语显修养,断案依法办事出公正”。从社会公正视域来看,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法治建设事业的成败,唯在用人,即司法主体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法律利器实施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司法主体,主要还是审判机关执行司法权力的法官。当前,作为我国司法主体核心的法官职业,仍存在法官职业行政化、法官职业地方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等特征,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加快实施司法主体职业化,在保证司法主体政治性的前提下,去行政化、地方化、大众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法官职业化是指为了更好地行使国家审判权,法官在享有司法职业地位时,不仅应该具备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具有的一般职业素质,还应该具备法官所应具备的特殊法律职业技能、法律职业意识、司法职业道德。在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新常态下,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应不断强化自身的法治意识,不断学习、实践、巩固和深化对于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并在司法工作中自觉学习和正确运用法律,保证运用法律不出现偏差,以此树立司法公信力,赢得人民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信任、尊重、认同的心理态度。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要加快实施司法主体职业化,强化公众对司法主体的监督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要严把司法主体准入门槛。司法主体职业的大众化,特别是选用一些法律素质不高的法官,包括退伍转业军人等,既使法官职业缺少了自身独特的品质,也使广大民众缺少了对法官职业应有的尊敬。因此,要严把司法主体的法官职业准入门槛,完善与司法考试制度相衔接的法官职业化遴选制度,推进司法主体职业化建设。二要提升司法主体职业素养。加快实施司法主体职业化,要严格执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着力提升法官自身的修养,做到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加强自身修养,保持清正廉洁,提高司法效率,保障司法公正。同时,作为职业法官,还要不断学习和实践以提升自身的法学理论水平,强化自身从事法官职业的审判技能,提高自身驾驭司法审判活动的能力。三要强化公众对司法主体的职业监督。一方面,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依照法定程序让法官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司法主体要主动认真地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增强“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强度和力度,重点查处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寻租”贪赃枉法的人和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纯洁法官队伍,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从而提升中国司法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公信力。

  六、合力建构司法文化立体化,强化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性

  “法治声和则响清,司法形正则影直”。从社会公正的视域来看,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和守法行为,也需要在一个良好的司法文化环境里,才能得到相对好的“守法回报”或“守法保护”。正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执行好的制度,也需要在一个好的司法文化环境里,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坏的司法文化氛围会使“守法的良民”得不到符合社会公正的权利保护。因此,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需要合力建构良好的立体型司法文化环境。司法文化的建构,主要依靠执行司法权力主体的司法精神和司法行为的文化影响,既是无形的精神,即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对职业的忠诚和敬畏、对司法权价值目标的判断和确信,也是有形的活动,即法官的自我历练、自我塑造、自我约束、自我升华的活动,在司法实践中有所坚守、有所扬弃的理性判断,把职业理想与职业尊荣内化于心和将聪明智慧外化于行的活动。合力建构司法文化立体化,强化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性,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要发挥司法文化引领方向的旗帜作用。司法权是判断与裁决权,法官的判断与裁决决定了对当事人的生杀予夺。司法文化体现法官的职业愿景,引领法官的职业判断和裁决,直接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只有发挥司法文化引领方向的旗帜作用,才能强化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性。二要培育公平正义的司法文化制度环境。松散、零碎、曲高和寡的司法文化碎片,无法支撑司法公信力的大厦,培育公平正义的司法文化制度环境,离不开法官及其他司法个体的修行,需要司法集体和团队的共同信仰及公正执法。三要合力建构官民互信的立体司法文化。司法文化从来不是一维的、单向的“官对民”文化,而是多维的、立体的官民互信文化。合力建构官民互信的立体司法文化,才能够强化公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性,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依法治国,就是要敢于在步履维艰中攻坚克难,适应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多挑战”的新常态。在提高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新常态下,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来越高,司法公正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习近平这一法治建设宏愿的实现,离不开人民群众对中国司法工作的政治信任。由此可见,巩固和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中国司法工作的生命、灵魂和根本。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常态下,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加强公正司法,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另一方面,要加大司法公开力度,规范司法行为,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切和期待,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力保护人民利益的社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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