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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铁骑的遗留产物

作者:2015-04-16 14:45文章来源:未知

  公元 1756 年,一支从京师开拔南下的军队,跨过黄河长江,越过五岭山脉,长驱 5000 里直指南中国的广州。此回,这支曾让大明官军闻风丧胆的满洲八旗铁骑却有些奇怪,并不像早年“随龙铠甲十三副,战将赳赳铁骑流”般龙吟虎啸、兵锋疾进,队伍里携家挈眷,浩荡中倒不失儿女情长。显然这并非征战之师,而是调防之旅。可当时谁都不曾料到,这支少数民族队伍的民族特性及其在中国大地独特的分布格局,却从此因之而改变。

  “落广祖”

  清兵入关时,满洲、汉军、蒙古三族的八旗兵共14 万,其中满人不足 6 万,征服大明全境,为王前驱者其实是入关后陆续收编并统称绿营的前明降卒。1650年,尚可喜平广东,所部为绿营兵 7000 及其嫡系天助兵 3000,都是汉人。广东既克,绿营兵分驻省内各地,天助兵随尚可喜驻广州。后来“三藩之乱”平息,作为善后处理,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 年)裁撤天助兵,另从北京调汉军八旗兵 3000 驻广州 —— 这支部队,跟天助兵一样,也全是辽东籍汉人,盖因其时天下尚未大定,满洲八旗不敷调度故也。迨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称盛世,朝廷在广州驻军方面又有一次动作:裁撤原驻汉军八旗兵一半,再从北京调来 1500 名满洲八旗兵填补空额。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支部队及随军家属,他们便是广州满族居民的直接先祖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八旗驻防之初,原定三年更换。恰恰在满洲八旗入粤的这一年,朝廷将驻防各地八旗兵改为常川驻守制,除了协领以上的官员仍可北返外,其他官兵永久驻防。从此,这些八旗的下层官兵便只能世世代代为皇室当差服役;从此,他们只能魂牵白山黑水,长歌当哭,永远在南海之滨扎根繁衍了。于是,他们将第一代南下广州的先人尊称为“落广祖”,距今已是 250 多年了。

  旗人区——满汉文化的碰撞

  当年的广州老城不大,入粤满、汉八旗驻防地在老城西隅,也就是今天越秀区西部的中、北段。这些身材明显高大彪悍、操着北方口音的东北人,虽然与当地汉民杂居一地,但自己也形成一个小聚居区,这就是广州的“旗人区”。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交流,有自己的生活习俗。早期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广东称“钱粮制度”,当年一个最普通“马甲兵”的收入,可以养活 8 口人)”,使得旗人区里驻粤满洲八旗官兵眷属“食钱粮”的小日子过得蛮滋润的。旗人区之南,“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如此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对满族人的濡染,能不深乎?

  旗人区是“大部落”,满族人在里面拜着“祖宗袋”,行着“鞑子礼”,吃着“萨琪玛”,说着“广州满洲话”,在娘家还是姑奶奶说了算。他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

  旗人区是“大囚笼”,旗人在里面羁绊甚广,擅自离城居住者,即以逃兵论罪;不得经商贸易,与民争利;不得与汉族通婚;不得学习技术,参加工业行业等等,最终使得辛亥革命后没有了“粮饷制度”,许多旗人身无旁技,沦为贫民。

  旗人区也是“大染缸”,汉化的大环境使得小聚居的满人,仍然无法摆脱本民族文化被迅速消蚀的命运。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浸淫着他们,润物细无声。

  旗人区还是“大杂院”,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将军府”“都统衙门”与平民瓦房毗邻而筑,满人与汉人、军人与百姓、官家与草民、商贾与贩卒、富豪与穷人杂居于此,相安无事。市井坊间把满汉八旗的旗人统称叫“旗下佬”,不褒不贬,不捧不损。文化在交流结合,感情在融通加深,150 多年来街坊邻里有来有往,终于为日后的辛亥反正带来兵不血刃和平易帜的福祉。

  南北文化、满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然而,随着岁月流水的冲刷,旗人还是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满族文化和习俗还是慢慢地被淡化了,最终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于是,“国语骑射”荒弛了,尤其是满语,被一种以北方语言、京腔京韵为基础,融入了大量广府方言词汇和语法的“广州满洲话”所取代,在旗人区的“满族部落”中流通存活了起来。

  葱油饼窝窝头大碗酒大块肉豪气干云的东北老饕,渐渐寄口福于大米饭、煲靓汤、生猛海鲜、精细化烹饪上,东北的火锅炖菜也演变成羊城的“打边炉”。

  老榕树下晃动着身穿黑胶绸的旗人身影,麻石小巷里摇着葵扇满洲大妈的木屐橐橐有声;而一种美轮美奂被称之为“满洲窗”的窗户,不仅镶嵌在广州的旗下大屋,也还镶嵌在羊城大街小巷的茶楼食肆商铺民居里,全然不分满汉,成为一种装修时尚百年不衰。

  他们和广州汉民一样先领了“一口通商”的南来潮润之风,在旗人区开办了同文馆,一些满人早早捧起了英、法人掌控的海关、邮政等部门的铁饭碗。

  在老城内,“老广”习惯“饮早茶”的茶楼上,渐渐多了来“叹一盅两件(享受品茶和点心)”的旗人;听粤曲睇粤剧的戏院里,少不了磕着瓜子摇着葵扇的旗下姑奶奶;汉人打画眉鸟斗蟋蟀的赌局中,也渐渐多了八旗纨绔子弟的身影。

  全国绝无仅有的、以一旗一祠为祭祀之所的 8 座满洲宗祠在旗人区建立起来了,尽管在满族文化习俗的“字典”里没有“宗祠”二字。旗人与民人本无贵贱之分,满汉文化却有强弱之别。尽管有旗人区的樊篱,最后强势的政治还是敌不过强势的文化,满族被同化的步履渐行渐近了。

  辛亥革命——满汉“和平易帜”

  八旗猎猎,铁流滚滚。全盛时,满洲、汉军、蒙古八旗共二十四旗总兵力有 20 万,其中约一半戍卫京畿、留驻东北龙兴之地、远赴镇守新疆,驻防地共 77 处;另一半分驻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内地各省 20 处防地,史称“八旗分驻”。这十万之师撒出去,主要是为了监视清廷的另一支以汉人为主体的驻内地各省的常备军——“绿营”。单凭 10 万八旗兵就能制衡 60 万之众的绿营,让一个异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维持 267 年之久吗?须知,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在神州的蒙元帝国国祚也才仅仅 89 年。为什么 60 万绿营汉兵会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大清效力?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解答了这个历史之谜——“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 5 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 20 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

  200 多年后,回过头来看看,八旗分驻全国各地竟然是满族历史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民族特性嬗变的加速器。驻粤八旗由于南北地理人文差异、语言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而显得尤为突出。

  八旗分驻,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以及东北。从此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绝无仅有。尽管如今满族人口总数已超过 1000 万、居少数民族前三位,但自治区域也只能到县一级。

  八旗分驻,加快了满族汉化的进度,使之成为同化程度最高、现代文明进步最快的少数民族,一个城市化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都很高的少数民族。

  八旗分驻,造成了民族杂居,文化交流,进而通婚,为各民族相互沟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条件。

  驻粤八旗这支“驻广部队”,在清代的 155 年里除了在态势上形成对绿营的监视外,主要是肩负广州老城的城防、治安、水师和早期的粤海关等任务。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专制腐败的大清王朝在全国汹涌的反满排满浪涛中轰然坍塌。好在驻粤八旗百多年间杂居在汉民中,有来有往,没有落下太大的积怨;好在驻粤八旗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广州革命党人顺水推舟兵不刃血;好在旗人手里还有几杆枪,令革命党人不至贸然造次,避免了当时像杭州、福州、陕西等一些地方满汉激烈对抗喋血街头的惨剧发生;好在建立了政权后的汉族,能够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语言,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当年的广州,终于没有响一声枪,没有流一滴血,得以和平易帜,满汉的老百姓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从“大囚笼”里解脱出来的“旗下佬”,在羊城已历经几代人,早已习惯了南方的水土气候,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融入了这片生养之地,无意更是无力北返了。皇上没了,皇粮也没了,吃饭的家伙保住了,家里的米缸却未必保得住。许多身无旁技的旗人沦为贫民,成了肩挑穿巷、摆摊吆喝的水果小贩,妇女则在家加工牙刷挣钱。许多满人为避歧视,改了汉姓,改为汉族。经过一百多年的同化,一口纯正的广府口音,为他们涂上一层保护色。直到新中国建国,满族人才得以拨云见日。

  铁骑远去

  骁勇的八旗铁骑已绝尘于历史故道,然而今天,广州满族对根的追寻仍未敢须臾遗忘。当朋友问起:“老家是哪里的?”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我们是满族人。”“哦!东北的什么地方?”“乾隆爷那阵子就来了,谁晓得啊!”老一辈人的户口簿籍贯一栏,往往填上“南海”,因为清代时,旗人区在老城广州府南海县辖下的境内;新一代则干脆写上“广州”。确实,他们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老广州人”,有 250 多年八、九代人的历史可证,比许许多多本地汉民更有资格。他们纯正得不能再纯正的粤语口音、娴熟得不能再娴熟的粤语方言、俗语、俚语的运用,没有人敢怀疑他们不是“老广州”。其实,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广府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熟知,与生俱来,同岭南粤海早就融为一体了。

  铁骑已经远去,在广州留下并繁衍的近万胤嗣,散居在大广州的各个角落,但已没有一人懂得满语满文,就算是那粤词京韵的“广州满洲话”也只有 70 岁以上的老人才晓得了。满族是个尚武的民族,八旗制度更令其还在娘肚子里就注定是当兵吃粮的命,驻粤 155 年间,鲜闻满洲八旗贡院中举,倒是武举人出了几个。新中国建立后,却有许许多多满族人从事科文教卫工作,尤以人民教师最多,兴许是老祖宗痛定思痛,在冥冥中启示和荫泽后人吧。

  铁骑已经远去,如今在当年的旗人区内,只剩下广州满族聚会联谊和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观音楼”、向全市所有满族子弟无条件敞开大门的满族小学等两处遗迹,以及一些陈旧破败的民居——“旗下屋”了。再有就是,秀丽麓湖之滨的满族墓园,那是人民政府无偿提供给满族人的安息之地,令广州市民羡慕不已。除此之外,当年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人们只能依稀地从“将军东”、“八旗二马路”、“鞑子巷”等一些地名中、在遍布羊城各处举目可见的如旧复制的美丽“满洲窗”上,隐约猜到百年前的历史信息。

  铁骑已经远去,但他们的后人仍无比珍惜着心底深处的那份民族情感,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努力地保护民族的文化家园。除夕夜仍然一家老少包着“饽饽”守岁,每有节庆广大族胞总要穿上民族服装相聚一堂,载歌载舞,把酒言欢;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抢救、保护、研究和传承不遗余力,硕果累累。但是,无情的岁月流水,已把他们更多的特点和文化冲刷、漂洗得所剩无几。“同化”的无形之手,已把更多的满族特性揉碎、稀释,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叫人们不得不惊悚又叹服——汉文化巨大无比的统摄力、同化力和消蚀力。

  昆明池浅,粤海情深,铁骑远去,胤嗣长留。“你可知我没忘记真名姓 , 我离开你太久了 , 母亲 ! ……”对根的眷恋和源的追寻,对过去的光荣与耻辱、曾经的惬意与痛苦、历史的辉煌与遗憾,广州满族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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