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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清代勋旧佐领与世家———以额亦都家族为例

作者:2016-12-26 17:47文章来源:未知
  清代八旗佐领通常分为勋旧、世管、轮管、公中。前三种皆可世袭, 其区别在于承袭规则不同:勋旧以原立佐领之人及亲兄弟支派承袭, 世管佐领以管过佐领之人子孙承袭, 轮管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家族轮流继承。公中佐领不能世袭, 佐领在八旗内普遍拣选。
  清代有一些家族拥有多个勋旧佐领, 例如正黄旗汉军之耿氏有五个, 正红旗满洲何和礼家族有八个, 而弘毅公额亦都家族有十个勋旧佐领, 为数量之最。研究额亦都家族十个佐领的编设与承袭,不但有助于了解勋旧佐领的多样性, 还可加深我们对清代军功世家的认识。
  勋旧佐领之编设
  勋旧佐领, 满文为fujuri niru, 汉文音译作福住里佐领、福住里牛录, 或意译为“原管佐领”。《清朝通典》记有: “国初, 各部长率其属来归, 授之佐领, 以统其众, 爰及苗裔者, 曰勋旧佐领。”《御制增订清文鉴》定义为“开基之时将所属人丁编为佐领, 令功臣永远管理者, 谓之勋旧佐领。”( fukjin doro neihe fonde, fa觢觢aha gungge de meimeni harangga hahasi be niru banjibufi entehemebo觢obuhangge be fujuri niru sembi)。二者将佐领授予对象界定为有功勋者, 但《清朝通典》认定范围小, 仅为各部长投顺者, 《御制增订清文鉴》定义为功臣, 应既包括所谓投顺的部长也涵盖非部长但建立功勋者。此外, 《御制增订清文鉴》强调勋旧佐领的来源是功臣所属人丁(harangga hahasi), 突出佐领下人与佐领长官的从属关系。而《清朝通典》说法模糊, 仅称“授之佐领”, 看不出与“其属” 的关系。不过, 《清朝通典》和《御制增订清文鉴》对勋旧佐领授予对象、佐领内人丁的界定都不准确, 事实上, 管理勋旧佐领者不仅仅是功臣, 佐领下人也不一定都来自功臣属下。为了行文方便, 笔者根据勋旧佐领编设的原因, 将其分为以下四种: 功勋佐领、养赡佐领、姻亲佐领、滋生佐领。
  所谓军功佐领, 特指入关前专为功臣编设者, 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勋旧佐领。例如何和礼为开国五大臣之一, 投顺清太祖时带有部分人丁, 尚公主后另给两个佐领。如何和礼名下四个佐领:“董鄂部主克辰巴彦之孙何合礼, 辅佐开基, 率三十披甲投顺。前往哈达, 返回后将全路带来, 尚公主, 授一等大臣, 带来人丁编为四个佐领。太宗皇帝时, 令功臣专管佐领, 董鄂公主专管两个, 公和尔本专管两个。”
  养赡佐领与功臣有关, 但并非为了奖励殊勋, 而是因为佐领人多、难以养赡之故。如康熙二十年(1681) 九月二十八日, 兵部议将耿昭忠、耿聚忠家丁编为五佐领, 令在京五佐领统领, 并将耿昭忠等归并正黄旗。大学士明珠认为: “若得领朝廷钱粮, 其家人生计诚不窘迫。在耿昭忠等亦免于困苦。”此议得到清圣祖允准。雍正七年《正黄旗四十二个佐领缘由册》, 该旗下耿溥、耿景、耿昱、耿化祚、耿治呈报佐领根源时提到“原系康熙二十年奉旨赏给多罗额驸加和硕额驸品级耿昭忠、和硕额驸兼太子太保耿聚忠养赡家口之佐领。”
  姻亲佐领是皇帝为奖励姻亲特别编设者。例如天命七年(1622), 乌鲁特之布当、衮济、希尔虎那克、阿金投顺后金国, 后与阿巴泰结为亲家, 获得勋旧佐领。
  滋生佐领是入关后, 特别是康熙朝八旗佐领滋生分编时, 由军功、养赡、姻亲佐领内多余人丁重组另编并仍然作为勋旧佐领者。此类佐领仅见于八旗满洲、蒙古, 汉军独无。额亦都家族的十个勋旧佐领包括三个军功佐领, 六个滋生佐领, 一个姻亲佐领,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可作为了解勋旧佐领的范例。以下分别讨论。
  1. 军功佐领
  额亦都姓钮祜禄氏, 长白山人, 为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十九岁投顺清太祖, 跟随四处征战。丁亥年, 因攻克巴尔达城时表现英勇, 身负重伤, 得巴图鲁称号。此后随清太祖统一建州女真、攻破扈伦四部、征讨东海女真。为酬报其功, 清太祖先以礼敦之女妻之, 后令尚长公主, 成为五大臣之一, 累官至一等大臣, 一等子。天聪元年追封弘毅公, 配享太庙。
  从各种史料看, 额亦都最初投奔清太祖时为孑然一身, 没有《御制增订清文鉴》所谓的属人(harangga haha)。因军功卓著, 额亦都获得三个佐领。据《满文原档》其编设时间在天命九年: “汗曰, 额亦都巴图鲁独取舒勒格布占, 克巴尔达城, 败萨克斋之军, 率先攻克尼玛兰城, 作为头等军功, 赐三牛录。”但此处没有交代这三个佐领人丁的来源, 乾隆五十八年满文《镶黄旗满洲家谱册》(以下简称《家谱册》) 谓“将俘获诸申编为三个牛录, 令其专管, 准采挖人参。” (满文baha oljiju觢en be ilan niru banjibufi enculebuhe orhoda hūwaitabuha) 由此可知该佐领最初由战俘组成。
  《满文原档》记天聪六年(1632) 正月二十日, 清太宗晋升额亦都第十六子遏必隆为总兵官、议叙其父功勋时, 记三佐领人员的来历颇为详细: “巴图鲁姑夫一人攻取巴尔达城…… (汗) 将所获勅书、户口、诸申, 尽赐与臣。汗复将逃往哈达复来归附之户口、诸申, 尽赐与臣, 以补缺额……克尼玛兰城时, 汗亦前往。令臣巴图鲁姑夫进击, 克之。赏赉人、马、牛甚多……克张家城时, 令臣巴图鲁姑夫夺门, 并令扬舒姑夫、腾夸副之。该二人未夺门, 臣独入, 夺其门, 城乃下。汗赐以诸子之母姑。又赐七人, 勅书三道……以兄噶哈善哈斯胡被杀, 随汗往攻索尔和噶山。巴图鲁姑夫先攻。汗令臣将此内男女妇孺屠戮净尽。此役受伤两处, 汗将兄之家产、奴仆、诸申及勅书, 悉赐与臣……嘉木湖之贝衮巴彦、沙吉之王吉努玛法二族之人谋以计弑汗、叛逃哈达, 并向哈达索取马一及勅书。时有名胡希巴者潜来告之。汗谕臣巴图鲁姑夫曰, 贝衮巴彦为尔兄, 尔杀之。言毕即遣之,尽杀其一父四子, 以其家产、奴仆、诸申、勅书, 悉赐与臣。”由此可知, 额亦都佐领最初人丁为巴尔达城、尼玛兰、章佳、嘉木瑚四城战俘及其兄噶哈善哈斯虎人丁。据《家谱册》, 乾隆二年(1737) 查办额亦都佐领根源时, 佐领下八十九穆昆之穆昆达提交呈文, 报告各穆昆姓氏、地望、归入佐领时间。因呈文数量太大, 该档案没有一一收录, 仅提到: “据佐领下人呈称, 我等皆系太祖皇帝开基时, 赏给额亦都之俘获诸申, 编设佐领令其管理。” (满文nirui urse alibuha bade be gemutaidzu hūwangdi fukjin doro neire forgon de baha olji ju? en be eidu de 觢angnafi, niru banjibufibo觢obuha) 此外, 佐领哲尔金等报称: “现职等十个佐领内除归入之锡伯外, 并无别项来人。” (满文ne meni juwan nirude kamcibuha sibe ci tulgiyen jai encu jihengge akū)说明该佐领下还有一部分康熙朝被编入京旗的锡伯人。
  额亦都于天命六年(1621) 病逝, 佐领曾由长子班席、三子车尔格、十二子额森管理。班席管佐领时间不详, 车尔格、额森分别于天聪八年(1634)、天命十一年(1626) 管过佐领。此后由八子图尔格、十三子超哈尔、十六子遏必隆继承。
  《家谱册》、《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以下简称《弘毅公家谱》) 记额亦都三个佐领皆为勋旧佐领, 不过入关前尚无这一说法, 只有内牛录、外牛录以及专管牛录、永管牛录的区别。专管牛录(满文enculehe niru) 是后金汗为奖励殊勋, 特别允许某些功臣世袭管理的佐领。其大规模认定在天聪八年十二月和九年正月, 时巴布海、和尔本等功臣所管佐领被确定为专管, 图尔格、超哈尔亦在列: “分定专管牛录……图尔格、超哈尔……原系半个牛录, 因战功增给虎尔哈人, 编为全牛录令其专管。”天聪九年正月, “免功臣徭役并命专管各牛录……遏必隆、超哈尔……各一牛录。”以上两条有歧义, 似乎天聪八年、九年超哈尔分别得到两个佐领, 这样三人四佐领, 同其它史料抵触。考其他受封专管佐领之人, 例如两次分定专管牛录, 两次提到董鄂格格、和尔本各得到两个佐领, 如此则二人共有八个佐领。但是根据上文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正红旗满洲都统齐通阿奏请拣放勋旧佐领员缺事折》, 二人始终管理两个佐领。这说明《清太宗实录》在编篡时将超哈尔得佐领之事记录了两次。
  崇德八年(1643) 七月, 清太宗许采功臣家族采挖人参, 额亦都家族三个专管佐领亦获此特权:“上谕诸大臣曰, 凡戮力行间、勤敏素著者, 准令其部下人自行采参。如有怠于戎事、素无勤劳, 以不准采参心怀嫉妒者, 即系奸险之辈, 必治以法……伊尔登下三十七人、承政车尔格下五十九人、索浑下二十七人、达隆阿之子岳贝、敖特下四十三人、厄参下二十三人、班什之子董世库下六十一人。” 赋予功臣采参人丁, 类似先秦分封中的采邑, “俾无预上役, 为公私属, 供田虞并采人参、备药物, 以奉公。下及诸子, 各有分赠。盖异数也。”可见, 这些采参人丁为额亦都家族私有、专为主人提供经济产品, 且属于功臣特权。雍正九年, 内阁议奏设立勋旧佐领、世管佐领时据此将该三个佐领作为勋旧佐领: “图尔格、超哈尔、遏必隆专管佐领, 车尔格、索珲、敖德、额森、多克什库专管采挖人参, 既与实录相符, 相应奏准作为勋旧佐领”。(满文yargiyan kooli de turgei cooharebilun nirui enculebuhe, cergei sohon oode esen doksikū de enculeme orhoda hūwaitabuha be acanaha bedahame fujuri niru obuha gisurefi wesimbuhebi)
  2. 姻亲佐领
  一等承恩公凌柱所属勋旧佐领为姻亲佐领, 系第一参领第十七佐领。凌柱高祖噶哈察峦生二子,萨穆哈图为凌柱曾祖, 另一子都陵额为额亦都之父, 故凌柱为额亦都堂侄孙。
  凌柱长女钮祜禄氏,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十三岁时嫁雍亲王, 称格格。康熙五十年(1719)八月生清高宗。雍正元年(1723) 十二月封熹妃, 后晋熹贵妃。雍正十三(1735) 年十一月, 清高宗继位, 遵为皇太后, 是为崇庆皇太后。乾隆四十二年(1777) 正月去世, 享年八十六, 旋上尊谥为孝圣宪皇后, 葬泰东陵。
  雍正十三年, 因钮祜禄氏被遵为皇太后, 其父凌柱被抬入镶黄旗、并获得佐领: “今外祖凌柱尚在公中佐领。朕应推广皇太后之恩, 特赐佐领, 俾其子孙世相承袭。但伊等一支人丁不敷编集。凌柱之叔祖额亦都巴图鲁, 军功所得俘户甚众, 故编为九佐领, 内滋生人丁颇多。可于此内酌编一佐领,共成十佐领。其新编之佐领即令凌柱之子管辖, 将来子孙世袭罔替。其族中子弟有愿入新编佐领者听之。”由此可知该佐领下人员包括在公中佐领的额亦都堂兄额亦腾后裔, 以及额亦都支派九个佐领余丁。同时, 凌柱受封一等承恩公。此时凌柱已逾古稀, 不能办公, 因此佐领由长子伊通阿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 实录并没有说伊通阿所管是勋旧佐领。《家谱册》写作“jalan halame bo觢oro fujuriniru”, 《弘毅公家谱》写作“世管勋旧佐领。”清代政书并没有“世管勋旧佐领” 的说法, 但《家谱册》收录的镶黄旗满洲都统讷亲奏折开头为“哲尔金、赫柱、萨穆哈、伊星阿、苏柱、明海、和绷额、爱必达、恩特、舅舅伊通阿等所管勋旧佐领根源” (满文jeigin, heju, samha, isingga,suju, minghai, hebengge, aibida, entei, nakcu itungga sei bo觢oho fujuri niru sekiyen), 将凌柱佐领与其他九个并称为勋旧佐领, 说明所谓世管勋旧佐领本质上仍然是勋旧佐领。此外, 乾隆朝的满文《钦定拣放佐领则例》(满文hesei toktobuha jakūn gūsai niru sindara jalin ubu bahabure kooli hacin)之上册规定勋旧佐领世袭给分例时, 提到该佐领与另外九个额亦都后裔佐领皆为勋旧: “舅舅伊通阿所管之勋旧佐领, 系遵旨令公灵住之子孙世袭管理者。该十员佐领既由该旗具奏, 著为定例办理,毋庸另议。” (满文nakcu itungga i bo觢oho fujuri niru serengge hese be dahame gung lingju i juse omosi de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bo觢obumbi, ere juwan niru be harangga gūsaci wasimbufi kooli obume icihiyahabe dahame, encu gisurerakū)作为勋旧佐领, 伊通阿佐领的承袭规则与其它九个没有差异, 详见下文。
  3. 滋生佐领
  图尔格、超哈尔、遏必隆所管佐领为原佐领(满文da niru), 康熙朝因人口滋生, 多余人丁被编为六个滋生佐领。其中三个初次滋生佐领(满文sucungga mudan fakcaha niru)、一个二次滋生佐领(满文jai mudan fakcaha niru)、二个三次滋生佐领(满文ilaci mudan fakcaha niru)。
  初次滋生佐领三个, 皆编设于康熙六年(1667)。图尔格佐领时以其侄巴尔虎达管理, 滋生人丁由图尔格之侄、敖德之子莫尔珲管理。超哈尔佐领时以其子额和礼管理, 滋生人丁, 以其超哈尔之兄伊尔登之孙噶都管理。遏必隆佐领, 时以堂兄法哈喇管理, 滋生人丁, 以遏必隆侄孙、图尔格之孙顺古图管理。以上三个人, 与原立佐领人、承管佐领人巴尔虎达、额合礼、法哈喇分属不同房系。二次滋生佐领1 个, 编设于康熙十三年(1674)。噶都所管初次滋生佐领、法哈喇所管遏必隆原佐领、法喀所管顺古图初次滋生佐领滋生人丁, 以车尔格之子拉哈达管理。拉哈达与遏必隆、顺古图、噶都、法哈喇、法喀分属不同房系。
  三次滋生佐领2 个, 编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噶都所管初次滋生佐领、宽保所管超哈尔原佐领、喇巴所管二次滋生佐领余丁分出编一佐领, 以额亦都第六子达隆爱之孙伊图库管理。法喀所管顺古图初次滋生佐领、殷柱所管遏必隆原佐领、福宝所管图尔格原佐领滋生人丁分出一个佐领,以超哈尔之子敦多和管理。伊图库、敦多和皆非原佐领、初次二次滋生佐领人子孙。
  与军功、姻亲佐领不同, 滋生佐领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其编设的原因, 而是第一任佐领与原佐领的亲属关系。从以上分析可知, 额亦都家族滋生佐领的第一任管理者都与原佐领、之前的滋生佐领来自不同房系。滋生佐领拣选是否有特殊规定, 因笔者目前没有看到康熙朝佐领承袭的成文条例,尚无法确定。但是令不同房系之人管理滋生佐领, 应出于保证各房系承袭佐领机会公平的目的。
  佐领之承袭
  佐领是八旗的基础, 如何保证世袭佐领有序承袭, 既关系到功臣家族的和睦与兴衰, 也决定着八旗制度稳定与否。因此, 清前期, 有一系列条例, 规范佐领的承袭。顺治朝规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世袭佐领员缺, 其子孙无论有官、无官及年岁未满, 均得拟正陪, 具题补授”。是知此时出缺之人子孙皆得与选。雍正四年(1726) 议准: “原管佐领、世管佐领内, 如有年老衰庸不能办事者, 引见休致。于本人子弟及近族人内遴选奏补。如本族无人, 其佐领系祖父宣力所得、不便革除者, 于该旗内拣选才能之人, 引见兼管。此等兼管之人叙功治罪与佐领同。”
  因佐领下人丁滋生, 且康熙朝大量编设滋生佐领, 而承袭规则不明确, 导致佐领为世袭份额分配诉讼不断。乾隆三年, 清高宗在此前清查佐领根源的基础上, 明确佐领承袭规则。其中勋旧佐领规定如下: “此等佐领员缺, 原立佐领人之子孙, 不论曾否管过佐领, 均应有分。原立佐领人之亲兄弟, 虽曾管过佐领, 其子孙不准得分。”这一条作为原则, 明确勋旧佐领仅能由原立佐领之人子孙承袭, 突出佐领与原立佐领人及其后裔的专属关系。
  考察《家谱册》、《弘毅公家谱》、《钦定八旗通志》之《旗分志》(以下简称《旗分志》) 所记佐领承袭, 可以具体研究勋旧佐领之承袭情况。因篇幅有限, 笔者选择遏必隆军功佐领, 敦多和三次滋生佐领和凌柱姻亲佐领的承袭情况。
  承袭佐领时最重要的是确定份额(满文ubu), 即有资格承袭佐领之人的范围。因此《家谱册》专门记录了佐领哲尔金等呈报的承袭份额分配方法: “拣放我等九个勋旧佐领时, 曾祖弘毅公额亦都子孙有份, 其余支派无份。” (满文meni uyun fujuri niru nirui janggin sindarade meni unggu mafaamba baturu gung eidu i juse omosi de ubu bi, gūwa gargan de ubu akū)因此, 额亦都后裔九个佐领,可以不分房支, 在其任何一房后裔内承袭。
  遏必隆所管佐领为镶黄旗满洲第一参领第四佐领, 初管时间为天聪九年。笔者依据《旗分志》、《弘毅公家谱》整理该佐领承袭情况。
  以上七任佐领, 分属伊尔登、图尔席、遏必隆和莽坚达尔汉四房, 父子承袭仅一次。据《弘毅公家谱》, 图尔格、超哈尔承袭时已经成年, 但遏必隆袭乃父佐领、爵位时尚在幼年。遏必隆之所以能很早承袭, 应与其母为公主以及女真人传统的幼子守灶习俗有关。虽然所袭为额亦都佐领, 但出缺后由法哈喇承袭。由图表可知, 法哈喇之父阿拉密为额亦都堂弟, 另据《弘毅公家谱》此人无特别功劳, 为何得以承管佐领不得而知。乾隆二年, 镶黄旗满洲都统讷亲等清查佐领根源时发现法哈喇曾管佐领, 因不是额亦都子孙, 判定其后裔无权继承。这也是额亦都家族佐领唯一一个非额亦都亲子孙管勋旧佐领之例。法哈喇病故后, 遗有法良、朗载、朗启、福绶, 四人皆出仕, 福绶还曾经署理勋旧佐领。但《弘毅公家谱》未记管理时间等信息。遏必隆出缺在康熙十二年(1673), 此时法哈喇长子法良(生于顺治六年(1649)) 已经成年,但他没有管佐领, 而是由遏必隆第四子延柱接任。延柱生于康熙四年, 此时八岁, 尚不能管事, 家谱记“稍长袭勋旧佐领”, 说明曾有人署理佐领, 但史料有限无从考察。延柱于康熙三十五年(1706) 七月病故, 《旗分志》暗示此人因病故出缺, 而《弘毅公家谱》记下一任佐领唐保住于康熙三十三年(1704) 袭佐领。以上两条至少有一条有误。延柱四子哲尔金、德尔彬、正泰、果尔敏, 其中正泰过继给他人, 哲尔金等三子皆未成年。[遂以伊尔登曾孙唐保住承袭, 唐保住于三十三年袭佐领, 五十一年署理奉天将军出缺, 但下一任佐领哲尔金于雍正元年承袭。此时哲尔金已经三十岁, 担任护军, 应可以办事, 但康熙五十一年(1722) 至雍正元年(1723) 佐领空缺, 或由他人署理。唐保住生占布、舒通阿、舒明阿、舒芳阿、嵩山。其中占布过继。舒通阿生于康熙四十七年(1718), 其父出缺时亦未成年。此后佐领由哲尔金承袭, 《旗分志》记此人缘事革退, 《弘毅公家谱》记乾隆六年以原品致仕, 或即指此事, 只不过家谱将其因罪革职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根据惯例, 佐领缘事革退出缺, 则不能以其子承袭,因此佐领由堂弟阿敏尔图管理。阿敏尔图于乾隆七年以户部员外郎承袭佐领, 乾隆三十一年(1766)病故出缺。阿敏尔图生七子, 长子庆常生于乾隆四年,此时尚为幼童, 而哲尔金一房已经不能再承袭佐领, 故由图尔席四世孙廷安布管理。
  敦多和所管三次滋生佐领为第一参领第九佐领, 该佐领来源见上文。该佐领父子相传三次, 跨车尔格、阿达海、超哈尔、伊尔登、遏必隆五房。
  首任佐领敦多和卒年无考, 生哈达汉、哈尔吉、勒贝、济世哈。因家谱对此四人没有详细介绍, 故无法判断为何没能承袭佐领。第二任佐领阿灵阿为遏必隆幼子, 时任领侍卫内大臣。第三任佐领阿尔绷阿病退, 长子他兴阿患病, 次子他克星阿、三子达兴阿皆未仕。佐领转由堂侄、车尔格曾孙宝吉管理, 宝吉绝嗣, 以堂兄和崩额管理。和崩额长子和顺、仁和袭一等子, 管公中佐领。二人皆有官职, 但并未承袭勋旧佐领。第六任佐领书林接管佐领, 出缺时生有文福、文祥两子。但佐领被转给亲弟富敏, 富敏绝嗣, 由占布管理。占布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以侍卫袭佐领, 绝嗣。乾隆三十六年堂弟玛清阿以护军参领袭佐领。苏勒通阿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乾隆三十七年承袭, 时年仅一岁, 又于次年夭折。因此该佐领由其侄永强阿于乾隆三十八年以马甲承袭佐领, 病退后以子承袭。
  伊通阿姻亲佐领承袭。乾隆二年, 佐领伊通阿等人呈报承袭份额时提到: “拣放伊通阿世管勋旧佐领时, 伊通阿诸弟、子有份, 其余支派无份” (满文itungga i jalan halame bo觢oro fujuri niruijanggin sindarade itungga i deote juse de ubu bi, gūwa gargan ubu gemu akū)。镶黄旗满洲都统根据档案: “著以外祖凌柱子孙世袭罔替” (满文goro mafa lingju i juse omosi de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sirakini)。因此确定伊通阿呈报无误。从份额分派方法看, 该佐领以原立佐领人亲子孙管理, 虽有“世管” 二字, 无疑仍属于勋旧佐领。
  伊通阿四兄弟皆为凌柱亲子, 承袭规定也承认二、三、四房有份, 且各房皆有子孙, 但佐领一直由长房承袭。这一现象是否与其世管勋旧佐领的性质有关, 因笔者目前没有看到其它世管勋旧佐领承袭档案, 尚不能确定。
  第一任佐领伊通阿于雍正十三年管理佐领。此人仅有一女, 作为长房需要男丁继承佐领及一等承恩公爵位。根据长房不绝嗣的传统, 伊松阿长子观音保被过继给伊通阿。观音保于乾隆十八年(1753) 以亲军承袭勋旧佐领, 后担任侍卫、散秩大臣。观音保长子富僧额于嘉庆六年(1783) 以亲军承袭佐领。富僧额独子盛福于嘉庆二十年(1797) 承袭佐领, 后任散秩大臣。伊通阿养子观音保、富僧额、盛福三代承袭凌柱勋旧佐领, 说明过继子享有与亲生子一样的佐领承袭权。
  综上, 遏必隆军功佐领、敦多和三次滋生佐领因系勋旧佐领, 除法哈喇外, 皆由额亦都各房各支子孙承袭。伊通阿姻亲佐领名为世管勋旧佐领, 但仅由凌柱亲子孙承袭, 与额亦都后裔的九个勋旧佐领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在长房内传承。
  佐领与世家
  考察世袭佐领对于额亦都家族的意义, 首先应该了解额亦都家族及其十六房的大致情况。
  额亦都姓钮祜禄氏, 同族之人散居吉林英额、长白山、安图瓜尔佳等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额亦都与镶黄旗英额地方赉达巴颜、安图瓜尔佳地方那尔察、镶白旗长白山地方德尔素方殷、正红旗英额地方噶哈察鸾、倭赫, 法三地方达瑚、镶红旗英额地方赖卢浑都督等同族, 这些家族都有成员管理佐领、拥有爵位, 但无论是官职还是影响力, 都远不能与额亦都家族相比。
  额亦都诸子各房情况也不同。额亦都娶五妻, 分别为清太祖第四女、武功郡王礼敦之女、佟佳氏姐妹、姓名无考者一名。共生十七子。笔者据《弘毅公家谱》制作额亦都十七子简表如下:以上第二、四、七、十二、十四、十七房绝嗣。故一直延续, 并承袭佐领的共十一房。然而这十一房并不是均匀的。
  遏必隆一房承袭次数最多, 其次为伊尔登、敖德、超哈尔、班席、车尔格。该表说明, 一方面勋旧佐领在额亦都后裔各房系内流动, 另一方面若干房系比较多地掌握佐领, 在整个家族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
  出仕、披甲、管理佐领、闲散人数的比例可以反映各房的繁荣程度。闲散比例越低, 其他比例越高, 证明其越繁荣。反之则证明支派不振。以伊尔登、阿达海两房为例。《弘毅公家谱》记伊尔登以下七十七丁, 除无考者二十一名、佐领十一名外, 有领侍卫内大臣二名, 侍卫四名, 副都统、给事中、阿哥侍从、道员、中书、侍读、主事、都司、亲军、拜唐阿、司库、通判各一名, 誊录官二名, 护军十名, 笔帖式四名, 马甲二名, 闲散五名。佐领比例20%, 闲散比例9%。《弘毅公家谱》记阿达海以下二十九丁, 除无考者十名外, 佐领二名, 内大臣、护军参领、笔帖式各一名, 侍卫二名, 护军六名, 闲散四名。佐领比例10%, 闲散比例21%。两房比较可见管过勋旧佐领的房系拥有更多入仕、当差之人。
额亦都后裔中, 最显赫的当属遏必隆一房。 
以上男丁五十二人, 闲散十二人, 除一人不详外, 皆有官职, 其中管佐领者十三人。由此可知。
  第一, 承袭佐领者几乎都于日后获得较高官职, 甚至有升至领侍卫内大臣者。说明勋旧佐领成为这些人日后飞黄腾达的平台。这就可以解释承袭佐领次数较多的房系出仕比例大, 闲散比例小的现象。
  第二, 世代越晚, 管过佐领之人越少。第二代五人管过, 第三代六人, 第四代一人。说明随着族人不断滋生, 佐领承袭机会相应减少。
  第三, 第三、四代承袭佐领者少, 但是策楞、达尔当阿、阿里衮、丰升额等没有管过佐领者亦成为重臣。这说明清中期, 随着承袭机会的减少, 世家成员不完全依靠佐领获取地位。以上四人皆因在军营效力成为重臣。其中达尔当阿参与金川、平准战争。阿里衮参加平准、平和卓战争, 并在对缅甸的战争中负责后勤。他们虽未管佐领佐领, 但依靠在西北、西南战场的军功, 振兴了家族,其达到的最高官位, 基本上与管过佐领的父辈持平。故乾隆朝一系列的边疆战争, 为世家提供了延续辉煌的机会。
  除了佐领、军功, 姻亲也是功臣家族获得荣宠的途径。额亦都家族与皇室联姻始于入关前, 额亦都本人尚太祖第四女、礼敦之女。遏必隆尚亲王女。遏必隆、凌柱之女分别受封中宫, 爱必达之女为清高宗顺妃。伊尔登娶礼敦孙女、其子察禅娶礼敦曾孙女。此外, 该家族中还有很多人与宗室、显贵、蒙古王公联姻。但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与皇帝结为亲家。
  联姻对于世家有一定影响。据《弘毅公家谱》, 第六房达隆爱一支仅伊图库、传住、星保管过佐领, 亦无人立功获得爵位, 闲散甚至占本房男丁的42%。达隆爱之来孙恭阿拉长女钮祜禄氏为嘉亲王颙琰侧室, 嘉庆元年封贵妃。嘉庆六年由皇贵妃晋升皇后, 是为孝和睿皇后。恭阿拉因此受封一等承恩侯。嘉庆十七年(1794) 晋三等承恩公。恭阿拉于乾隆三十六年承袭堂叔星保之勋旧佐领,因为嘉庆朝已不再新编佐领, 所以没有像凌柱一样获得特别为他编设的勋旧佐领。恭阿拉此后担任都统、尚书。嘉庆十七年, 病危, 清仁宗将其晋为三等承恩公。次年去世, 次子和世泰承袭佐领、三等承恩公, 后任都统、内务府总管、理藩院尚书。父子二人为达隆爱后裔中官职最高者, 可见姻亲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某房系的地位。
  然而这种作用不是绝对的。前文讨论的凌柱在其女被册封皇太后之前没有佐领、爵位, 仅为王府典仪, 父辈情况亦不见于史料。雍正十三年其女册封皇太后之后获得一个世管勋旧佐领及一等承恩公爵位, 家族地位有了一定改变。但只有管过佐领且具有爵位的伊通阿、观音保父子为散秩大臣,其余多为马甲、护军。这说明随着族人数量的增加, 姻亲佐领只由极少数人承袭, 对整体家族影响有限。姻亲虽然与皇帝有特殊关系, 且有勋旧佐领、爵位, 但个人能力、功勋才是决定其地位的根本原因。
  综上, 额亦都本人追随清太祖, 在开国战争中立下殊勋, 成为五大臣之首。为了回报功臣, 清太祖将俘获人丁编为三个佐领, 赏赐令其管理。天聪朝, 该三个佐领被定为专管佐领, 由额亦都三子管理。至康熙朝, 三个佐领滋生为九个, 仍以其后人承袭。雍正九年, 九个佐领被认定为勋旧佐领, 确定佐领由额亦都子孙承袭。随着凌柱一房被授予勋旧佐领, 额亦都家族的佐领达到了十个。勋旧佐领曾为额亦都后裔提供立功、入仕的机会, 使其子、孙两代涌现出一批重臣, 于是额亦都家族得以继续为清帝效力, 并延续荣宠。然而随着佐领人口的增加、承袭机会的减少, 以及佐领在不同房系内不均衡流转, 使各支派之间出现不平衡: 某些支派入仕者多, 有些则相反。而不能承袭佐领者, 或把握高宗朝用兵边疆的机会, 建功立业, 或与皇帝联姻, 皆同样获得很高地位。这样一来,佐领对于家族的意义也就相对降低。
  从世袭佐领对额亦都家族的意义来看, 清帝将佐领的世袭权授予某些建立殊勋, 或与之有特殊关系的大臣, 使他们更容易进入仕途。因此, 世袭佐领无疑具有奖励功臣之意。然而, 在八旗体系中, 佐领仅是一个基层官员, 其本人只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其承袭、考核、奖惩无不受到各种严密条例的约束, 而佐领的增加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 因此这个平台本身已不一定保证拥有它的家族能够维持荣宠。为了让家族发扬光大, 管佐领之人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 在世袭佐领这个平台上证明自己能够胜任更高的职位, 而不能继承佐领者更要通过各自在处理政务、参加军事活动时的表现, 以及能否成为皇帝的姻亲拉近与皇室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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