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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托克维尔“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精神意蕴

作者:2015-08-12 10:33文章来源:未知

 

  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是统治者的权力基于被统治者的认可,遵循此原则延伸出多数统治的思想主张与制度设计。但是,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引发一个重大课题: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minority rights)之间能否平衡?要如何兼顾?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诸多文人政要不同程度地论述如何避免“多数人暴政”议题,如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担忧多数统治易产生多数暴政,设计了一套很有效的“制衡”体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更是首次明确了“多数人暴政”( major tyranny)的内涵,同时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解决思路。托克维尔在“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制度制约权力”的思路之外,提出了将社会自治力量运用到制衡行政权力之中,使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之间获得平衡,因而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的这一民主理论遗产为后世重视,各种专著、论文集不胜枚举,而且研究势头至今仍方兴未艾。

  在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上应采取何种诊释方法,学者们的立场介于保守、自由和共和这三种主义之间。①民主、平等、政治、自由、市民社会这些抽象的理念被托克维尔赋予了具体而深刻的内涵,本文将通过托克维尔对这些理念的分析去剖析他的思想。首先,回顾当时的法国及周边国家的政治情势及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托克维尔对19世纪30年代法国“大辩论”的回应及反省,分析他民主思想的历史渊源;其次,从三个层次着重分析他关注的核心点即如何在民主政治中并行不悖地实践平等与自由两个价值观。托克维尔在分析民主与自由的紧张关系时,自下而上逐渐深化了对暴政的认识:从多数人暴政到民主专制再到中央集权,表明了他对民主危机的深刻洞察;再次,尝试从共和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托克维尔提出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采取共和主义的研究视角既无损于托克维尔对自由、民主核心理念的追求,又可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共和主义深厚历史渊源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在评价其民主思想时避免逻辑。

  一、托克维尔的思想渊源

  法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亚历克西·夏里·亨利·莫里斯·克勒雷尔·德·托克维尔(Alexis Charles Henri C1,rel de Tocqueville , 1805-1859)所处时代充满动荡、没有根基,更是充满激情与思想交锋。目睹法国在革命和专制的轮回中挣扎,年轻时代的他就把求知欲的焦点对准了探索民主与自由思想。在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写给好友凯尔格莱(Louis de Kergorlay)的信中,他谈到鉴于世界正势不可挡地奔向民主,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了解民主与自由是否相容。随后,他又补充道:“我产生撰写刚刚出版的这本书的想法,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我对你诉说的若干想法早在近十年前就萦绕于我的脑海。我独自前往美国去理清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考察监狱制度只是一个借口,以此能作为我在美国畅行无阻的通行证。”①

  “早在近十年前”就形成的想法表明托克维尔在他年仅20岁的时候就开始反思后来促使他前往美国考察的种种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引导着托克维尔的思想不断地深化对民主的认识,直至他的去世。从思想谱系角度看,托克维尔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他与古典政治哲学传统渊源颇深,他曾说:“有三个人,我每天都要花点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是帕斯卡、孟德斯鸡和卢梭”②;托克维尔是基佐的学生,但后来两人在政治实践上属于对立的位置,这表明托克维尔与当时的主要思潮都有关联,具有多重面向的复杂性。

  二、托克维尔的民主、自由与暴政思想

  托克维尔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19世纪的法国在古代贵族与现代民主社会的体制变迁中探寻转型之路,旧体制业已摧毁,新典范则尚未稳固。作为经历过大革命激荡的法兰西民族的一员,托克维尔超越了自己的贵族血统身份,支持共和反对复辟。在他看来,民主体制既已是“天意使然”,因此如何使崭新的民主社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科学就成了他的终极关怀。 托克维尔并没有对“民主”和“平等”这两个概念做非常明确的定义,故学术界针对《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册是否观点一致存有争议,讨论焦点集中在他所指的理想的“民主”究竟是一种还是两种。美国历史学家西摩·德雷切(Seymour Drescher)主张“两种民主”说,在分析与民主息息相关的五个内涵(多数、大众;市民、个人;工业革命;结社、动力;中央集权)衍变的基础上,认为托克维尔所著上、下册所指“民主”发生变化,“研究视角的转变不是突然转换,而是新思路浸渗到旧框架之下,从而缓慢地改变了文章的框架。”①此后,法国政治史学家朗贝尔蒂(Jean -Claude Lamberti )、美国政治哲学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 S. Wolin)等学者主张“两种民主”说。②美国历史学家皮尔森(George Wilson Pierson)所著《托克维尔与博蒙特在美国》引发美国学术界研究托克维尔热潮,他持相反观点,认为托克维尔研究的“民主”概念具有双向性,包含着“身份平等”和“国民主权”,主要指公民的身份平等,但也指政治的自治。

  他在书中担心沉迷于个人福利而放弃公共责任的国家会迎来一个野心勃勃、精明狡诈的篡权者的专制,十年后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就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朗贝尔蒂认为“这是托克维尔最为杰出的预言”③。 其三,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 )。在这点上,托克维尔并不否认集权的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和场合能够集中力量完成巨大的事业,诸如战争需要最快地调配国家资源,但他提出“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仅以平等的进展为转移,而且要看这种平等是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④。他敏锐地观察到美国、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权力在逐渐扩大,除了充分行使现有的全部职权以外,还要更进一步地把统治扩展到至今尚未被他染指的个人独立领域。在这点上,“中央集权是共相而非殊相”表明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危机的洞察和远见卓识。

  民主社会虽然有诸如上述的危机趋势,但同时也存在平衡抵制的机会。民主体制与多元的自由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正和博弈”或者说是制衡的关系,“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⑤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将自由和参与型民主联系起来,自由观不再仅仅是没有约束或限制的消极的自由观。

  三、共和主义的视角分析

  托克维尔对于法、美政治制度的比较表明,人民主权理论的泛化和不当运用将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对于抑制“多数人暴政”的可能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最终必须归结为具备可行性的制度设计。在西方,政治思想家们所设计的机制最为突出的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制度制约权力”,托克维尔在上述两种制约方式之外,将“社会制约”引人并成为与行政权力相抗衡的社会自治力量,成为克服“多数人的暴政”的第三种方案。①这种权力制衡方案,是托克维尔留给现代民主理论最大的理论遗产。

  托克维尔对美国市民社会的考察,内含与法国社会的对比,而这种对比使他特别关注美国特有的民情。在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法律制度和民情下,其中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又不如民情,只有美国特有的民情才是美国人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他所指的“民情”即“人在一定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综合”②,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③。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在自己母国已经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他们从英国贵族那里继承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将这两者保持下来。他相信:自由而且只有自由才能抵制平等造成的个人主义并战而胜之;而在所有的自由之中,他最为强调的是结社自由和地方自治,因为只有“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分享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生活权利,以无限增加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④,才能治愈社会机体在民主时期产生的疾患。

  托克维尔所称的民情,事实上正是可以与公共权力相对抗的市民社会。美国拥有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多元社会。在这个多元社会领域中,独立的报刊、自由的新闻、中立的舆论和出版物、政治结社、乡镇自治组织、宗教和法学家精神都能对国家权力产生牵制和监督作用,对权力予以“社会制衡”,这一点是促成美国民主自由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社会构成中,一方面人们相互协作,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爱好组成各种社会团体,可以抗衡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占;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参与组织。

  正确的自我利益原则在于个体把个人利益和公共的、国家的利益有机结合,在彼此的互助和对公共事务的服务当中实现自我价值,从而使个体逐渐成为具备美德的公民,因而“人民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自然会理解:要想享受社会的公益,就必须尽自己的义务。这样,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会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国家也会避免出现暴政和专横”②。在他看来,美国的经验和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但是美国所昭示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制衡模式对于现代民主的实现,特别是对避免“多数人暴政”却具有一般意义。托克维尔希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孕育出各自对抗公共权力的独特民情,或者说是培育出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从而避免类似法国的灾难。“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③

  四、小结

  作为一个顺应民主潮流而又留恋贵族社会的贵族,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态度远不如对自由的热爱。在这个问题上,他曾经深刻地自我剖析:“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①正是这种复杂的思想矛盾,影响了托克维尔看待人民群众及社会主义的客观性,导致了其民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 作为贵族的托克维尔虽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讴歌民主制度,但却无法在《回忆录》中容忍社会主义思想。在1848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托克维尔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②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是贪婪和嫉妒。③而伴随冷战的结束,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道路上不断发展,世界范围内民主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延伸。从单纯的身份平等到政治民主发展,再到差异性的政治民主,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社群主义等新一轮民主浪潮不断涌现,时至今日的动物保护主义、绿色环保主义,民主的界限不断扩大,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

  正如当今美国政治学家西瑟( James W. Ceaser)指出的那样:“认真地对待托克维尔,那么思考他的方法要比思考他的预言来得更重要”,④我们更强调审视托克维尔留给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制约权力”的设想,其思路都是从公共权力本身出发,希望通过监督和制衡限制公共权力无限制的滥用,这类思路在有意无意之间存在着对私人空间的忽略和轻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市民社会,如果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不存在,任何严密的制度设计都可能存在被击破的疏漏。

  托克维尔“社会制约”的引人,将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视为对抗“多数人暴政”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使调动社会力量制约公共权力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自由的市民社会能够有效地培养公民的民主精神和爱国意识,使民主政体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之上。因此,托克维尔所开拓的“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制衡模式在民主政治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当代历史哲学名家、荷兰罗宁根大学历史系教授安克斯密特(FranklinR. Ankersmit)给予他高度评价:“今天,民主看来正在全世界开创它的胜利之旅,如果我们希望了解民主,托克维尔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对于这样的荣誉,托克维尔当之无愧,因为还没有其他政治思想家能够更加深刻意识到永远象征着民主的荣耀的悖论和崇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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