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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崛起与借镜域外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

作者:2015-07-27 13:48文章来源:未知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由于中西学术之间的隔阂,此时倡导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刘志琴、李长莉等人对于西方己经繁荣发展的所谓新文化史几乎毫不知情。她们倡导社会文化史,是出于上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相继兴起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而又各自有所不足,因此才产生了结合这两种新兴的分支学科,开展社会文化史的愿望。初创时期,大家的想法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出于对日渐兴盛的社会史研究的回应,希望引入社会史的维度来使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精英文化范围内,同时也能以文化史的深度来给社会史的叙述增添思想深度和文化蕴涵。这种本土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己经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在国内史学界己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承认和肯定。

  一、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主要收获

  从1988年刘志琴呼吁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向②开始,到1998年3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③出版之前,除了社会文化史兴起时刘志琴、李长莉的提倡与大致界定范围以外,10年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探讨比较少。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问题的40余位学者,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④尽管当时可资参考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多,但学者们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向的意义、特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的意见仍然比较成熟。这对于以后社会文化史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如有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互动,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识等。这种意见对于社会文化史既深入社会领域同时又注重对社会现象作出文化解释的特色,把握得相当准确。对于社会文化史这种学术特色的追求和坚持,使得这门新生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整体把握,避免了盲目猎奇、鸡零狗碎的流弊。“所以礼虽然起源于俗,却高踞于俗之上,成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其涵盖面之广,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同义语,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与‘礼’相似的语词,这是有别于西方,从中国社会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理应成为本土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概念”。在中国特有的礼治秩序之下,衣食住行、百姓日用无不具有伦理的意义,有的己经成为政治伦理的符号,从礼俗互动的视角可以考察中国的国情和民性,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也属独一无二。

  这些新认识的取得,大多与学者们个人研究实践的积累有关,并非凭空立论;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新文化史理论方法的引进与刺激有关,面对较为成熟的西方理论方法的进入,中国社会文化史学者必须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西方新文化史的选择性吸收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普遍使用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的概念,社会文化史学者也不例外。李长莉在《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二书里,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论述。梁景和对此也有专文论述。@不过,专长于社会史的常建华则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吸收了匈牙利哲学家奥尔格·卢卡奇、法国学者昂利·列菲伏尔以及我国学者衣俊卿等人的意见,更加倾向于以‘旧常生活”来取代我国学者最为常用的“社会生活”;他还批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生活与文化的研究层面并未有效展开,心态史研究没有太多的进展”,其原因在于对新文化史理论吸收不足、学术理念转换迟钝。他呼吁在西方新文化史的观照下将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现在的中国社会文化史或许到了需要突破自身的时候,即引入‘新文化史’的理念,进一步调整研究策略,将文化作为能动的因素,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④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背后实际上蕴含着研究路径的差异。

  黄兴涛坦言自己关于“她”字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勿,但他认为对于新文化史应该采取“借鉴和反省的双重态度”,不应一味高唱赞歌。他理想中的文化史,“固然可以置重‘叙述’,但也不应简单排斥‘论析’,更不应限制分析工具”,其根本旨趣“或在于更为多样生动的叙史方式,更为广泛灵活的材料使用,更为自觉的意义寻求和反思精神,更为浓烈的语言兴致……还有对于展示‘过程’高度看重,对于曾经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呈现’,等等。而归根结底,其基础不外是对于文化‘主动J险’作用的极度重视,以及从文化和社会互动的角度透视、把握、反思各种范围历史的空前自觉。”⑧他明确指出“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两个概念仍是分析清末民国时期特定历史的有效工具,不过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们有可以改进、发展的必要和空间。他所谓的“改进、发展”就是对于新文化史的吸取和借鉴。

  在某些方面,他对新文化史是相当欣赏的,对关于新文化史的误解也有辨析。如他认为那种认为新文化史只该关注微观问题的看法仅是皮相之见“与其说新文化史的旨趣在乎揭示微观现象,不如说其志在洞悉微观问题背后的意义更符合事实。”④他熟悉中西方学术界对于新文化史某些极端化偏向的批评,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执着地坚守传统史学的几个特征:求真、适度的因果追寻(尽量摆脱“目的论”的诱惑)以及以古鉴今的信念。他进一步说,新文化史完全可以和民国文化史研究的旧传统相通,如陈寅烙的以诗证史和晚年融心智、心态、语言文字与性别史于一炉的独特努力等等,都和新文化史的诸多表象不谋而合。①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黄兴涛对于新文化史的核心特点以及对其己有的各种批评意见加以概括后,充满自信地认为,在中国史学界几十年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丰厚实践之后,再加上对于西方新文化史的规模性、整体性引进,己经逐渐具备了较为充分的学术条件“可以更为从容、理性地对之加以选择。比如,在精英与大众、区域与整体,中心与边缘,宏大叙事与微观深描,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乃至现代性观念和后现代思想等等之间,我们的研究未尝不可努力从方法上,去更为自觉地寻找某种合适的平衡点,而不至于一定要走到非此即彼、无法融合的偏颇境地”。④

  李长莉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比较了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和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她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由于两者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有别,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因而关注的重心也各有侧重。中国学者更重视群体研究以及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联,而西方学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对历史的主体作用”,因而盛行微观史和个人史。(2)从学术范式的开拓及理论创新路径而言,西方学者更强调对新文化史对于社会史的“反叛”与“替代”,而中国学者更强调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并存和交融,强调交叉学科视角的普遍意义。(3)新文化史属于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流派,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则属于现代化的文化潮流。对于新文化史沉迷于微观史、个人史以至于出现碎片化的倾向,刻意突出文化的作用,以及解构“宏大叙事”、突出特殊个性、关注边缘领域的趋向,甚至出现猎奇求异、专搜特例的倾向,李长莉都表现了不能认同的态度。国 罗检秋于2011年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新文化史成果时需要“谨慎对待”某些倾向,其中包括:(1)“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泛文化观念;(2)侧重叙事的碎片化倾向;(3)某些论题未必切合中国文化史的实际。相较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史,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所提倡的科学化的、蕴含价值评判的、不忽视精英文化的新史学,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更具有借鉴价值。

  张俊峰在2013年发表文章,比较了西方新文化史、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和大陆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区别,也指出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史的主流并未像西方那样与社会史分庭抗礼,有时候甚至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的面目出现的;在学术旨趣和定位上,甚至可以将社会文化史视为中国文化史研究者的一次“社会史转向”,与西方新文化史的“文化转向”是大有出入的。⑩ 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在现代化史观的基点上吸收新文化史的理论方法,希望能够以此对于史学论题的拓宽和叙述方式上的多样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己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来说,二十余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至多可以算是开局阶段。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地带用力,甚至将社会文化的触角伸向政治、经济等领域,在传统学科起初不屑顾及或无力顾及的薄弱环节,以社会文化交叉视角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尽管在形式上显得边界不清晰,但确实有其明确的研究重点所在,并非漫无边际,无从把握,它的独到之处也不是其他传统学科能够取代的。另外,它不能也不必取代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但它的交叉视角所打开的新视野所体现的是一种史学分支学科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深化的综合化趋势,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补充了传统学科的不足之处,甚至对传统学科的某些结论加以颠覆。

  本土社会文化史在生活方式、社会伦理、知识人社会、生活质量、礼俗互动等方面的研究,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情况,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理论创新意识。像这样的理论探索,还应该继续下去。一个脱离时代语境,无力参与时代理论创新的研究领域是没有生命力的。社会文化史学者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提炼出了多少有生命力的概念、命题息息相关。

  对于某些学者来说,本土社会文化史缺乏分析形象建构、权力关系等新文化史所擅长的手段,因而对于传统史学理念和方法冲击力不够大。这种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国内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索的主要收获是在结合中国实际,以现代化史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适度地采用分析形象建构、权力关系的研究路径并不是不可能的。像陈蕴茜和李恭忠两本关于孙中山形象建构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揭示党治国家通过孙中山符号把自己的意志推广及于社会生活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广大民众的社会意识,这种政治文化史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学术主流里是能够被吸收的,也是会获得好评的研究。本土社会文化史对此尽管不够擅长,但也绝不会排斥,相反,在研究理念以及研究实践中,本土学者己经在吸收新文化史的这些优长为我所用了。

  不太容易为本土社会文化史所接受的,倒是新文化史对于历史客观真实性的怀疑,以及对于某些太过细碎的课题的研究。不过,这些方面在西方史学界也是有不同声音的。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语境目前还很难有这种研究的位置。

  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经过独立发展的十年,迎来了新文化史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学者除了一些主攻新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以外,其他人也都多多少少吸收了新文化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种并行发展、时而交叉的社会文化史取向对于丰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内容和手段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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