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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楚文化视角探究汉代文学的形成

作者:2018-10-25 01:00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司马迁将楚国分为南楚、东楚、西楚, 楚文化则由这三个区域文化组成。这三个文化区域的过渡地带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但其中心区域的文化各具特色, 无法替代。就道家思想产生的地域来讲, 春秋时的陈、郑虽邻近楚国北部, 老、庄却生活在淮河以北靠近黄河的中原地区。楚人的发祥地荆山和睢山在楚国北部, 与陈、郑相距也不算太远。但荆山、睢山地区的文化代表不了荆楚文化,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荆楚文化在长江流域, 甚至远在南方的沅水、湘水两岸。因此, 就文化的归属来讲, 屈骚作品代表了荆楚文化也就是南楚文化, 老庄思想则属于西楚文化。陈、宋两地的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特有的质朴厚重, 同时又不乏浪漫灵动。汉代文学和文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厚重有余而灵气不足, 这是汉文化在以陈宋文化为主体的西楚文化的基础之上杂糅各地文化的结果。三楚观念是考察楚汉文学和文化的新维度, 目前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

  关键词: 三楚; 文学; 文化; 楚汉;
 

三楚文化视角探究汉代文学的形成
 

  Abstract: Sima Qian divided the State of Chu into South Chu, East Chu and West Chu. Chu culture consists ofthe three cultural regions. The transitional zones of the three cultural region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affect each other.However, their cultural center region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Regarding the region where the Taoist thoughtoriginated, although Chen and Zhe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re close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Chu, LaoZi and Zhuang Zi liv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near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north of the Huaihe River. Thebirthplace of the Chu people, Jingshan Mountain and Jushan Mountain, i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tate of Chu. Itis not too far away from Chen and Zheng states. However, the culture of Jingshan and Jushan can not representJingchu culture. Jinghu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features is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and evenfar away from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Xiangshui.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attribution of culture, Qu Sao'sworks represent Jing Chu culture, which is also South Chu culture. Lao Zi and Zhuang Zi thought belongs to WestChu culture. Both the culture of Chen and Song both have the peculiar simplicity and peculiarity of the Central Plains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romantic agitation. The overall impression given by the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was more than sufficient and the spirit was insufficient. This was the result ofcultural miscellaneous cultures in the Han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 West Chu culture based on Chen and Songculture. The concept of three Chu is a new dimension to investigate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Chu-Han. At present, it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Keyword: Three Chu; literature; culture; Chu-Han;

  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 奠基于司马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屈原“衣被词人, 非一代也”[1]8。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战国后期, 楚国疆域辽阔, 司马迁将楚国分为南楚、东楚、西楚。东楚、西楚在推翻暴秦的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楚、西楚文化在汉初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 在楚汉文化与文学研究中, 国内外学者大多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南楚, 却忽略了东楚、西楚的存在。

  一、从南楚文化圈腹地看老庄思想的中原文化属性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 此西楚也……彭城以东, 东海、吴、广陵, 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 是南楚也。”[2]2830南郡即今天的荆州, 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楚都郢。彭城为今天的徐州, 原是宋国领土, 战国中期宋一度迁都彭城 (1) 。公元前286年, 齐、魏、楚三国“灭宋而三分其地”[2]1482, “魏得其梁、陈留, 齐得其济阴、东平, 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 本宋也。”[3]1664彭城与南郡, 距离遥远, 一个在西楚的最东部, 一个在西楚的最西部。就文化上来讲, 两者的区别不言而喻。正因如此, 南郡和彭城到底该分属三楚中的哪部分, 历史上学者们的看法并不相同。汉魏之际的文颖沿用司马迁的说法, 在《汉书·高帝纪》“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注中说:“《史记·货殖传》曰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羽欲都彭城, 故自称西楚。”而同书颜师古注引孟康《汉书音义》则以江陵 (即南郡) 为南楚, 吴为东楚, 彭城为西楚[3]28。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南楚“其俗大类西楚”, 按此处的西楚不是“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这个意义上的西楚, 而是专指南郡而言。楚人祖先熊绎筚路蓝缕以处的荆山已是中原边缘, 楚文王定都于郢更与中原腹地拉开了距离。就文化上来讲, 南郡属于南楚文化, 这也正是孟康《汉书音义》以江陵 (即南郡) 为南楚的原因。从屈原的《九歌》创作情况也能看出南郡属于南楚文化。关于屈原创作《九歌》, 王逸《九歌叙》这样说:“《九歌》者, 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 窜伏其域, 怀忧苦毒, 愁思沸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 歌舞之乐, 其词鄙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4]55这里将南郢之邑与沅、湘相提并论, 综合论述了此间歌舞的特点。由此可见, 南郢之邑与沅、湘在文化上是一体的。

  中原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地域概念, 中原初取“天下之中”的含义, 后引申为中原华夏诸侯国。公元前632年, 围绕宋国、曹国和卫国, 晋楚为争霸爆发了城濮之战, 齐、秦、陈、蔡被卷入其中。曹国、卫国、晋国、蔡国, 均为姬姓。秦, 嬴姓, 居周人故地, 彼时已隔河与晋相邻。周武王死后, 武庚叛乱, 被周公杀死, 封纣之庶兄微子启于商丘, 国号宋。陈国, 舜后。齐国则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国。城濮之战前, 晋公子重耳曾流亡到楚国, 受到楚成王厚待。当被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 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 得反晋国, 晋楚治兵, 遇于中原, 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 其左执鞭弭, 右属櫜鞬, 以与君周旋。”[5]447重耳所谓的中原与偏处一隅的荆楚相对而言, 指华夏诸侯国。陈与宋处于淮河以北, 黄河以南。西汉武帝时, 赵人徐乐上书谈论国事, 其中有云:“七国谋为大逆, 号皆称万乘之君, 带甲数十万, 威足以严其境内, 财足以劝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而身为禽于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2]2571七国之乱主要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陈、宋故地展开, 汉代人称之为中原。

  先秦时期道家代表人物有三:老子、庄子和列子。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裴骃为《史记》作集解:“《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司马贞作索隐:“苦县本属陈, 春秋时楚灭陈, 苦又属楚, 故云楚苦县。”[2]1897公元前478年楚灭陈, 其时老子虽可能还在世, 但已年老。司马迁谓老子为楚人, 是以战国时楚国疆域称之。即使这样, 老子也应该视作陈国遗民。另外, 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 长期在洛阳供职。老子思想不是荆楚文化的产物, 而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庄子, 宋之蒙人, 曾钓于濮上。《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3]1665今河南有濮阳市, 在黄河下游北岸, 冀鲁豫交会处。列子是郑国人, 郑为姬姓诸侯国, 亦在黄河沿岸。陈、郑、宋三国相距不远, 生产条件和文化极为相似, 所以才在三国产生了老、庄、列三位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一书, 杳冥而深远。庄、列之徒, 荒唐而谲怪。王逸评《离骚》之文, 指出其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的特点。许多学者往往据此将屈原作品与《老子》《庄子》一并视作楚文学的代表。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韩、魏、陈、宋, 地界南北之间, 故苏、张之横放, (苏秦为东周人, 张仪为魏人。) 韩非之宕跌, (非为韩人) 起于其间。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 故老子之书, 其说杳冥而深远。 (老子为楚国苦县人) , 及庄、列之徒承之, (庄为宋人, 列为郑人, 皆地近荆、楚者。) 其旨远, 其义隐, 其为文也, 纵而后反, 寓实于虚, 肆以荒唐谲怪之词, 渊乎其有思, 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 音涉哀思, 矢耿介, 慕灵修, 芳草美人, 托词喻物, 志洁行芳, 符于二《南》之比兴, (观《离骚经》《九章》诸篇皆以虚词喻实义, 与二《雅》殊。) 而叙事纪游, 遗尘超物, 荒唐谲怪, 复与庄、列相同。 (故《史记》之论《楚词》也, 谓‘蝉蜕秽浊之中, 浮游尘埃之外, 皭然涅而不污, 推此志也,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南方之文, 此其选矣。”[6]262战国时期, 魏都大梁 (今河南开封) , 韩都新郑 (今河南新郑) 。刘师培既然承认陈、宋与韩、魏均地界南北之间, 就当将老子、庄子、列子与苏秦、张仪、韩非诸人同列, 而不应该归之于僻处南方的荆楚。

  二、三楚视阈下老庄思想、屈骚作品与楚文化的关系

  司马迁所谓的三楚, 是就战国后期楚国的疆域而言。东楚原是吴越故地, 西楚除南郡外绝大部分领土为楚兼并过来的中原华夏诸侯国的土地。楚人的发祥地荆山、睢山虽然属于西楚中的南郡, 但最具地域特色的荆楚文化却主要在南楚, 屈原作品表现出来的地域特色也在南楚。然而汉代人将战国后期楚国兼并来的土地一律称作楚地, 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称作楚人。这样一来, 不仅老子, 连庄子也都成了楚人。按照汉代人的观念, 楚文化绝不仅仅是荆楚文化, 吴越文化、梁宋文化、陈楚文化也是楚文化的一部分。说老子、庄子为楚人没有关系, 说道家思想是楚文化的一部分也还说得过去, 但绝不能将楚文化等同于荆楚文化, 更不能将单一的荆楚文化视作孕育道家思想的土壤。就道家思想产生的地域来讲, 春秋时的陈、郑虽邻近楚国北部, 老、庄却生活在淮河以北靠近黄河的中原地区。楚人的发祥地荆山和睢山在楚国北部, 与陈郑相距也不算太远。但荆山、睢山地区文化代表不了荆楚文化,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荆楚文化在长江流域, 甚至远在南方的沅水、湘水两岸。以此而论, 道家产生的地域与荆楚文化圈腹地间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

  楚自建国开始, 便与中原诸侯国接触和联系。通过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战争, 春秋中期以后, 楚文化在保持荆楚文化特色的同时, 也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 尤其是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 楚国兼并了淮北许多诸侯国,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俨然融为一体。近代学者往往以为楚辞是荆楚文化的产物, 并极力从楚歌、楚声中寻找渊源。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即云:“《沧浪》《凤兮》二歌, 已开楚辞体格。”[7]61然古人则以为, 屈原乃“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 上以讽谏, 下以自慰”[4]48, 称“屈原之作《离骚》也, 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2]2184。自西汉刘安《离骚传》、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依《诗》论《骚》后, 清代以前的学者大多坚持由《诗》到《骚》的思路, 认为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在学习北方《诗经》的基础上创作的。

  影响总是双向的, 楚文化既受中原文化影响, 同时也影响中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 兼并战争尽管促进了各地文化的融合, 但文化的地域性并不以行政区划的改变而完全改变。以陈楚文化为例, 陈并入楚国版图后, 陈地文化并未就此灭亡, 只不过吸收了荆楚文化后陈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而已。《说苑·修文篇》:“昔舜造南风之声, 其兴也勃焉, 至今王公述无不释;纣为北鄙之声, 其废也忽焉, 至今王公以为笑。”[8]509《左传·成公九年》记楚人钟仪被俘虏至晋国, 南冠而絷, 琴操南音 (2) 。南音、南风, 既可理解为特指, 也可理解为泛指。特指分别为荆楚、陈地音乐, 泛指则是与“北鄙之音”相对的南方音乐, 不但包括荆楚、陈地, 也包括吴越音乐。就地理位置而言, 相对于北方的殷墟, 陈、楚自然均为南方。然而陈人看殷墟为北方, 视楚人为南方。陈处中原边缘, 楚人视陈则为中原诸侯国。陈郑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 故表现出有异于中原腹地文化的性状。

  清廖元度《楚风补·凡例》谓是编为“补三楚文献之遗”[9]17, 其中录有李耳、庄周、项羽、刘邦、韦孟等人诗作。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将老庄与屈原相提并论, 共同作为先秦时期南方文学的代表。受此影响, 张正明《楚文化史》、蔡靖泉《楚文学史》也将楚文学的内容扩展为当时整个南方文学, 但同时反复强调楚文学以南楚文化为基础。这种做法遭到一些学者质疑。方铭的论文《从庄子与屈原的审美理想看楚文化》不同意将老庄与屈原捆绑在一起, 他说:“研究楚文化的人, 常常以屈原、庄子二人为楚文化的代表, 通过发掘二人的共性, 以建立楚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基石。事实上, 庄子与屈原在本质特征上是很不相同的, 而庄子学说与屈原思想与中原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孙立《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也认为老庄不是南楚文化的产物, 他说:“老子的身世历来是学界由古到今的一个疑点, 但对于老子的籍贯却意见比较一致, 这就是《史记》本传中提出的‘楚国苦县人’, 苦县春秋时属陈国, 战国时归楚, 地望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庄子为宋国蒙人, 战国末宋为齐所灭。宋国蒙地今人多认为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老庄二人, 分属陈宋, 地域均在长江、淮河以北, 自然应是北方人。”[11]这些质疑和争论自然很有道理, 因为产生老庄思想的土壤和产生屈骚作品的土壤截然不同。

  生长土壤不同, 所开之花自然不同, 这也是学者无法苟同老庄和屈原共同代表楚文化尤其是荆楚文化的原因。但从另一个角度讲, 老子生活的陈国, 庄子生活的宋国, 历史上的确一度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所以称老庄为楚国人本也没错, 说老庄思想和屈骚作品代表了楚文化的最高成就自有其根据和道理。其实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不应纠缠于老庄和屈原能否共同代表楚文化, 而应该引入汉代人的“三楚”观念, 从三楚区域划分的角度审视老庄思想、屈骚作品乃至楚文化。楚文化由西楚、东楚、南楚三个文化区域组成, 这三个文化区域的过渡地带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其文化中心区域却各自具有特色。就文化的归属来讲, 老庄思想属于西楚文化, 屈骚作品却代表了荆楚文化也就是南楚文化。楚文化是西楚、东楚、南楚三种文化的合体, 站在汉代三楚观念的角度, 老庄自应属于楚文化, 只不过属于西楚而非南楚。

  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上指的是楚人早期生活的南楚, 广义上则是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汉代人将楚国分为南楚、东楚、西楚, 采用的是广义上楚的概念。也就是说, 楚文化实由东楚、西楚、南楚三种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组成。但由于东楚、西楚、南楚同属楚文化, 汉初在推崇楚文化的时候不便区分彼此。尤其是南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 在政治上反秦, 代表了当时普遍的反秦意识, 因此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家及作品在汉代也受到极大推崇, 并深刻地影响了汉代乃至后世的文学。

  受思维定势的影响, 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屈原、宋玉等创作的楚辞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绝大多数文学史教材将南楚文化视作楚文化的全部, 将楚汉文学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简单描述为楚辞、楚歌对汉代文学的影响。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两汉大文学史》, 孟修祥《楚辞影响史论》, 李立《楚汉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史》等着作在探讨楚辞、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时, 也都没能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张强的论文《汉文学与楚文学关系综论》注意到了单单用屈原、宋玉等创作的楚辞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关系的局限性, 重点考察了道家思想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但就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来讲, 该文显然沿用了廖元度、刘师培等人的看法, 对三楚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缺少明晰的界定和分析。没有人否定楚文化、楚文学对汉代文学的哺育之功, 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区域文化, 但这种影响只有在三楚视域下才客观、全面、真实。

  三、西楚文化与汉代文学、文化特点的形成

  关于汉文化的形成, 邓以蛰先生在《辛巳病余录》中这样说:“世人多言秦汉, 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 故凡秦之文献, 虽至始皇力求变革, 终属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 迥然与周异趣者, 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 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 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12]281周平王时, 为了避开犬戎的骚扰, 周东迁洛邑, 将岐山以西之地赐予救周有功的秦襄公。秦承袭了西周故地的同时, 也承袭了西周文化。邓以蛰先生说秦文化属于周之系统有一定的道理。秦始皇横扫六合,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并于一统, 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秦享祚不久, 延至二世胡亥, 统一不过短短十五年的暴秦就被推翻了。在风起云涌的秦末乱世中, 崛起于丰沛地区的刘邦带领一帮弟兄东冲西杀, 南征北战, 最后入主长安, 建立起一个空前统一的汉朝。汉武帝以前, 在许多国家制度上, 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模式, 所以人们常常说汉承秦制。但在统治思想上, 汉一改秦之苛政, 施行与民休息的宽缓政策。汉代文化的融合是巨大的, 各地文化迅速融合, 使得汉文化色彩斑斓, 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邓以蛰说汉文化气韵生动, 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汉文化的确与周秦文化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周秦文化的色调有些单一, 而汉文化却丰富多样。在汉文化, 我们既可以找到周秦文化的厚重, 也能找到楚文化的浪漫灵动, 当然随着对外交往增多还增添了不少域外色彩。如果说汉文化中的气韵生动得益于楚骚的影响, 那么汉文化的厚重感又从何而来?秦代不文, 文学几乎没来得及创作就灭亡了, 但秦帝国为我们留下了气势恢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和万里长城。秦帝国横扫六合的气势, 推崇宏大巨丽之美, 在汉文化中成为汉唐气象的底色被保留下来。汉代文化是以两周伦理文化为源头的, 整合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学说, 开放性地吸收了疆域内甚至域外文化的精华。对此鲁迅先生说得很好:“遥想汉人多少闳放, 新来的动植物, 即毫不拘忌, 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然也有边患, 但魄力究竟雄大, 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 或者竟毫未想到, 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 就如将彼俘来一样, 自由驱使, 绝不介怀。”[13]197然而奇怪的是, 在楚汉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中, 不少学者只关注汉文化中几朵楚骚式的碎花, 而对其厚重的底色可以说视而不见。

  一般认为汉大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 其实汉大赋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以枚乘的《七发》为例, 吴客在说明物欲之害时说:“且夫出舆入辇, 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 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 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 命曰腐肠之药。”[14]449这段内容和排比写法都与《吕氏春秋·本生》中的一段极为相似:“出则以车, 入则以辇, 务以自佚, 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 务以自强, 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 郑卫之音, 务以自乐, 命之曰伐性之斧。”[15]15在观涛一段描写中, “观其所驾轶者, 所濯拔者, 所扬汩者, 所温汾者, 所涤汔者”这样的句子显然取法于《庄子·齐物论》中写风那部分。不错, 《七发》中对音乐、饮食、宫室之事的大肆铺写确实有沿袭和模仿《招魂》和《大招》的痕迹, 成为楚辞对汉赋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据。但章学诚的先秦诗、骚、散文同为赋体之源的观点更值得重视。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中说:“古者赋家者流, 原本《诗》《骚》, 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 《庄》《列》语言之属也;恢廓声势, 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 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 《吕览》类辑之义也。”[16]952就汉赋所受影响来说, 假设问对不为《离骚》所独有, 恢廓声势是战国策士说话的特色, 排比谐隐、征材聚事是诸子散文常用手法。如此说来, 所谓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最直接的证据也仅有《招魂》《大招》中对音乐、饮食、宫室铺排描写一项了。如果说楚辞代表了南方文化, 《诗经》和战国诸子无疑代表了北方文化。从以上分析来看, 北方文化对汉赋的形成是直接的、主要的, 南方文化只不过为汉赋增添了一丝异样的光彩。也正因如此, 汉赋给人最为强烈的印象不是南方文化的光怪陆离, 而是北方文化的厚重巨大。

  一般而言, 帝王集团成员, 尤其是核心成员的出身, 直接影响到该集团的文化面貌和组织结构。这中间起重要作用的是文化的认同。随着帝王在争夺天下的战斗中胜利, 这个地方性集团也入主中央, 并将其地域性带入中央。故此, 地域性的特征在新王朝建立之时表现得尤为显着。秦末刘邦率丰沛子弟起兵, 建立西汉王朝。丰沛子弟在刘邦夺取天下和西汉前期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汉建立后, 刘邦升丰邑为丰县, 与沛县并置。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统计, 高祖共封侯142人, 其中来自丰沛而侯者47人, 约占三分之一, 丰沛集团构成了汉初功臣集团的核心。丰沛文化是西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楚文化在汉初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黄老思想在汉初成为国策即为明证。

  从地域上说, 西楚的主体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陈、宋的疆土, 在这块土地上曾生活过老子和庄子。中国古代学者往往庄、屈合诂, 或庄、骚并称。当今学术界一般承认《庄子》与屈原的《离骚》共同构成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庄子》一书以奇幻的想象、丰富的寓言, 向世人昭示西楚大地并不缺乏浪漫的文化因子。历史上, 在西楚大地上曾演出过《诗经》中的《商颂》和《陈风》。陈地传说是“太皞伏羲氏之墟”, 其民“好乐巫觋歌舞之事”[17]81。据《陈风》, 陈地的宛丘之上、衡门之下, 都曾是着名的歌舞场地。周封殷遗民于宋,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18]1485。《商颂》五篇全是庄严的祀祖乐歌。从《商颂》和《陈风》中, 我们不但可以看到陈宋两地击鼓婆娑的舞者身影, 也能聆听到“既和且平”的“穆穆厥声”;《老子》《庄子》虽然杳冥而深远、荒唐而谲怪, 但却是对哲学不折不扣的理性思考, 是中原地区理性文化的产物。陈宋两地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特有的质朴厚重, 同时又不乏浪漫灵动。如果说汉代文学和文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厚重有余而灵气不足, 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汉代在以陈宋文化为主体的西楚文化的基础之上各地文化杂糅的结果。

  综上所述, 三楚文化既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 不能混为一谈, 但也不宜截然分开。就文化的归属来讲, 屈骚作品代表了荆楚文化也就是南楚文化, 老庄思想则属于西楚文化。春秋以后, 中国大一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南北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三楚文化对中原文化不断进行丰富、补充和影响, 中原文化则对三楚文化进行吸收、选择和改变。秦汉统一后南北文化进一步水乳交融,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整合的大一统文化。汉代文学虽然吸收了南楚浪漫传统, 但主要还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说, 汉代文学绝非简单的三楚文学的延续, 而是对其艺术精神的包容、吸收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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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参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122 页。
  2 《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 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 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 敢有二事?’使与之琴, 操南音。”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修订本) , 中华书局2016年版, 第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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