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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思想的道德力量

作者:2016-07-26 09:34文章来源:未知

  孔子与其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主体部分,并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孔子与儒学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与儒学在塑造中华文化及其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孔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孔子思想最重要的作用是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性,奠立了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础,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赋予了中国文化基本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力量,使儒家文明成为“道德的文明”。中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礼义之邦”就是突出了这个文明国家具有成熟的道德文明,而且这一成熟的道德文明成为这个国家整体文化的突出特征,道德力量成为中华文明的最突出的软实力,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孔子与儒学的道德塑造力量。

  那么,孔子思想中的哪些内容在中华文明中发挥了以上所说的作用?

  崇  德

  “崇德”是孔子的原话,见于《论语》,亦见于《尚书》武成篇“惇信明义,崇德报功”,但武成篇的成熟时代可能稍晚。自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已经开始不断发展重视“德”的倾向,孔子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德”的重要性。孔子思想中处处体现了“崇德”的精神。崇德就是把道德置于首要的地位,在任何事情上皆是如此,无论政治、外交、内政、个人,都要以道德价值作为处理和评价事务的根本立场,对人对事都须先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审视,坚持道德重于一切的态度。如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用政令领导国家,人民可以服从但没有道德心;用道德和礼俗来领导国家,人民乐于服从而且有道德心。孔子不相信强力、暴力能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孔子的理想是用道德的、文化的力量,用非暴力、非法律的形式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和领导。孔子的这一思想也就是“以德治国”。这是孔子“崇德”精神最明显的例子。事实上,无论涉及国家、社会、个人,孔子对道德理想、道德政治、道德美德、道德人格、道德修养的论述,处处都体现了崇德的精神,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为了方便,以下我们只从仁、义、中、和四个基本观念入手,来呈现孔子道德思想的主要特征。

  贵  仁

  在《论语》中,孔子一百多处谈到“仁”。仁是孔子谈论最多、最重视的道德概念,因此战国末期的思想界已经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孔子贵仁”(《吕氏春秋·审分览》)。贵仁是指孔子在诸多的道德概念中最重视仁,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美德,也是孔子的社会理想。仁的性质是仁慈博爱,仁在孔子也是全德之称,代表了所有的德行,仁在儒家思想中又代表了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仁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首要道德概念。仁的涵义可见于《论语》中最著名的例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孔子重视家庭伦理,但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普遍的人际伦理“仁者爱人”,把仁设定为社会文化的普世价值。仁有多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能恕,在情感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在行为上是和平、共生、互助、扶弱以及珍爱生命、善待万物等。同时,仁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爱为道德之首,在2500年以来的历史中业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的最集中表达。

  孔子不仅突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把仁展开为两方面的实践原理,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前者亦称为恕,后者亦称为忠。

  孔子说忠恕便是他的一贯之道。从恕来说,自己所不想要的,决不要施加给别人。从忠来说,自己要发展、幸福,也要使他人发展、幸福。孔子不主张“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即自己认为是好的,一定要施加给别人。这就避免了强加于人的霸权心态和行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想家梁漱溟提出,儒家伦理就是“互以对方为重”,以此来说明忠恕之道的伦理态度,就是说,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尊重对方的需要,而不是把他者作为自我的实现对象。儒家伦理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他者;坚持他者优先,他者先于自我,这是仁的伦理出发点。 1990年代以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被确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而在中华文明250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孔子仁学的这一教诲早已深入人心,化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

  尊   义

  在孔子看来,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人类文明永恒的道德主题。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 语·里 仁》);又说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礼 记·坊 记》引孔子说“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孟子尤其重视义利之辨,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强调儒家义的立场与功利追求的对立: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里的义都是指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原则及私利要求。孔子坚持认为,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其特征和品质是尊义、明义,任何时候都以义为上、为先,坚持道义高于功利。他把追逐功利看作小人的本质,提出争利必亡,“见利而让,义也”(《礼记·乐记》)的道德信念。这种义利之辨不仅是崇德的一种体现,更具体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这种关系,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国家。孔子的儒学主张“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即国家不能只追逐财富利益,而应该把对道义的追求看作最根本的利益。现代化的过程,在极大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传统义—利的平衡,使社会文化向着工具—功利的一边片面发展,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偏向形成一种制约。

  “义”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指道德原则,在孔子以及孔子之后的儒学中“义”还被赋予了“正义”的规范涵义。“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便突出了义的这种规范意义。孔子弟子子思的学生孟子将仁义并提,把“义”提高到与“仁”并立的地位,使得此后“仁义”成为儒学中最突出的道德价值。在儒学中“义”的正义涵义,强调对善恶是非要做出明确的区分判断,对惩恶扬善下果断的决心。义不仅是个人的德性,也是社会的价值。就现实世界而言,仁导向社会和谐,义导向社会正义;仁导向世界和平,义导向国际正义,二者缺一不可。

  守 中

  孔子很重视“中庸”。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中的一个意义是“时中”,指对道德原则的把握要随时代环境变化而调整,从而达到无时不中,避免道德原则与时代脱节,使道德原则的应用实践能与时代环境的变化相协调,避免道德准则的固化僵化。

  “庸”是注重变中有常,庸即是不变之常。尽管时代环境不断变化,尽管人要不断适应时代环境变化,道德生活中终归有一些不随时代移易的普遍原则。

  “中”就代表了这样的普世原则,这是孔子中庸思想更加强调的一面。

  中庸思想更受关注的意义是反对“过”和“不及”。《论语》中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始终主张以中庸排斥极端。《中庸》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有智慧的人和有道德的人容易犯的错误是“过”,而愚人、小人容易犯的过失是“不及”。孔子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中立而不倚”(《中庸》)。不倚就是不偏向过之或不及任何一个极端。所以中即是不偏、不倚。虽然,人类实践中的偏倚是难以避免的,但中庸的思想总是提醒我们注意每一时代社会的两种极端主张,力求不走极端,避免极端,不断调整以接近中道。由于极端往往是少数者的主张,因而中道才必然是符合大多数人民要求的选择。孔子弟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不仅把中庸作为实践方法,同时强调中庸具有道德价值,认为中庸是道德君子才能掌握的德性,这与亚里士多德是一致的。事实上,道德上的差失无非都是对道德原则过或不及的偏离,这种中道思想和中庸之德赋予了儒家与中华文明以稳健的性格。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在儒家思想所主导的时代,都不曾发生极端政策的失误,这体现了中庸价值的内在引导和约束。

  尚 和

  早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同时代的智者,都曾提出了“和同之辩”,强调“和”与“同”的不同。和是不同事物的调和,同是单一事物的重复;和是不同元素的和谐相合,同是单纯的同一。这些和同之辩的讨论都主张和优于同,和合优于单一,认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不同事物的配合、调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条件,崇尚多样性,反对单一性。因为单一性往往是强迫的同一,而和合、调和意味着对差异和多样性的包容、宽容,这也正是民主的基础。

  孔子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还提出“和为贵”(《论语·学而》)。

  “和而不同”的思想既肯定差别,又注重和谐,在差别的基础上寻求和谐,这比早期的和同之辩更进了一步。孔子还认为,和是君子的胸怀、气度、境界。孔子追求的和也是建立在多样性共存基础上的和谐观。儒家经典《尚书》已经提出“协和万邦”,“以和邦国”,奠定了中华文明世界观的交往典范。孔子以后,在“和合”观念的基础上,“和”的和谐意义更为突出。以和谐取代冲突,追求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持久不断的理想。六十年前的万隆会议及其所形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中国曾积极参与其中,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基本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的普遍理想。孔子与儒家思想关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张,其基本特征是尚文不尚武,尚柔不尚勇。孔子主张对于远方的世界应“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就是主张发展文化价值和软实力来吸引外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

  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德治国、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自觉地汲取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资源,正面宣示对中国文明的承继,用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社会”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中国领导人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2013年11月下旬习近平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到访曲阜和孔府,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选择在曲阜发表有关中华文化和孔子儒学的讲话,明确强调继承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弘扬儒家的美德和价值观,表明了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的深刻认识。他在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大会等讲话中指出,孔子和儒家的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肯定其中含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有当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的部分。这些都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文化与价值引领方面所作的重大宣示,显示出孔子及其思想不仅对当代中国有重要的意义,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梦”内在地含有道德追求的目标,这是不可忽视的。21世纪中国的复兴必然同时是其固有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发展,在孔子和儒家传统及核心价值的影响下,对富强的追求并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全部,对道德文明与世界和平的追求将永远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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