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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以康德伦理学为基础对榜样主义德性理论的回应

作者:2017-06-13 17:04文章来源:未知

  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以来,许多学者提出伦理学应该更加关注个人德性和品质的培养、关注如何让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而不应该仅仅关注行为的形式原则。而康德伦理学常以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著称,并常因此受到批评。特别地,安斯科姆( G. E. M. Anscombe)在其著名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中指出,关于行为的道德评价———如什么是正确/错误的行为,什么是应该/不应该做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道德理论应该完全抛弃对行为的这种无意义的评价,相反,伦理学关注的应该是行为主体的品性及对这些品性的评价。安斯科姆之后,德性伦理学以各种形态复兴,成为与功利主义和康德自律伦理学分庭抗礼的理论形态。新近,琳达· 扎格泽博斯基( Linda Zagzebski) 提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 exempla rist virtue theory) 就是德性伦理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在许多方面抓住了我们的直觉,为我们反思其他的伦理学路径,特别是康德伦理学提供了契机。

  按照通常的理解,康德由于过于强调行动的形式规则,仅仅重视出于义务的行动的道德价值,完全否定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因而并不能为个人在道德上的改善提供帮助,而这使得更加关注道德教育的德性伦理学比起康德伦理学来具有优越性。特别地,在扎格泽博斯基看来,一种理想的道德理论应该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提供指导、应该促进和激发人们去做有道德的事,从而为个人在道德上的改善做出贡献,而康德伦理学似乎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康德伦理学中榜样概念的分析,指出康德并没有忽视道德教育,也没有完全否认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但是,在康德看来,对于完整的、有价值的道德教育来说,树立经验性的榜样是完全不够的,道德教育中真正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是什么使行动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让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什么行动才是值得尊重的,从而唤起他们对道德律的敬重。通过这种说明,我们将会看到,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实践,但对道德教育来说,榜样的力量永远不能代替理性和判断力的培养,而康德伦理学恰恰能在这方面给我们许多警示。

  本文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的要点,指出这种理论抓住了我们的直觉,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第二部分,澄清榜样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地位。一方面,康德严格限制经验性榜样在道德讨论中的作用,认为榜样概念对于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没有帮助,仅仅出于对榜样的模仿的行动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康德主张,虽然榜样对于一个完整的道德教育( 特别是小孩的道德教育) 是远远不够的,但却又是必不可少的。第三部分,结合前两部分的讨论确定榜样在道德教育中应有的位置,并指出较之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康德对榜样的定位更符合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

  一、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

  在《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和《理论与实践中的道德榜样》两篇文章中,琳达·扎格泽博斯基提出了她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并列举了其理论的优点。她指出,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基于人们都信任的一种情感———钦佩(the emotion of admiration)。钦佩的情感可以直接指向品质良好的道德榜样,而这种情感的自然的直接指向就是其理论的起点。这种榜样理论的模型与语言哲学中普特南(H. Putnam)和克里普克(S. Kripke)提出的直接指称理论( theory of direct reference) 的模型相似。根据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直接指称理论,“water()”“gold(金子)”这样的自然类名词( naturalkind terms) 指称的是与我们通过直接指示而确定的那个东西类似的任何事物。例如,通过直接指示,我们说,指称的是任何那样的液体(如我们指着一杯水,说水就是与那个东西相同的液体”)那个(that)”这样的指示词总是直接指示的。直接指称理论的优点在于,一个人可以并不知道一个词的描述意义及其指称的事物的本质,但这并不妨碍他成功地运用这样的词。同时,按照克里普克的观点,直接指称发生以后,人们可以再通过经验观察发现这些自然类的特征,并确定其本质特征,因而可能后天地确立起必然真理,如水是H2O”,如果我们承认水的分子结构H2O是水的本质且必然是这样的,这样的必然真理就是通过后天的经验观察而得出的。类似地,根据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道德上好的榜样是通过直接指称确定的,而这种榜样提供了其整个理论的基石,其他的基本道德概念都是以好的道德榜样为基础而得出的。

  就像我们指着一杯水说,水就是任何像那样的液体,指着金子说,金子就是像那样的东西,我们指着一个好人说,好人就是像那样的人。通过挑选出榜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好人这个词的指称,而不需要运用任何描述性的概念。在扎格泽博斯基看来,对于一般致力于道德实践的人来说,知道好人的特征或本性———即是什么使得好人成为好的———是没有必要的。就像在分子理论出现之前,没有人知道水的分子结构是什么,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可以用来成功地指称水这样的液体。因此,扎格泽博斯基认为,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使得一个好人成为好的就可以成功地指示出那些好人。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挑出榜样,好人就是像榜样那样的人,这就使得任何对好人特征的描述在一开始对道德实践来说都成为不必要的。

  扎格泽博斯基指出,这种挑选好的道德榜样的做法深深地嵌入在我们已有的道德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各种真实或虚构的令人钦佩和值得模仿的人的故事,这些人常常被确立为我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在任何伦理学的理论出现之前,这种确立榜样和模仿榜样的实践就已经存在了。扎格泽博斯基说,道德的学习和其他许多形式的学习一样,首先是通过模仿而进行的。榜样就是那些最值得模仿的人,而他们之所以是最值得模仿的,是因为他们是最令人钦佩的。我们通过自己钦佩的情感来确定令人钦佩的人,而这种情感又是受教育影响的。也就是说,别人的[恰当的]情感反应会自己提供例子/榜样。由于这个原因,在她看来,把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建立在通过钦佩的情感确立道德榜样的基础上,与理论化前的道德实践是相符的。在确立了其理论的起点(即出于钦佩的感情直接指称好的榜样)之后,扎格泽博斯基指出,其他伦理学上的重要概念都可以通过好的榜样得到确定。例如,德性就是那样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我们所钦佩的品质一个好的事态就是像那样的人所致力达到的事态一个好的生活就是像那样的人所希望的生活一个正确的行动就是那样的人在权衡各种原因后所乐意去做的事。在这里,扎格泽博斯基并没有指出德性、好的事态、好的生活、正确的行动的本质,但这并不是她的理论所致力要做的。在她看来,这正是其榜样主义德性理论的一个优点。根据这个理论,关于是什么使得一个人成为好的并不需要在一开始就确定,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一开始就假定某些品质是德性,或者某些行为是正当的。正如我们可以用水就是像那样的液体直接指称水以后,再通过经验观察和研究确定水的各种特征(包括本质特征),在榜样主义德性理论中,我们最先是通过好人就是像那样的人直接指称好人,然后再通过观察和研究确定好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包括必备的、最重要的品质)。在最开始通过钦佩的情感直接指称好人时,我们不需要假定任何使得好人成为好人的品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此理论的理论负担,也减少了由不确定的理论前提带来的麻烦。除了以上这一优点外,扎格泽博斯基还一一列举了其理论的其他优点。在她看来,这个理论简单却有总括性,是对我们的道德生活的一个很好的理解。同时,它提供了连接道德理论与道德生活实践的钩子”(hook)。在道德实践中,我们就是以确立好的榜样为起点的,这使得其理论的起点更加具有确定性而少受质疑。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理论不仅可以用作理论建构,而且可以为人道德上的改善提供实用的目标。在扎格泽博斯基看来,榜样通过我们钦佩的情感被直接确立起来后,会激起人们模仿榜样的愿望。这个理论可以为道德教育中故事(narratives)的运用提供辩护。听榜样的故事在道德教育中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般的道德理论却不能为这一点提供必要的辩护。榜样主义德性理论既然以榜样的确立为起点,就为榜样故事在理论和道德实践中都争得了地位。最后,她指出,这一研究与其他的经验性研究有着自然的联系,对关于诸如钦佩情感、榜样的特性、模仿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等跨学科的研究都有启发。

  扎格泽博斯基在提出其理论之前曾经明确指出: “很少有道德理论能与道德动机联系起来。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论作为解释我们道德实践的抽象构造是成功的,它们却往往不能促使我们恰当地从事道德实践……[相反],一个理想的道德理论[应该]能够用来现实地促使人们成为道德的人,并导致道德改善。也就是说,一个理想的道德理论应该对我们现实的道德实践提供引导,促使人们去做道德的事从而成为有德性的人。扎格泽博斯基认为她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做到了这一点,而其他的理论则在这一方面颇有欠缺。从这点上说,她认为她的理论比起其他理论来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笔者看来,扎格泽博斯基在这里对其理论的优点的论述是中肯的。很多道德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说明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而榜样主义理论却在这一点上很好地抓住了我们的直觉。榜样主义理论以钦佩的情感为其理论起点,继而又从这一起点引申出其他重要的道德概念,其最大的优点似乎正是扎格泽博斯基所说的它与具体的道德实践的那种密切的联系。

  然而,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正如她自己所说,任何道德理论的障碍都是对其起点的辩护,她同样面临一个对其理论起点的辩护问题。通过下一节笔者对榜样在康德伦理学中所起作用的澄清,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扎格泽博斯基理论的缺点。在这里,笔者并无意于把康德伦理学当作衡量其他一切道德理论的标尺,但是,在笔者看来,康德伦理学关于榜样的思想观点,一方面能避免许多对康德伦理学的误解(例如指责康德伦理学完全忽视个人德性的培养、忽视道德教育和榜样的作用),另一方面确实能为我们正确理解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提供帮助。

  二、康德的自律伦理学与榜样对道德培养的作用

  () 经验性的榜样在自律伦理学中的作用是有限甚至有害的康德伦理学重视意志自律,重视行动的动机,只有出于义务、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而做出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而仅仅只是符合义务的行动并不具有这种价值。康德在多处区分了行动的合法性和行动的道德性。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说,一个行为和义务法则的一致就是合法则性(legalitas[合法性]),行为准则和法则的一致就是行为的道德性(moralitas)”;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区分道,义务的概念客观上要求行动与法则相符合一致,但主观上要求行动的准则对法则的敬重,作为由法则规定意志的唯一的方式。而基于这一点,就有了合乎义务所做的行动的意识与出于义务、即出于对法则的敬重所做的行动的意识之间的区别,其中前者(即合法性)哪怕是只有爱好成了意志的规定根据时也是可能的,但后者(道德性),即道德价值,则必然只是建立在行动出自于义务而发生、也就是仅仅为了法则而发生这一点上” 111。准则(maxim)是主观的行动原则,一个行为主体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定的准则而去行动的。而道德法则则是理性绝对地、客观地要求于行为主体的东西,它规定主体应当如何行动。一个行为可能与道德法则一致并合乎义务,因而具有合法则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行为的主体是出于义务、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做出这个行动的,因而并不意味着其行为准则是与道德法则一致的,而只有后一种一致性(即行为的准则与法则的一致性)才能使行为具有道德性。在康德看来,行动的一切德性价值的本质取决于道德律直接规定意志。如果对意志的规定虽然是符合道德律而发生的……[]不是为了这法则而发生的,那么这行动虽然将包含有合法性,但却不包含道德性

  然而,通过经验性的榜样(实例),我们最多能确定行动的合法则性,而不能确定其道德性。因此,在康德看来,榜样(实例)对于我们确定什么是具有道德性的行动是没有帮助的。相反,它们还很可能让人误入歧途。康德说: “根本不可能援引任何可靠的实例来说明那种出于纯粹的义务而行动的意向,尽管有些事情的发生可能会与义务所要求的相符合,但它是否真正出于义务而发生,从而具有某种道德价值,却始终是还可疑的。在他看来,我们绝不可能仅仅凭借经验就断言在一个具体事例中,某个符合义务的行动的准则是建立在道德的根据和义务的表象之上的。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行动,而对于行动背后的动机,对于行动所根据的准则,我们是无法洞察到的。对于别人的行动是如此,甚至对于自己行动的动机,我们也很难准确觉察。正因为行动的道德价值不在于我们看到的行动,而在于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内部的行动原则,所以,道德性根本不可能从经验性的榜样实例中得出来,正如康德所说,人们对[]德性所能提出的最糟糕的建议,莫过于想把[]德性从实例中借来了

  进一步说,由于行动的真正的道德性在于主体的主观准则与道德法则的一致,对于人来说,要使自己的行动具有道德价值,就要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按照同时能成为一条普遍法的那个准则行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意志的自律,而只有意志自律才能使自身的行动具有道德性,使人具有尊严。这是每个人运用自己本身的实践理性能力就能做到的,不假外求。因此,康德严格限制经验性榜样在德性培养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仅仅参照经验性的榜样会使人误以为道德性有一些外在的、他律的来源,而这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如果一个人不运用自己的理性,不是出于对道德律的敬重,而仅仅按照经验性榜样的引导去行动,他的行动就不会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他就不会真正学会如何有道德地行动。康德说,就显露给癖好供仿效或者告诫的样板(榜样)的力量(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而言,他人给予我们的东西,不能确立德性准则[maxim of virtue]。因为这种准则恰恰在于每个人的实践理性的主观自律,因此不是其他人的举止,而是法则必须充当我们的动机

  值得一提的是,康德虽然严格限制经验性榜样在我们确立道德性和德性培养中的作用,但他却不止一次地提到榜样可以用作鼓励,可以使道德法则所命令的东西的可行性得到说明。例如,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虽然说模仿在德性中根本无立身之处,但他又接着说,各种榜样则只是用做鼓励,即把法则所命令的东西的可行性变得毫无疑问,把实践规则更普遍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变得可以直观。再如,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说: “好的样板[example]不应当充当典范[model],而只应当充当合乎义务的东西的可行性的证明。然而,对法则的这种可行性证明本来并不是必需的; 因为,对康德来说,自由地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的能力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只要一个人意愿这样去做,就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康德仅仅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承认了榜样(实例)对法则所命令的东西的可行性说明的意义。

  总的来说,康德伦理学重视的是意志自律。他认为,只有排除了任何经验性因素的影响、完全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做出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着眼于这一点,经验性榜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甚至有害的。如果一个人不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仅仅着眼于经验性的榜样并对其进行模仿,那他就不会认识到行动的合法性和其真正的道德性的区别,就不能意识到只有他自己意志的自律才能使他具有尊严,从而他也不能使自己的行动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

  () 榜样在道德培养中的积极作用

  虽然康德对经验性榜样的作用是做严格限制的,但是他却并没有全盘否定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在下文中,笔者将阐释: 对于道德教育来说,榜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对小孩的道德教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榜样常常能够对引导他们去发现最高的道德原则,对磨炼他们的理性和判断力都是必要的。

  首先,康德并没有否认小孩具有模仿的天性,在他看来,为小孩树立好的(道德)榜样是至关重要的。康德甚至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巩固好的教诲,或者把它消除。对于道德教育来说,康德特别提醒父母和教师要为小孩树立好的榜样。他说: “德性教育的实验手段(技术手段)是以教师本人为模范实例(具有示范性的表现),以他人为告诫实例; 因为仿效对于还未受教育的人来说是接受他今后采取的准则的第一次意志规定。在年幼时,人的各方面能力还不够成熟,并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来对道德事务进行准确的判断,加之小孩的模仿能力很强,所以榜样在这个阶段对道德培养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康德特别强调,父母或教师在培养小孩过程中要进行正确的引导,不能仅仅为他们树立一些经验性的榜样,因为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认识到行动的准则。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勾勒出了道德教养和训练的最普遍的方法论准则。在他看来,为了把一个还未受到教养或者粗野化了的人首次带到道德———善的轨道上来,需要一些准备性的指导,即通过他自己的利益来引诱他,或者恐吓他说不这样做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然而,康德马上指出,一旦这种做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就必须把纯粹的道德动因带入心灵。这种纯粹的道德动因就是仅仅出于义务、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行动的动机,只有它才能让人感到自己的尊严。在康德看来,培养和建立纯正的道德意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纯正的道德意向才能使行为具有真正的道德性。康德建议青年的教育者们在他们的弟子身上培养鉴定道德性的能力,为此搜遍古今人物传记,以便手中握有所提出的那些义务的凭据,在这些凭据上他们首先可以通过对各种不同情况下的类似行动加以比较,使他们的弟子开始运用自己的评判来看出这些行动的较小或较大的道德内涵……经常去练习和称赞那种具有全部纯洁性的良好行为,另一方面则带着惋惜和轻蔑去发觉对这种纯洁性的哪怕最小的偏离……会对以后生活方式的正直不阿构成一个良好的基础。从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并没有否认我们可以通过实例(好的或者坏的榜样)来培养青年在道德问题上的判断力,这些榜样可以引导他们去发现行为只有出于纯粹道德的动机才是值得称赞的。康德认为,引导年轻人赞同(approve of)、钦佩(admire)、崇敬(venerate)体现了纯粹道德性的行为,直至使他们产生一种想要成为这样一个道德的人的强烈愿望,是有意义的,但这全都建立在道德原理的纯粹性之上。他说: “德性越是纯粹地表现出来,它对于人心就必定越是有更多的力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康德承认运用一些具体的实例或榜样可以引导青年发现道德性的最高原则,因而没有完全否认经验性榜样的作用,但他仍然给了教育者和家长许多道德教育方面的警告。例如,他说,为儿童树立一些行动作为高尚、慷慨和值得赞扬的模范,以为通过灌输某种热忱就会获得他们对这些行动的好感,这完全适得其反。因为既然儿童在遵守最普通的义务上,甚至在正确评判这种义务上还如此远远滞后,那么这就等于说要使他们及时地成为幻想家” ; 又说,所以教育者不会对他养成坏习气的学生说: 以那个好少年(规矩的、勤奋的少年)为榜样! 这只会成为学生憎恨这少年的原因,因为学生由于这少年而暴露出其弱点。好的样板[example]不应当充当典范[model],而只应当充当合乎义务的东西的可行性的证明。在康德看来,道德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准则上,而不是建立在训诫上。后者是阻碍坏习惯,前者则是塑造思维方式。准则必须从人自身产生。就道德培养来说,人们应当尝试尽早给予孩子们关于善恶的概念。康德非常重视思维方式的塑造与转化,认为榜样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培植向善的禀赋、塑造或转化思维方式。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他说: “通过援引善人们(就他们合乎法则而言)的榜样,让道德上的学习者从他们行动的真实动机出发,去判断某些准则的不纯正性,可以无与伦比地培植这种向善的禀赋,并使它逐渐地转化思维方式,以至义务纯粹为了自己本身开始在他们的心灵中获得明显的优势。这与他在《实践理性批判》关于道德培养的相关论述是一致的。

  通过以上说明,我们看到,康德虽然承认经验性榜样在道德培养中的作用,却一直是以行动准则和行为的真正道德性为导向的。他认为,真正好的道德教育应该使学习者注意到其行动的准则,并关注行动的真实动机,逐渐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什么是应当做的,因为只有这种内化于心的判断力才能让人终生受用。

  三、榜样在道德教育中应起的作用———对扎格泽博斯基榜样主义德性理论的回应

  通过前两部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和康德的自律伦理学关于榜样在道德教育中所起作用的看法的巨大差异: 榜样主义德性理论以通过钦佩的情感确立起道德榜样为起点,认为一个人即便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一个人成为好人也可以指示出好人并对好人的行为进行模仿,从而实现个人道德上的改善; 相反,康德的自律伦理学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榜样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但它强调,只有通过意志自律、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做出的行动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而单纯出于对经验性榜样的模仿而做出的行动并不具有道德性。康德并不否认我们可以运用古今人物传记来引导青年赞同、钦佩并崇敬古今人物,体现了纯粹道德性的行为,但是其落脚点在于培养青年鉴定道德性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具体的人物榜样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而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却以确定道德榜样为起点,在其起点完全不考虑道德行为的本质,甚至不要求模仿者知道是什么使一个好人成为好人、是什么使一个正确的行动成为正确的,这种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 它不能使道德主体认识到道德的深层意义与行为者动机。如果说榜样主义德性理论有助于人们道德上的改善,它仅仅是就外在的行动而言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注重的仅仅是榜样们做了什么,一开始并不注重榜样行为的动机和个人品质,而这将使得对榜样的模仿完全成为机械的,失去了所谓道德改善的意义。

  在这种意义上说,虽然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似乎抓住了我们的直觉,并与我们日常的道德实践紧密联系,但是,其理论起点是颇受质疑的。一个理想的道德理论应该首先揭示道德概念的本质,并且仅仅只有在这项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以后才可能促进个人的道德改善。现在,让我们回到榜样在道德教育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话题。在笔者看来,在具体的道德教育实践中,榜样的作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扎格泽博斯基所指出的,确立榜样并对之进行模仿这种方式深深地嵌入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而且这种方式对小孩的道德教育特别有效。在我国,榜样教育是很常见的。从孔融、雷锋到如今每年评选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道德榜样通过各种方式被宣传和褒扬,从小就被刻入了我们的心中。通过榜样来激发和促使我们在道德上向善的做法在许多时候都行之有效,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能在一开始就抓住我们的直觉的原因。但是,康德却在确立榜样方面给了我们许多警示。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康德虽然承认经验性榜样在道德培养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榜样的运用应该一直以行动的真正道德性为导向。真正好的道德教育应该使学习者注意到行动的准则,关注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使其意识到:只有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意志自律才能使自己具有尊严、使自己的行动具有道德性; 而仅仅模仿经验性榜样的行动对真正的道德上的改善是没有作用的。结合这两方面,我们可以把榜样在道德教育中应起的作用简要概括如下: 榜样可以用作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好的道德榜样可以激发人们去做有道德的事的意愿;但是,这种引导不能仅仅是机械的(例如,直接指称好的榜样并对其进行模仿),而必须引入原则。榜样应该引导人们认识到有德性的人之所以是有德性的、具有道德性的行动之所以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是由于其行动的动机,是由于行为者的主观准则与客观准则的一致。只有这样,榜样才有可能真正促进人们道德上的改善。

  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仅仅注重榜样的作用,而没有对应该如何运用榜样来引导人们向善做出任何解释。这是由其理论的起点决定的。她没有预设任何概念性的理论前提,而其他重要的道德概念都是建立在道德榜样的基础之上的。这正是我们难以接受这一理论的原因所在。未经反思的、仅仅出于钦佩的情感直接指称好的榜样,并对这样的榜样进行模仿,并不能真正地促进人们道德上的改善。只有有意识地、出于自己理性的活动才能促进道德改善。正如康德所说,人们必须注意,让幼童行事好乃是出自准则,而不是出自习惯,他不仅做好事,而是因为好才那样做。因为行动的全部道德价值就在于善的准则。从这一意义上说,康德伦理学较之榜样主义德性理论更有优势。

  四、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讨论了扎格泽博斯基的榜样主义德性理论和康德伦理学中的榜样概念,并由此探讨了榜样在道德教育中应起的作用。笔者的结论是: 道德榜样在道德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榜样主义德性理论走得太远了,因为真正的道德教育应该引导人们发现好人之为好人、善行之为善行的原因,这是道德理论在一开始就要确立的。由于这个原因,榜样主义德性理论的起点(通过钦佩直接指称好的榜样)是难以得到辩护的。相反,我们看到,康德伦理学关于榜样的讨论更加符合真正道德教育的目的。与通常的误解相反,康德并不否认经验性的榜样在道德培养中的作用,但是他明确指出,榜样的运用应该引导人们发现行动准则、行为的道德性在于行为的主观准则与客观法则的一致。只有这样,榜样才能真正促进人们道德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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