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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东渐的命运解析

作者:2015-08-26 16:25文章来源:未知

  中国近代,逻辑学东渐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很好的发展。这说明逻辑学并没有真正扎根于中国文化。任一文化领域的发展不仅受经济状况的制约,而且受其它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的影响。换言之,每一学科的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文化环境,环境适宜该学科才能生长起来。具体到逻辑学而言,当前国内逻辑学发展状况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那么,逻辑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呢?我们对于逻辑学东渐命运的文化原因探析也许能为此提供一点启示。同时此种探讨本质上是想从逻辑学角度对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之命运作一透视,此种透视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对于中国文化的再生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逻辑学的社会处境和发展状况

  在逻辑学输入初期,人们把逻辑学作为变革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工具,这对逻辑学的东渐起着积极作用。如果一直把其作为变革中国文化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科学来引入和研究,这就会削弱了逻辑学的社会地位。中国近代时期就是如此,当时,除了少数学者把逻辑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引入和研究外,更多学者都把逻辑学看作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工具而已,其结果就不会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一旦人们不把其作为工具时,就会放弃它。20年代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的科学派对逻辑学的不同看法就是很好的说明。科学派宣扬的是科学万能论,他们认为科学的万能就是科学方法的万能。

  有人认为逻辑学就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在这些人观念里就会承认逻辑学的科学价值;而还有人认为科学的方法主要是“因果律”或试验的方法,而不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就会使他们放弃对逻辑学的宣传。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也是这样,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逻辑学作为阻碍中国革命发展的、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的形而上学来批判。同时,即使把逻辑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逻辑学的社会重视程度也不够。诚如王特夫所说:“近年我国学术界虽然知道这科学问的重要,同时教育部亦把论理学一科定为师范、高中乃至大学文科的必修课程,但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和物质科学底思想不发达,所以逻辑学一科仍未被一般人所重视”①。当时政府难以投入资金来加强逻辑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作为逻辑学的上层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会”的成立和发展也主要地是靠科学社社员的努力。就逻辑学的学术团体建设而言,至1979年前,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逻辑学会,仅仅有个别地区或少数学校分别成立了研究会,例如贵州论理学会,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成立的逻辑学研究会。同时至今我国也没有专门的逻辑学学术刊物。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学学术组织,逻辑学的输入也显混乱。

  与逻辑学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国哲学学会也只是在1935年成立,直到1941年中国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才成立,也只是在这以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②。如果逻辑学依赖于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组织编译,那也是1941的事情。由此看来,逻辑学在中国近代社会境况和地位不佳。1840年至1949年逻辑学的传播取得一定成绩。表现在西方的一些逻辑学著作译成中文;国内学者编著了逻辑学教材和著作,发表了许多逻辑学论文;同时一些大、中学校和师范学校开设了逻辑学课;并将逻辑学理论运用于其他领域中。但是,逻辑学的传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西方逻辑学著作的译介缺乏统一的组织与规划,具有随意性,有些译著的译文水平不够。逻辑学教材混乱,有许多教材内容重复。牟宗三针对这种状况批评说:“我为什么关于逻辑就说这么多时间?这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对逻辑没有彻底明白的缘故。一切逻辑教科书都是展转相抄千篇一律。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乐意动笔墨精神。一切错误的说话一点不知道改造”③。谢幼伟对当时的逻辑学教材内容极为不满,他说:“我国自严幼陵氏介绍西洋逻辑以来,数十年间,国人自撰之逻辑教本殊乏佳构。

  非自西洋翻译,即自东洋抄袭”④。同时传播数理逻辑的内容大多数是罗素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类演算等基础知识。当时西方数理逻辑许多成果并没有被介绍过来。从中国近代时期一些学者的逻辑学著作和论文看,也有不少学者对传统逻辑有一定的研究。逻辑学家金岳霖对传统逻辑的研究有突破,并研究了逻辑哲学问题。但是,从总体研究水平看,中国近代学者研究传统逻辑水平不高。绝大多数教材、著作和论文都是介绍传统逻辑内容的。许多著作往往是以西方某种逻辑学著作为模本,用中文重新表达而已。就逻辑学理论研究而言,也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综合逻辑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关于传统逻辑某些内容的研究也有许多缺陷或者错误。例如:有人认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等。“名词底内含与外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相等的,较小外延的事物之内含,是从较大外延的事物之内含中分出来的,绝不是较大外延的事物之内含中设有较小外延的事物之内涵”⑤。这是不明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反变规律的一种表现。当时对同一律的表述,存在三个问题。

  一些著作把同一律理解为概念所反映事物属性的同一,这种同一又可分为绝对的同一和相对的同一两种;有的著作认为同一律是反映事物变化中的不变性;有的著作认为同一律是一切肯定命题的基础。对矛盾律的主要误解是把矛盾律理解为一切否定判断的基础。对排中律的错误理解包括混淆了排中律与矛盾律的界限;把排中律分为选言律与不容间律两种;把排中律理解为选言命题的基础;把排中律表达为否定中间状况和不明确表态的规律⑥。30年代对逻辑学的批判是完全误解逻辑学,冯契对30年代参加论战的学者的逻辑学理论水平评价为:“从总体上看,参加论战者的逻辑理论水平不高。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思想解放和科学方法的关系等),都还缺乏真正的深入研究。

  就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即未能阐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也未能划清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并且有对形式逻辑有否定过多的倾向”⑦。综合逻辑论者把辩证法、试验逻辑、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都当成逻辑学。例如,林仲达对逻辑学定义为:逻辑是研究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指示人生正轨之思维活动规律底方法学的科学。”他把当时逻辑学界根据不同的观点分为许多派别。“最著名的有实验方法论派(包括试验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型式论派(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与数理逻辑)及唯物辩证法派”。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为用”⑧。这种把逻辑学与实用主义、辩证法相混淆的现象是对逻辑学研究不深入的结果。中国近代时期,数理逻辑的成果是以著作和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国内学者的研究较新且有贡献者颇不乏其人,如俞大雄、金岳霖、万卓恒、沈有乾、沈有鼎、汪奠基、张荫麟、王宪钧,胡世华等。中国近代传播的数理逻辑理论主要是介绍罗素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类演算等有关数理逻辑基础知识的内容。例如沈有乾的《现代逻辑》(上海新闻书局1933年)、汪奠清的《现代逻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牟宗三的《逻辑典范》(商务印书馆1940年),以及金岳霖的《逻辑》等。这些作者侧重介绍罗素《数学原理》中的基础知识。有些论文也是如此,朱言钧的《数理逻辑纲要》(武汉大学《理科季刊》1934年第5卷第2期)、《数理逻辑导论》(《数学杂志》1936年第1卷第1期)等,论文分别介绍了论断逻辑和命题演算及谓词演算。真正对数理逻辑研究有突出贡献者不多,象汤藻真论文《代数公设和路易士严格蕴涵演算的一个几何解释》能够证明路易士演算中的每一个可证公式都对应于拓扑学中的一个恒等式,以及胡世华建立的A系统理论,这在当时真是凤毛麟角。当时真正懂数理逻辑的人不多,更谈不上对数理逻辑的创造性研究。总体上看,逻辑学在中国近现代时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很好的发展。

  二、逻辑学东渐命运的文化原因

  形成此种命运的文化原因有二。其一是受思维方式的阻碍。中国近代时期形成的“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思维方式不适于逻辑学的发展。逻辑学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是缺少了中西融通式思维方式。其二,中国近代文化学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了对逻辑学的选择和认识。首先,从思维方式看,中西融通式思维方式没能产生是形成逻辑学东渐命运的重要文化原因。逻辑学体现出科学思维方式的抽象性、分析性、求真性等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直觉体悟思维,直觉体悟思维不同于科学思维就在于其特征的差异。直觉体悟思维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经验性、朴素辩证性、求实用性等。整体性并非是指它已上升到理性的整体性水平,而实际是一种感性整体性;经验性是依靠直观经验对事物表象的认识;朴素辩证性是一种直观笼统地看待事物的对立面及其转化的观念;求实用性是指中国人总是从实际实用出发,他们的眼界也只限于实际实用的范围,他们并不追求实用之外、之上或背后的东西,这一思维特征是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比较发达而科学却不昌盛的根本原因。

  整体性、经验性、朴素辩证性、求实用性不同于科学思维的抽象性、分析性、求真性等。因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不出逻辑学。体现中国传统思维特征的名学是关于“名”的学问,辩学是关于谈说论辩的学问,它们不同于逻辑学。既然逻辑学是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产物,而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又无法生长出逻辑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发展逻辑学就必须完全否定传统思维、实行全盘西化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是一个连续的确定过程,人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的。

  另一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在此种思维主导下的西方文化在近现代社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的“单面化”,人之个性的丧失,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枯竭,战争、吸毒、自杀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猖獗如此等等。在这种既不能抛弃历史、全盘西化,又需要抽象思维的情况下,要发展逻辑学,就只能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将它们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既保留传统的人文精神又吸纳西方理性精神的“中西融通式思维”。如此才能为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现实的思维基础。

  而逻辑学之所以在近代中国没有发展起来恰恰是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思维基础。尽管中国近代思维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它批判了传统思维的某些特征,引入了科学思维,并尝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但是,中国近代出现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思维方式都不是中西融通思维。“全盘西化”思维方式只仅仅抓住了文化发展间断性,而没有看到对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全盘西化方式,走向虚无主义。中体西用思维仅仅抓住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走向保守主义。这两者各执一端,均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苏联式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全盘西化”思维。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形成适于逻辑学发展的中西融通式思维方式有其现实原因。

  中国近代思维方式之所以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出于民族的危机,根本上是由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中国近代生存方式表现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中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社会的“不成熟”,决定着在中国近代根本不可能产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西融通式的思维,决定着逻辑学根本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其次,从中国近代文化论争看,论争双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对逻辑学的发展都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中国近代时期一些学者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发生了“体”“用”之辩、“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30年代形式逻辑论战等数次论争。这些文化论争的原因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社会需要的影响,许多学者从功利性角度看待西方文化。即,中国近代文化论争始终没有离开服务于社会需要这一目的。所以,在选择文化时,直接与救亡有关的文化往往易于接受,而远离社会政治需要的文化如逻辑学不会被人们十分重视。

  当时众多有识之士讨论的是“中国走向何处?中国文化走向何处,中国到底应如何办?⑨的问题。寻求西学也是为此目的。罗素来华讲演,当时关心数理逻辑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向罗素请教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种状况就会影响了人们对逻辑学的认识。从文化论争双方看,不同学者的文化价值观念影响了他们对逻辑学的态度。东方文化派(如国粹派、折衷调和派、玄学派、新儒家等)站在中国文化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引入西学、逻辑学作为研究国学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学问来引入。西方文化派站在西方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文化的关系,他们在宣扬科学的同时,也宣扬逻辑学,只是把逻辑学作为宣传西学、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的工具而已,忽视了逻辑学的自身建设。它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 10东方文化派视逻辑学为治国学的工具,西方文化派把逻辑学当成宣传科学的工具,二者都没有把逻辑学当成学问,当成体现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科学来引入、研究。这样必然不利于逻辑学的传播,影响了人们对逻辑学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出现一些学者对逻辑学的困惑与误读现象。

  王国维因为包括逻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可信”而“不能爱”,最终放弃对逻辑学研究;张东荪的多元逻辑观、胡适的逻辑学都是对逻辑学错误理解的表现。针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忽视逻辑学的现象,我们认为逻辑学要想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必须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三、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为完成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任务,它要求建立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新文化,也就是形成一个中西融通式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这种新文化包含着理性精神,有理性必有逻辑学,这就为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文化环境,并要求人们认识逻辑学对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由于逻辑学将助益于培养人们理性的分析问题、思维问题的能力,因而将助益于人们养成科学地认识世界的习惯和自觉地把逻辑学当做思维的规范等。而在当今文化建设中人们没有认识到逻辑学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出现忽视逻辑学现象,所以,只有培养人们对于逻辑学价值的正确认识,才能使得人们接纳逻辑学,才能为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提供可能。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需要学术界、文化界和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参考程仲棠先生的观点)。对逻辑学界而言,为完成这个任务不仅需要逻辑学者研究水平达到世界水平,更重要地是需要一部分逻辑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实现逻辑学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关键。

  只有认真地研究逻辑学理论,把握世界逻辑学发展状况,研究逻辑理论最前沿的问题,与世界逻辑学者平等对话,相互交流,才能提高我国逻辑学者的研究水平。尽管为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但是又必须做到,否则,我们拿什么逻辑理论与中国文化相碰撞,又用什么逻辑理论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同时,逻辑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仅研究与逻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问题,而且还要研究逻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研究逻辑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关系密切的问题。只有研究逻辑学与中国人文学科关系,实现二者的结合,进而研究逻辑学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如何变为中国新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核。因此,逻辑学要服务于中国文化建设,“就不能忽视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只会使逻辑更陷孤立,成为思想界无人问津的纯学术” 11。就其他学界而言,则希望众多学者有意识地把逻辑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本学科研究。中国现代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做这种尝试,王国维、胡适、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学者因用逻辑学等科学方法来研究本学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逻辑学方法的运用,成了现代学术著作有别于古代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

  因此,如果其他学者自觉地运用逻辑学来研究本学科,则该学科的研究必有新的成绩出现,并扩大了逻辑学的影响。就社会政府而言,期望社会政府给以行政上的支持,投入一定资金以加强逻辑学建设和支持逻辑学研究;并宣扬逻辑学的价值,提高逻辑学的社会地位,呼吁社会重视逻辑学。斯壮对中国数学的现实困境感慨说:“天文、数学纯理论性基础研究,因为要两百年后才能得到效益而受到冷落” 12。逻辑学在当今社会受冷落的程度又远远大于数学。高校文科取消或压缩逻辑学课时,没有一本全国性的逻辑学术刊物等现状需要政府的支持来改变。总之,逻辑学与中国文化融合之时也是中国新文化形成之时,我们深信,逻辑学必将会在21世纪的中国得到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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