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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言哲学的观点论维特根斯坦对实在论的拒斥

作者:2016-07-11 16:24文章来源:未知

  近代哲学史上先后出现过意义重大的两次转向,第一次转向的代表人物是康德,转向的主要内容是从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另一次转向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维特根斯坦,他把哲学研究从认识论问题,转向了语言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哲学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进行哲学治疗就是对语言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哲学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于人们对语言的误用而造成的。因此,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对语言意义的进一步澄清。维特根斯坦前期及后期的主要论著一一《逻辑哲学论》及《哲学研究》,在学界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阐述了与早期大异其趣的思想,学者们将其观点分为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不论是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还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都倾向于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但是在早期研究中,他专注于研究形式化或人工化语言,而在后期他则倾向于研究日常语言。正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所阐述的观点,被认为开创了旧常语言学派之先河。如石里克(M. Schlick)认为,维特根斯坦是推动语言学转向的开创者,达米特( M. Dummett)也认为,语言学转向始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是说,人们从可以认识什么的认识论问题向可以言说什么的语言学问题转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转向,既推进了问题意识的更替,也使得对于问题的哲学思考进一步深入。一维特根斯坦式的哥白尼革命

  在前期论述中,维特根斯坦主张人们用日常语言来表征思维,就等同于用语言符号来描述事实的逻辑图景。命题是通过逻辑图景来映射事实或事态的逻辑结构。因此,以图像论为媒介物,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和世界之间建构了一种联结。但正是因为对语形和语义进行逻辑分析会造成巨大的理论难题,才促使了维特根斯坦从早期图像论(逻辑原子论)向后期语言哲学的转向。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本身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它具有某种单一的深层逻辑,这种逻辑可以通过对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联结进行结构分析,从而对语言和世界的图像映示关系做出描述和说明。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地否认了早期的这一观点。他认为语言逻辑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语言不只具有单一的特质,而且是由各种逻辑实践组成的一种广大的集合。意义并不存在于字词与事实之间的指示关系,也不存在于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图像映示关系;而是说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在于,在实践中它构成了语言的多种多样的用法。进一步说,语言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实在,也不是某种可以完整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同时,不是能够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而可以对其进行独立研究的事物,因为语言活动交织在人类的全部活动和行为之中,因此,语言的不同用法是通过我们的实际事务、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才获得其具体内容和意义的。总而言之,语言是一种涵盖一切生活形式的某个组成部分。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抛弃了早期原子论的观点,他认为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误用语言所导致的,因此,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以图像论为媒介,然后在语言和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对应关系,而是说应该转向对我们生活中的日常语言进行句法分析与研究,通过分析语词和句子在不同语境中的用法,从而来确定语句的最终意义。既然语句和命题的意义无法完全用图像论来证实,那似乎我们就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来证实语句或命题的意义,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考察在日常语言的使用语境中,命题所具有的不同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主张词语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正是这一观点最终促成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因此,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写道:一个词的用法就是由诸规则所定义的东西,正如象棋王的用法是由诸规则所定义的一样。而且,正如象棋王的形状和材料无关乎其用法一样,一个词的形状和声音也与其用法无关。我要说的是:一个词语的意义便是其在语法中的位置。因此,我似乎可以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便是意义本身所要阐明或要解释的事物。……因此,对意义解释进行解释就是一个词的用法。一个语词的意义便是在语言中的用法。因此,正是语法描述了语言中语词的用法。

  当然,就语词的意义与使用规则之间的关系来说,弗雷格(F. L. G. Frege)与维特根斯坦正好持相反的态度。弗雷格认为语词和句子的意义决定了其用法,但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因为语词和句子的意义根本不可能独立于使用的情境或独立于外在语境。一个语词和句子究竟有没有意义,这需要看语词和句子在语境中的使用情况,如果某个语词或句子处在使用语境中,那么我们便说这个语词或句子是有意义的,否则便是无意义的。为了使语词和句子能真正表达某种思想,那么这些词必须属于一种语言,属于一个语境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式革命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为何要称之为哥白尼式革命呢?这是因为在论述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与康德的观点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所谓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是说:一般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在于,认识的内容要符合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说,认识要视对象而定,而康德的主张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是认知的内容要符合对象,而是说认知的对象要符合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先天认识形式,既要符合我们内感官的时间,也要符合我们外感官的空间,等等,认知活动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能力。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也提出了一种在表述上有区别但又很类似于康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是在语言之中进行的。换言之,语言中的不同语法规定了事物的意指,语言中的语法来源于不同的语言游戏,而这又离不开人们日常的生活形式,因而语言游戏不仅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甚至可以把语言游戏看成是人们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此,世界的事态就是生活形式之网。换言之,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一些观念和思维形式就可以确定我们所拥有的经验。这一观点正是实在论者和经验论者所共同主张的,他们寻求把思维形式和对观念的理解作为拥有经验的最终理由。所谓的现象实在(phenomenal reality)并非导源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而是通过各种的思维形式和对观念的理解来建构我们的经验。但是现象实在本身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就如同我们说精神和物质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一般。

  在铂罗辑哲学论中,也有类似于这种二元的区分,如维特根斯坦对于形式逻辑概念之间所进行的区分。维特根斯坦有时把形式逻辑概念称之为日常观念,因为日常观念的形成要依赖于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等的理性思维。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哥白尼式的语言学转向来试图消除实在论对其思想影响之余毒,这种实在论思想在他前期观点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在前期中,他对自然语言的考察和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是独立于人们的生活进行的,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单独由形式化的逻辑来考量。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类似于柏拉图式的实在论观点,正是由于这种柏拉图式实在论的影响,最终导致维特根斯坦转向了对语言的研究。因此,维特根斯坦深入到语言基底之中,通过把人们的日常行为与语言进行关联,清除掉了人们语言中的理想成分,并把语言拉回到人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考察。这一观点在哲学中不仅影响深远,而且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玫瑰花是红的中的,其意义并不等同于二加二是四中的,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仅仅意味着不同的规则对这里的两个都有效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主张,这里其实只有一个词,即一个。但是,如果我们只关注于语言中的句法成分或只关注语言中的句法规则的话,那么似乎这些规则确实允许在上述两种不同的语境中来使用这一词。但是这个词在上述句子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在后一句中的可以用等号来替换,但是在前一句中这种替代是不允许的。现在,想象我正在房间里,并希望张三会带一些钱给我。现在把这种假想的状态抽离出来,并断开相关语境,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试想你在这一分钟里会说些什么话呢?被抽离的话语己经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在另一个情境中,那里没有我们所认可的这种货币制度。正如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说出某句话是很自然的,但当把语境抽离掉,孤立地说出某一句话可能就不那么自然了。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我们在日常交流中每说出一句话时,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油然而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要猜测的事物首先就是某种语境。正如张三自己对自己说:这里的两个人,其实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等等。我认为李四正在忍受一种巨大的痛苦。’—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那个所谓的李四不是一个机器人呢?因此,在此语境中,我只是不想使用认为这个词。

  同一种符号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每种意义的确定要取决于使用的语境。比如,张三的志向(ambition)是成为一名好老师李四的政治野心勃勃(ambition) " ,“当王五获得博士学位时他的抱负(ambition)实现了,等等,"ambition”这一个词在句子中可能出现的意义要取决于语境敏感方面。因此,某种语法规则只对特定语境中的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有效。语法规则所表达的内容是由语言中的游戏规则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游戏规则的特定形式来确定的。如果一条规则是由某个特定句子来陈述的话,那么对规则的使用是由在我们交往互动中句子的作用来决定的。因此,一条规则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规则原因来源于实践,也就是说,语言本身的内在特质并不决定人们如何来描述和使用语法规则,语法规则的形式离不开在实践中形成的对语言指导、辩护和解释,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把维特根斯坦的这种语言学转向陈述如下:(1)人们在进行某种语言游戏,如果其过程需要有某种规则来指导的话,那么语法规则本身不能够确定语境中的语言游戏的用法,当然,在进行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修改语言游戏的规则。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语言游戏的用法彼此之间互不干扰,因为语法规则不能确定其他游戏玩法;(2)在建构语言游戏的用法过程中,离不开对语境中的语句或命题意义进行诊释,也就是说,语句或命题的意义在于不同语境中的用法。因此,不论是物理世界的自然律,还是形式化中的逻辑律,它们自身都不能规定语句或命题的意义,因为语言独立于物理实在,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也不能决定语句或命题的真或假,因为自然规律只是人们一种假说或假想,这种假说或假想是由我们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传统、习俗等等,来赋予其以重要的意义;(3)在语言游戏中,即使我们不知道有某种确定的语法规则,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把语言游戏进行下去,因为在语言游戏中,语法规则并不神秘,在游戏的进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完全解构或建构某种新的游戏规则。

  因此,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哥白尼革命表明,人们的日常语言游戏与对经验感知无关,因为语言离不开我们的生活形式,它就是我们生活形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正是在批判了某种哲学实在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语言游戏说,那究竟何谓哲学实在论?

  二哲学实在论立场

  实在论(realism)与这样一种哲学观点紧密相关,即我们这个物理世界是否是客观的。实在论认为,物理事实独立于经验的存在,即使没有任何人感知它,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世界都将自存着。因此,实在论立场是说,一般事物是通过对语句进行描述而确定其最终意义的。但对某些事物意义的通用性判据是独立存在于语言之外。也就是说,语词和句子的意义不能依靠最终判据来确定。一些哲学家认为这是由于语词和句子在功能上的循环属性所导致的。因此,实在论者主张在否认最终判据的各种理论形式中,人们诉求于社会传统、习俗来阐明语句的最终意义。

  如戴维森(D. Davidson)就主张用语词和句子的真来说明意义,他采用塔尔斯基(A. Tarski )的符合论,即用形式化的符号来描述这一概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古典的二值逻辑也是会失效的。因此,达米特声称,这种实在论的假设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己经事先预设了世界上一定会存在有某种东西,它会让某个语句或命题的值为真或为假。达米特据此认为,因为命题的真或假是与我们的认知能力相关的,而仅凭某些语词和句子本身无法断定语句的真和假。为此,达米特特别对两种句子进行了细致地区分,例如我们可以区分为可确定真假的决定句子和不可确定其真假的非决定句子。所谓决定句子是指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确定语句或命题的真或假。当然,这一主张主要涉及的是支持古典二值逻辑的逻辑学家们,他们在传统的范式下拒斥了非决定句子”;同样,那些普遍接受三值逻辑原则的人则主张非决定句子是存在的。因此,按照达米特的观点,如果一个命题pt时为真,当且仅当,认知主体S有充足的理由来相信或接受。当然,德里达(( J Derrida)在这一点并不认同达米特的观点,他认为意义的产生不能来自非语言实体,因为语句或命题的意义不能从其所表征的对象中获得,某种符号也只有在某种情境中才会有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的命名情况。威斯顿( J. Wisdon)曾经指出,语句和命题的意义及其指称来源于人们对于语句和命题的一致性用法。当然,这种一致性用法也包括了对事物的命名,例如给某个人命名为张三,以及可以使用各种指代词,等等。因此,实在论者认为:人们在对语句和命题的重复性使用中产生了规律性,那么同样,人们在对语句和命题的重复性使用中也就使语句和命题的意义具有了一致性。如果某一语言的共同体成员同意张三使用了该共同体的特定语言的话,那么这里必须具有独立于语言及其使用者的一致性。语言的用法最终是要由语法规则来指导的,因此,某种语言的言说者彼此之间要进行交流的话,那么双方的交流必须是在语法规则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因为这种交流活动必须具有语言使用上的一致性,否则的话,在交流活动中对于语言的使用将完全是随机的、天马行空式的,双方在对话中完全没有任何语法规则来指导。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观点中所表述的反实在论观点。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奥古斯丁的意义观进行了质疑,奥古斯丁的意义观有点类似于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传统上,语词和句子是与现实相关的,我们通过观察言说者的行为来学习一门语言,并在语言和行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我们学习一门语言只意味着学习了一种话语子集;而所学习的语言其功能又取决于语词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中,当我们描述和使用一种表达时,不需要语词和事物之间有因果关联。但考量一个人是否理解这个语词的关键所在是,人们知道如何使用以及何时使用一个术语

  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本质上语言是对象引导的(object - directed)。因此,在后天的语言学习中,我们获得了语言所指称的物理对象。但是语言所指称的什么样的对象才是真实的及什么样的对象不是真实的呢?例如当我说玫瑰花桌上的电脑' ,“电子夸克麒麟三头六臂的鬼怪时,在这些语词中究竟何为真,何为假呢?我们是在不同的语境及生活情境中进行区分的,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由语言游戏构成的世界形式之中,这表明,我们的语言是有指称的,语言的指称对象针对的是某种实在。因此,在人们日常的交往中,首先要假定语言的实在性,这似乎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语言是能够指称不存在的事物的,例如独角金山等。同样,在我们感官中所呈现的知觉对象也不一定是真实的,例如你看到杯子中的筷子是弯的,拿出来时却是直的(光的折射试验),而这种情况又关涉到我们语言的使用。除非我们能预设所感知的对象是独立于我们的语言的,但这是否可能呢?

  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似乎可以指称概念的对象。如果说,语言是指称概念对象的话,那么不知在物理对象和语言概念的对象之间有何区别,因此,在语言概念对象和物理对象之间似乎就可以画等号了。这显然是相当让人难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说道:“‘如果语法规则可以告诉我们不同的对象会是什么样的。例如,它告诉我们,所谓的物理对象是物理世界的一种连续且独立的存在。这种独立的存在,不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任何的研究而能发现它,如当建筑工人试着测试房屋的强度结构或试图要找出某些建筑材料是否防水时,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测试的对象或材料来验证其相关属性。因此,对于此类相关研究,我们必须要假定其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例如发生在建造房屋的语境中。因此,我们最终通过对语法规则或形式化概念来解释世界,通过语言来获得某种实在维度。这就是那种语言的理想主义的形式吗?”

  此外,实在论还认为,数学证明、数学真理及逻辑必然性都是客观的。逻辑真理关注的是共相问题,它抽象出关于实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结进行研究,当然,也正是这些不变的形式符号和抽象实体(共相)让逻辑真理在时空上具有了必然性和永恒J险。如果否认这一论点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接受某种自然主义形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逻辑的只是来自于人们某种预设的心理习惯。当体漠试图来辩明因果关系时,他在《人类理解研究》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心理习惯惯性。因为任何一种动作在屡次重复之后,如果产生了一种偏向,使我们不借理解的任何推论或过程就很容易来再度重复同样动作,而我们总说那种偏向就是习惯。实际上,体漠一方面受实在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体漠也被经验论的观点所困扰。尤其是实在论主张,所谓的因果关系无非就是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某种不可见的联结关系,犹如高速运行的列车中,一个轮子会传导另外的轮子跟着转动。从实在论来看,事物之间好像是有某种联结关系,但从经验论来看,这种联结仅仅意味着从未被联结。从而,体漠得出结论认为,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一种无形的联结,而只是两件事情的恒常结合外加习惯的影响。

  三维特根斯坦对实在论的拒斥

  从实在论观点来看,逻辑必然、数学真理、证明的客观性及各种推理形式都是客观地、并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人们建构的产物呢?又如当我们想知道是否为时,我们会用哪些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评估和检测呢?我们又如何来说明这些检测的方法是正确无疑的呢?或者说,当我们进行思考和质疑时,这不就是我们所谈论的一种语法及思维过程吗?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相关著作中,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我们有一个颜色系统,正如我们有一个数字系统那样,这两个系统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还是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中?人们应该怎样说?—反正不是在数学或颜色的本性中。”“是否在这个系统中有某种随意的东西?有还是没有?它既和随意的东西类似,也和不随意的东西类似。人们可以用一些肯定的表达来表述物理对象,从而来确定环境中的对象是为真还是为假。让人比较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事物让命题具有了真假值呢?似乎可以考虑的答案是说:通过物理决定论,即由过去的物理事件来决定现在的物理事件为真还是为假。这种物理性的事实使得一个命题具有真假值,或者说这个事实是处于某种语法规则或处于某种语言游戏之中。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将命题从其语法中剥离开来。但我们可以把语法形式用在命题之中。

  维特根斯坦在对命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得出语句或命题的意义要依赖于语法规则,我们可以通过语法规则来断定命题内容之真假,但只有在语言游戏之中才会出现各种规则。因此,人们首先要做的是通过精准地模仿他人的行为与众人进行沟通,从而最终参与到某个语言游戏之中。语言游戏的过程要涉及多方互动,最终在互动的过程才参与到生活形式之中。例如当张三看到树上有颗红苹果时,他会想伸手去摘,当李四把张三摘下的苹果藏起来时,张三会四处寻找,等等,这就是一个日常行为互动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某些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身上发现与人类相似的行为模式。因此,语言延伸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正是通过语言,人们学习了各种行为,最终各种行为又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语言概念。当然,就与动物世界进行比较而言,人类世界要复杂得多。因此,即使大猩猩能够参与到人类的某种生活形式之中,但它获得的也只是人类的部分生活形式。从某一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有了语言,人类世界才成其为人类世界。

  人们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是要受相关语法规则支配的,因此,在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遵守某种语言游戏规则的规定。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认为烹调或清洗的规则是任意的呢,而要把语言的语法规则称为是任意的呢?这是因为烹调和清洗过程要受到其目的所限,但对话却不然,天南海北的事物都可以进行沟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们语言的用法完全是自发性的,但烹调和清洗过程却并非如此。

  如果张三在烹调时不遵照正确烹调规则的话,那么他做出来的饭菜肯定就不好吃,正如在下象棋时,如果李四把象棋中的拿着倒着走的话,那么李四就是在玩另一种游戏;再者,如果在对话中,王五不按语法规则来进行的话,虽然他可能没有说错什么,但是我们却不知他所云,或者说,他只是在说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无意义的话。如果我们把语言中语法规则与烹调或清洁过程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进行烹调时,之前的烹调规则为我们的实践提供了相关指导,在之前实践规则的指导下,我们能够实现某种目的。因此,我们对烹调规则的使用绝非是随意的,因为在烹调的过程中,规则随时会指引我们达到所设想的目的。同样,设想在语法规则指导下,人们在对话中会有不同的所指,例如,当人们彼此谈论过去事情的时候,通常会流露出一种缅怀过去或流露一种虚度年华的悔恨之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完全不同于人们在谈论物理对象,如彼此谈论天气时的情景。当人们在谈论物理对象时,并不会刻意地去使用各种规则,尽管物理实在或物理对象是受规则制约如果把语法规则当成一种语言目标来看待的话,那么似乎语法规则是随意的。如果说我们的语言中没有这种语法,那么就不能用这些语言来表达某些事实

  在《字条集》中,维特根斯坦讨论了关于色彩的语言例子:“在黄色与红色之间还有别的颜色吗?你为什么会认为两种颜色之间没有其他颜色呢?换言之,你如何能证明自己的断言是合理的呢?当你试图用这里只有四种颜色的句子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时,这指出了如何通过建构某种模式来证实一个句子。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法规则属于语言,而语言是具有自发性的,但语言的自发性并不意味着语法规则就一定是随意的,也不是说规则没有任何坚固的基础。就如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许多的日常活动是通过规则来指导对生活形式的特定应用。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这种方式表明了数学并不是一种任意的计算游戏,而且数学规则与棋类规则也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人们可以随意地约定棋类规则,但在计算过程中,人们不能任意地约定计算规则。

  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只要我们受过某种专门的训练,我们就会自发地做出某种反应。例如,人们学习过英语、德语或法语之后,就很容易辨认某些英语、德语或法语的语词或句子。因此,当我们开始学习各种颜色时,颜色不是实在论者所主张的某种实在,但因此,我们就放弃让色彩的语词进入到我们的日常语言游戏之中,那么这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形式。

  同样,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怀疑论者怀疑我是否有手的情况中,怀疑本身只有在一种语言游戏的语境下才是可理解的。如果要让关于我是否有手的怀疑清晰易懂,我们就必须理解所谈论的与我手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对于我是否有手的理解是以语言游戏为基础的,撇开语言游戏来单独谈论这类怀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怀疑论威胁着所有语词及其意义应该记得,一种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这是一种实践或者一组实践,需要具备关于字词用法规则的共识。作为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是早己给予的事实。维特根斯坦指出,比如说一个小孩正在学习历史,他就必须先接受语言游戏,然后才能提问某件事情是否真实或者是否存在;如果语言游戏是不可能的,那么怀疑本身也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实际上,自然界限的形成是累积式的,这与我们的生活形式密切相关。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在社会的个体或整体的方向上进行扩展;而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的生活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语言的意义本质上也根源于生活和文化的使用语境,语言游戏终究离不开生活形式。

  四意义在于使用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解释道:“我怎样做才能总是正确的呢,或者说,总是能正确地有意义地使用一个语词;那需要我们不断地查看语法吗?虽然我知道我能使用它们,我用话语意指某些事。换种说法,当我们对某个词语或句子进行解释时,就意味着我们也理解了词语或句子背后所指称的某种抽象实体,从而保证我们能用正确的方式进行交流与对话,并且能避免说出一些无意义的话。当然,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反实在论论调是说:当我力求为他解释那些众多的关系时,一旦他及时发现并掌握了那种正确的事物,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很轻松地继续下去。当我和他进行沟通时,他只能凭直觉来猜测我的话语所指的内容,如果他猜对了,那么他便成功地在语言游戏中解释了这些语句。但可能存在的情况是,我语言所意指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人们对这种语言理解本身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就没有那个他能够抓到的小轮子,没有那种能带他自动行进的机器。目前这也确实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维特根斯坦不赞同在字词和句子使用的背后还有某种实在的东西,当然,他也不是说语言就能够独立于规则而存在,而是说语言游戏是要套嵌在人们的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语言行为要符合客观的语法规则、符合客观的假设,这样才使得语言的用法为真。

  因此,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不是语句的意义决定了其用法,而是说在语言的使用之中才会有确定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对实在论观点的否定主要在于:他不承认在我们语言的使用之中,还存在其他事物来制约和规定着语言的用法,他也不认为这些事情对语言用法有影响,就如同电轨引导火车行进一般具有强制性。同时,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语言的用法要基于生活形式,语言镶嵌于生活形式之中,语言与生活形式彼此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语言的使用也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与我们的生活形式融为一体。

  从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看,是不是人类的意见一致性约定了事物的真和假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将意味着事物的实在性是人为建构的。当然,如迪尔玛(lham Dilman)就认为,维特根斯坦对这一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语言所陈述的真理或语言所描述的真理并不是一个开放的选择,因为语言本身的真理性不是由说话者的一致性来确定的。反之,如果说人们的语言陈述具有真理J险的话,那是因为语言的用法表明了事物的意义。同样这正是人们的语言决定了什么是真或假,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单纯的语言,他们在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达成了一致性。当然,这意味着他们言说中所使用的一定是同一种语言。这不是在认识观点上所取得的一致性,而是生活的形式上所取得的一致性。

  因此,只有在定义和判断都具有一致性的情况下,语言才能成为交流的工具。但如果语词必须由语词来定义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将永远处于语词建造的迷宫之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说话者的行为才把语言的实际内容带回到粗糙的地面。正如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当我的手指接触桌子时,我会感到有一种阻力,那么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我有什么理由来相信,当有铅笔刺破我的手指时,我一定会感到某种痛呢?当我在脑海中浮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似乎会出现成百上千种的理由,而且每种理由都有压倒其他理由的优势。但我己经亲身经历过无数次了;而且也无数次听见别人谈起类似的经验,如果不是这样,那就……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某种确定性的意义。不只是说确定性一词所意指的内容,而且还包含其意义。当有人问我,阐述某个假设的根据时,我们首先就会想到那些根据。这里发生的情况是否与我们考虑一个事件的起因是类似……

  一个好的证据存在的理由是说,只是因为它使某个事件的存在为真。或者说,经验的证据确实对于事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仅由经验来说明证据的正当性是有限制的,否则如果没有经验限制的话,那么证据也就不具有合理性。例如当我看见一张照片,并且指着照片说:那里一定有一颗橡树;或者说,从照片上来看,我推断那里有一颗橡树。这是一种经验的推断,而不是逻辑推理。但是我的这种推断有正当的理由吗?这里称之为正当理由的事物是什么呢?我们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看出所谓的正当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证明张三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具有一致性事实的话,那么似乎除了经验以外,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正是这种形式的实在论导致了一种怀疑论,也就是说,归纳推理最终要依据实在的功能和自然界的齐一性。我们无法知道自然界的一致性和我们假设的归纳推理形式之间有没有必然关系。实在论者的观点就如同罗素逻辑论形式理论一般,非常接近于数学实在论形式观点,先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但这种论证形式通常要归因于柏拉图的观点,即归纳推理的有效性,甚至其理性都依赖于自然界的客观一致性,从实在论观点来看,对语词或句子的描述过程定义了字词的实际意义,归纳推理终究还是要基于论域的周期性事物之间的客观相似性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种实在论,一种实在论主张世界上有一些独立于我们思维的实在,但我们不可能会获得这种实在真正的相关知识。另外一种形式的实在论则是试图以某种逻辑推理规则或形式化符号为基础,来主张这些推理规则或形式化符号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实在论的理论后果就是陷入到了寻找推理规则和形式化符号的恶性循环的困境中。为了清除自己早期J恩想中的柏拉图式实在论余毒,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走向了语言的哥白尼式革命。正是由于这一影响,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取消了对语言游戏概念的界定,通过把语言游戏与人类生活形式联结起来,由此来去除日常语言中的理想化成分,让语言回到了粗糙的地面上。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对后世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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