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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克里普克语言哲学观

作者:2016-07-18 09:14文章来源:未知
  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当代美国学界颇具影响力和原创力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其学说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面貌的改变”。他的语言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命名与必然性》这本书中,观点新颖独特,具有高度的原创性。笔者将对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做一番深入细致的阐释,同时结合其观点谈谈对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启示。
  一、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
  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专名指称观的独到见解之上,并且是基于对弗雷格(Frege)与罗素(Russell)以来专名描述语理论的解构而建立起来的。弗雷格认为,专名既有指称又有涵义,不过,对于同一所指,其涵义是不一样的,如“启明星”和“长庚星”同指一颗行星,但它们的涵义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它们的所指是一样的,只不过其寻找所指的涵义路径不一样而已。弗雷格对此还做过生动的描述:这相当于用不同的望远镜来观察月亮,尽管观察的路径不同,但看到的则是同一个月亮。罗素区分了专名和描述语,认为专名要有意义必须要有实物存在或曰承载者(bearer),而描述语只管自己的形式本身,不管是否真有此物;而描述语不需要承载者,即使不知道指称对象,一个人也能够理解一个描述语。由此可见,罗素和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认为专名其实就是缩略的描述语(truncated description),“等于一个或一些确定的描述语。”后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塞尔(Searle)等人对专名描述语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簇描述语理论(family of descriptions theory) ”,认为专名就等于一组或足够多的描述语的集合。维特根斯坦用《圣经》中的“摩西(Moses)”对此进行了阐释,“我所理解的摩西就是那个做了圣经中归于摩西的那些事的人,或至少是那个做了其中大部分事的人。“塞尔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观点,认为专名等于足够数量或大多数的描述语,至于这个专名满足了多少描述语,或具体那些描述语,则是不确定的。克里普克认为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观点都是错的,并把他们的观点捆绑在一起(定位为“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传统”路线)进行抨击:
  克里普克认为,弗雷格、罗素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指称理论的错误,在于把专名的涵义与一个或一组限定摩状词(笔者注:即描述语)混为一谈,还……在于不了解,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指称同一对象,并不以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偶然的事件或过程为转移。
  对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观点进行批判之后,克里普克提出了自己的指称理论,即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笔者将通过对克里普克提出的几个关键概念之阐释来走进他的语言哲学观:
  (一)可能世界与严格指示词
  “可能世界”这一概念最初是由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来的,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时设想了各种可能世界,而上帝选择了最好的一个。后来,可能世界理论圈里的哲学家对“可能世界”做出了种种不同的阐释:普兰廷加认为,“可能世界”就是一般所谈的“可能性”观念的形式化说法,所谓“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大致就是说“设若”,尼克松在一个可能世界里一辈子卖汽水,等于说设若尼克松一辈子都是个卖汽水的。而戴维·刘易斯则认为,“说到可能世界,我持实在论立场,我是实实在在从字面上这样说的……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现实世界似乎独成一类,与可能世界有本质区别,然而那只是因为它碰巧是我们住在其中的世界。因为刘易斯对可能世界的说法过于实在,遭到了这个理论圈不少人的反对,其中克里普克就认为刘易斯把可能世界看得过于认真,好像它是个外国,或者一个很远的行星,可以用望远镜来朦胧观察。
  克里普克对普兰廷加与刘易斯对“可能世界”的叙说都不赞成,重新对“可能世界”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一个可能世界不是我们可预见的、或者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某个遥远的国家。一般说来,另一个可能世界距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即使我们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旅行,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一个可能世界是由我们赋予它的描述条件来给出的。“克里普克接着说道:“可能世界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高倍望远镜发现的。”后来,为了说得更为清楚,他建议使用“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可能的变化)”或者使用“反事实情景”来代替可能世界。克里普克对可能世界颇具创意的阐释,其目的在于论证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和描述语都是指示词,但是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专名为严格指示词,而描述语则是非严格指示词,理由是“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者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如“尼克松”和“1970年的美国总统”就完全不一样,“尼克松”是专名,同时也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人;而“1970年的美国总统”是描述语,是非严格指示词,它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是指同一个人,或许在其他的可能世界里不是指称这个人,而是其他人如“汉弗莱”。再如“贵阳”与“昂贵的太阳的那个地方”也是如此:“贵阳”是严格指示词,而“昂贵的太阳的那个地方”是非严格指示词,仅仅是描述语而已。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思想,即在一切可能世界都是一样的,就是其本质属性,具有必然性;而在一切可能世界中不一样的是其偶然性的属性。关于“必然性”与“先天性”,克里普克还进行了颇有创意的阐释,进而也对“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之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印证。
  (二)先天必然性与后天偶然性
  传统上认为,先天的是必然的,而后天的则是偶然的,而且,先天与后天的区分被认为与必然与偶然的区分相等同。康德在其专著《纯粹理性批判》(第二肋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按照康德的定义,先天知识被理解为绝对不依赖一切经验而发生的知识。与这些知识相反的是经验性的知识,或者仅仅是后天的、通过经验才可能的知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经验虽然告诉我们某物是如此这般,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不能是别的样子。因此,如果有一个命题与它的必然性一同被思维,那么它就是一个先天判断。可见,康德认为有两个标准可以区分先天判断与后天判断,即是依赖经验还是必然性。不过,在康德看来,“这两个标准有着内在联系,不依赖于经验的判断,即先天判断,一定是必然的,依赖于经验的判断,即后天判断,一定是偶然的”。
  “先天必然及后天偶然”这种传统观点被许多分析哲学家所接受。尽管如此,克里普克不以为然,他觉得康德的这种说法是错的。克里普克认为,有些判断是先天的,不一定是必然的,属于偶然的;而有些判断是后天的,却是必然的。这一新见地是克里普克在论述严格指示词时悟出来的。克里普克认为巴黎标准米S是一米长,即规定标准米尺是在t0是一米长,在这个命题中,规定巴黎标准尺为一米长是先天规约性的,属于一个严格指示词,即严格指称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巴黎标准尺的长度都是一米;但巴黎米尺在当时是一米长,这完全是偶然的,因为如果当时的温度高一点和低一点、或施以适当张力和压力,那么S在t0时完全可能不等于一米长。而这种偶然性特征的表述则是非严格的,只属于描述性的。启明星等于长庚星这个例子则说明了后天的却是必然的。启明星等于长庚星,属于同一颗行星,这个事实是通过经验后天发现的,换言之,尽管启明星与长庚星是后天发现的,但都属于严格指示词,因为它们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都指示同一对象。“先天偶然与后天必然”这一新的命题,是克里普克在阐述专名指称理论时得出的一个新见地,不仅有力地印证了他的专名指称理论,还突破了分析哲学长期固守着的一个理念—先天必然和后天偶然,给传统的分析哲学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
  (三)历史因果理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克里普克的专名指称理论在于说明:属于严格指示词的专名只有指称功能,而没有什么涵义或意义。专名只能触及某事物的偶然属性或多数属性,未能穷尽其全部,或涉足其本质,所以专名与其所指称的对象的关系不存在任何互相指涉之涵义关系。那么,专名与它所指称的对象是如何联系的呢?克里普克认为靠的是“历史因果理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先举行一个最初的“命名仪式”。在这里,对象以实指方式来命名,或者这个名称的指称也可以通过某个摩状词(即描述语,笔者注)来确定。当这个名称“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时,我认为,听说这个名称的人往往会带着与传该名称的人相同的指称来使用这个名称。如果我听到“拿破仑”这个名称,并且觉得它可以成为我养的玩的兽土豚的一个挺不错的名称,我就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由上可见,专名与其所指没有任何涵义,即便在起初,专名的来源有些涵义(或理据),但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涵义或理据会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任意性和交往语用这两种性质了。我们以土著语“瓦拉瓦拉(Walla Walla)”为例对此加以说明。瓦拉瓦拉是在华盛顿地区附近的一个区域,其意为两条河的意思,据当地人说,很久以前在这一带确实有两条河,不过,这两条河现已消失。尽管如此,这一指称还保持着,指代着这一区域。显然,当下的“瓦拉瓦拉”这个指称与其所指毫无干系,仅具有任意性与语用交际性这双重性质了。又如,把某人叫“张三”,是其父母通过一种命名仪式给以确定,然后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传开的。“张三”与其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是任意的(或许在家排行第三而富有少许理据性质),而该名字在一个社团中得以熟知,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纵向的和横向的语用交往。为了进一步了解克里普克语言哲学观,笔者再以“重庆”地名的命名为例来进行一番阐释:“重庆”一词,顾名思义,指的是“双重喜庆”,给人感觉是“重庆”这个专名与其所指含有某种联系,其实不然。按照克里普克的说法,“重庆”一词可能与其最初的命名仪式有关,在最初的时候可能存在“双重喜庆”之事,但随着时间的变更,在一环一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或许慢慢地遗忘了这一事,这样,人们只知道“重庆”这一称呼了,对于其所指,几乎联想不起来。这样,“重庆”就只有指称功能,而无涵义而言。后来,人们用“重庆”这个能指来表达其所指也就沿袭了下来。换言之,人们如今用“重庆”这一能指来指称这个地方,靠的是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因果”链,而非某种固定的涵义关系。
  综上所述,克里普克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表现在对专名指称论的阐述之上,其基本观点是:专名与其所指对象只有指称功能,而没有任何涵义互指关系,专名与所指的关系是靠“历史因果链”进行联系的。不仅如此,克里普克在对专名指称理论进行论述时还提出了其他与之相关的命题,如“历史因果链”“严格指示词”“可能世界”以及“后天必然和先天偶然”等,而正是这些命题闪耀着克里普克的有一定内在逻辑的哲学语言观:“可能世界论”是其语言哲学观的基础,“历时因果链”则是其语言哲学观的灵魂与核心,而他所提出的“先天偶然与后天必然”则是一种突破。
  (四)理论局限性
  正如Hermans所言,“每一个有利视角都有一定的盲点”。克里普克对语言的哲学思辨也不例外,这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核心“历史因果论”之上。克里普克说过,专名与其所指没有什么关系,靠的是“历史因果链”来联系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能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如“重庆”以及“瓦拉瓦拉”等城市的命名。不过,该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条历史因果链在传播过程中,如果这条链条断了,该怎么办?还有,在命名之后,如果在人们的传递过程中出现“以讹传讹”或“讹上加讹”,最后得到的那个名称还是开始那个名称吗?此外,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历史长河中(或过去的或将来的或其他种种设想的情景),有些专名与其所指的涵义关系即便有,当然我们可以略去不计,但我们不能就忽略当下的专名与其所指涵义互指关系!不过,瑕不掩瑜,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在整个语言哲学史上还是有其亮点,其功劳是不可抹杀的,给能指与所指的互指关系的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克里普克语言哲学观对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启示
  克里普克提出,专名与其所指没有任何关系,两者是由“历史因果链”来连接的。这不仅在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还给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限于篇幅,本文仅结合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对专有名词的翻译做一番简单的阐释。
  克里普克认为,专名与所指没有任何涵义,两者的关系具有任意性,并且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语用交流得以形成的,即“历史因果论”。鉴于此,笔者认为汉语中的专名翻译应以音译为佳,例如,“重庆”一词的英译,我们肯定是把它译为“Chongqing”,而不是译为“double celebration”;更不会把“贵阳”译为“expensive sun”。对于“贵阳”一词的翻译,偏偏有人把它译成“expensive sun”而贻笑大方。
  至于汉语专名为什么要采用音译,原因是这些名称与其所指没有什么关系,用克里普克的话说,专名只有所指,而没有涵义(即便当下有点涵义,但在所有的可能世界的无限宽广的时空中,会显得微不足道,或逐渐消失,如上文提到的“Walla Walla”)。再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一个专名的指称功能,而不是其涵义,即便人们想关注其涵义,也是先了解其指称功能,若有兴趣,再去关注该专名的其他涵义。其实,日常经验也告诉我们,标识方位的专名已逐渐失去其“方位性”,凸显的是其“指称功能”。当下很多机构名称的翻译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例如:“华中科技大学”被译为“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http://www.hust.edu.cn/)”,“中央民族大学”译为“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ttp://eng.muc.edu.cn/default.asp)”,“浙江工商大学”译为“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ttp://www.hzic.edu.cn/)”,“贵州民族大学”译为“Guizhou Minzu University(http://www.gzmu.edu.cn/)”,等等,不一而足。显然,这样的翻译,给我带来许多便利。同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西南大学”译为“Xi'nan University”而不是“Southwest University”?或把“中南大学”译为“Zhongnan University”而不是“Central South University”?因为,随着时间之变迁,行政区域之嬗变,很难保证某个地点就属于那个地区或行政区,就像“四川外国语大学”不在四川一样。另外,为了方便,我们是否可以把“XX大学附属中学”译为“Fushu High School of XX University”?这样的话,若在XX大学校园里与外国朋友谈起附属中学是不是方便些,而不一定要说出它的涵义功能—“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XX University”,显得累赘、冗长,交流起来也不方便。再说,几十年或百年之后,XX大学附属中学不一定还附属于XX大学,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单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探讨的主要是专名指称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可能世界”“先天偶然与后天必然”及“历史因果论”,新意独到,给专名与其所指的相互关系之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语言哲学史上熠熠闪光,功劳不可抹杀。不仅如此,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观还对其他学科(如专名翻译)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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