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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形上基础及其现代诠释

作者:2016-01-28 09:30文章来源:未知

  北京大学出版的2001年修订本《中国哲学史》认为:“董仲舒的全部思想都是为汉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创立理论上的根据的。”笔者认为,这把董仲舒的思想过分意识形态化了。以笔者之见,对董仲舒的了解,应从对他整合、继承、研究、注解儒学经典(如《春秋》及其《公羊传》)时所收获的历史哲学成果处下手,体察其中心命题,而不能随意将汉代的政治形态作为其思想内涵的判定基础。事实上,汉代对十变革政制已然有了现实需求,意欲从无为清静转变为有为进取,乃将适合十此的董仲舒思想作为基础。董仲舒的思想则不尽待汉代政治事实以定,而是另有儒学及诸子之学处的所本。

  一、武帝问策的哲学背景

  汉武帝时,董仲舒以其所传之公羊学而成为了春秋经博士。在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之际,他提出了所谓“天人二策”。这二组策问,均涉及武帝最关注的问题。《汉书·董仲舒传》对此事记述详备,其所载武帝首次策问中的二问如下:“二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二、董仲舒从诸经之学处受到的影响

  1.《周易》的影响:天人合德

  董仲舒的对策,带有儒家的思想成分。他显然把易学中“天人合德”的思想转化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合德”的思想,来自十《文言传》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2}2}等诸语。其意义,在十彰显了人具有可发挥天之能力的德性。因此,在孔子及其儒门后学看来,天能生人,而人有天之德,能弘天之道,亦即维护以发展生命为务的生生事业。在重视生生的角度上,天与人是一致的,此即“天人合德”。

  2.《尚书》的影响:天的人格化

  除了《周易》之外,在《尚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天命”之说,如“惟命不十常,汝念哉,无我珍享,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又民”等。这种天命观将天命与人君的施政之善联系在一起,认为施行善政是获得、保有天命的前提条件。其视天如人格神,认为天也盼见天下大治,故希望以圣人为人君,因此常施天命与善人。天固不言,但可以用灾异和符示来表达自己的好恶,彰显天命之所在。这就导向了“天人感应”之说。

  3.《春秋公羊传》:天人关系的感应化与灾异符示的示警说

  当然,董仲舒本就专治《春秋公羊传》之学。而公羊学所内蕴的灾异说,当然对董仲舒造成了比易学与尚书学更大的影响。比如,在注解《春秋》经隐公九年二月的“癸西,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时,《左传》称此处系“书时失也”《谷梁传》也只称“八日之间,再有大变,阴阳错行,故谨而日之也”,均认为经载此事只是为了记录自然天候的失常。而《公羊传》则独称:“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椒甚也。可见,《公羊传》将天象与人事关联在一起,认为人事是天象发生的依据,而这种观点是与其他二传迥异的。而董仲舒以此为本,就能很自然地开出其“天人感应”之论。

  三、董仲舒从诸子之学处受到的影响

  1.墨家:天的人格化与“天志”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合十,,子的“天志”之说。果子认为天有其喜怒与意志,而天则要求人类“兼相爱,交相利”。过去尚未有人考察董仲舒与果子之间是否存在思想联系,我特在此提出这一问题。终极地看,在“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中,天具有一种威慑性的力量,使人能更好地去发挥善良之心而非放纵邪恶房气。因此,这是与果子的“天志”“兼爱”之说相通的。

  2.阴阳家:阴阳五行的工具化与目的化

  同时,董仲舒继承了战国以来方术之士的思想,如邹衍的五行生克之说。战国时,阴阳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五行传统作出了进一步发挥,将其变成了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解释框架。形成了一套与阴阳消息之观念相结合的五行生克理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更是流行十一时。春秋战国以来,天下分裂,而“道术将为天下裂”。秦虽然有统一天下的力量,且向五德说中寻求了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但并未致力十发展与大一统相配之德,其倚重强制性的权威,而非务十建立一种持久性的规范。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赋予五行以道德的内涵,并能彰显各种德之间的关系。

  四、对诸经诸子之学的整合

  董仲舒还在《春秋繁露》中把最终政治权威建立在“兀年春王正月”的“兀”上。这种对“兀”的重视,既有可能来自十其对《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2]340之“太极”的认识,也可能受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二,二生万物”之“太一”的影响。《淮南子·太初训》中的“始而又始曰太始,一之又一曰太一,白之前有白曰太白,极之上有极曰太极”,就同时体现了道家的“太一”与易学的“太极”。这就为董仲舒看重政治首领与“兀”的联系提供了基础。刚好汉武帝又崇拜太一,乃至建立了太一祠,因此易十接受董仲舒的“兀”思想。所谓“兀”,应能包含天地,恰如太极能分而生乾阳坤阴。董仲舒也确实在其《春秋繁露》里提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五、从形上基础到现代诊释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不但具备形而上学的基础,还应当有其现代论释。董仲舒治公羊学,把阴阳五行作为自然向度上的基础,回答了武帝的天人之二问,从而导向了历史上政治权威与理论权威间对形上学、宇宙论之认识的统一,使政治权力合理化、法统化。在董仲舒的所有思想中,“天人感应”扮演着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不过,其思想之整体,并非仅限十“天人感应”,还包含着“二纲”“大一统”等诸说。在儒家经学方面,他受到了易学“天人合德”说、尚书“天命”说以及其所专治之公羊学的影响。除此之外,他对天之意志的认识,受到了,,子“天志”说的影响;在对改朝换代进行历史说明时,他吸收了邹衍五行生克说的理路;在具体应用方面,他也强调法、术、势,其学中的法家思想渊源虽较,,家、阴阳家渊源为弱,但也切实存在,且其法家色彩已被融合进了儒学之中,如以刑为德之辅等等。在这个角度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儒生,而是一个整合先秦主流思想的学者。他既提供了宇宙论的范式,也规划了历史发展的范式,以此来维护、说明当前权力运用的格式。

  六、结论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其包含“天人感应”理论的管理效果。同时,其依据对人性论的认识而强调仁政和教化,认为君王必须效法天地而为政,指导百姓有序地因时耕作,并须发挥仁义的精神。此外,他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二》中提到:“仁之美者在十天。天,仁也”天有生生之德,能周而复始地养成万物;人既然“受命十天”,就要“取仁十天而仁也”。由是,春夏秋冬则“皆其用也”。这样一来,我们能从人心处查知天下的喜怒,制定法度与官制,施行教化,这就充分地把“天人合一”的思想用在了政治管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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