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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海德格尔反现代主义哲学忧伤话语

作者:2017-06-06 18:10文章来源:未知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 ~ 1976) 是20 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在海德格尔看来,全部的西方思想史只关注存在着的事物,而遗忘了存在着的事物的存在。海德格尔颠覆了前人传统的哲学思想。他深受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1884 ~ 1900) 哲学的影响,但是他却有别于尼采。他主要反驳尼采的“知识归根结底是权力意志表现”的观点。为了有别于前人,他借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工具。海德格尔认为,现象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是“显示着自身的东西”意思; 现象学是“面向事情本身”,是让事物本身说明自己的意图。所以他认为,我们不应该给事物固定的模式,可以让事物自身展现自己。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们无法依靠强力、凭借征服和借助压制的手段去认识一个客体,而应该任其自然地展示出它自身。 ( P33 ~ 35) 而针对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海德格尔完全给予了颠覆。笛卡尔把主体与物质世界的客体相分离,他的存在( body) 是基于“我思”( mind) 才会有的存在; 海德格尔批判这种现代人的无根( rootless) 性和与他人毫无牵连( disconnectedness)的纯粹个体独立的存在方式。这体现出海德格尔一贯的反现代主义立场。
  1927 年海德格尔发表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存在与时间》( Sein und Zeit) 。其中海德格尔对死亡现象做了充分的哲学阐释,他表达出的主要观点包括: 死亡是属于个人的事,他人无法替代; 人们只能靠自己体验死亡; 死亡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是每一种生存都不可能的可能性; 以及人应随时准备死亡。这些或多或少地透露出现代人的焦虑感和忧郁气质; 他的“当人面对死亡时,才会停止对世界的忧虑和担心,从陷落中孤立出自己,成为真正的存在” 的观点则展示出他试图摆脱黑暗现实世界的束缚和忧虑,以及他对诗意栖居的不懈探求,也从侧面间接地体现出他逃避现代社会已然存在的事实以及他本人鲜明的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具体而言,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可以解读为“思乡情结”,它是对现代人经历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精神分裂型保守思想的形象反映。他认为,思乡的人渴望寻找一个无归之境,但是在海德格尔眼中的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无根之地,其中的现代人无处可逃,遭受机器技术的困扰,还不得不习惯于现代人逐渐形成的凡事趋同的社会团体生活模式,所以海德格尔断言这打乱了人自然存在的基本节奏。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不由自主地充满着忧郁情怀,随之变成了思想矛盾纠结的载体。本文认为,今天的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忧郁话语,对当下的现代人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大有裨益。
  一、现代主义思潮建构的忧郁之境
  如果想了解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忧郁话语,那就有必要首先了解什么是现代主义思潮。《什么是现代主义文学》一书明确指出: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虽然对现代主义的性质和意义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大都感到满意,因为它准确无误地反映了20 世纪上半叶的西方艺术的总体倾向。” 其实现代主义在1977 年出版的《文学词语的词典》中是被如此定义: “一个用于19 世纪末以来在所有创造性艺术领域出现的国际性倾向和运动的综合术语。”总体而言,现代主义文学属于20 世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作为一种流派出现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余波中显然是不足为奇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突出特点是不主张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现代主义文学在形式上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式,与传统的文学比较,它的特点是故意打破时空顺序,大量运用自由联想、象征主义、梦境、心理时间、黑色幽默、魔幻、意象和意识流等手法去表现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的复杂性格。现代主义文学家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再也无法深刻地表现现代人复杂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人的个性必须从集体意识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更深刻和更准确地把现代人的独特个性和复杂的心理体验表现出来,传统的白描手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显得苍白无力,它也无法刻画现代人的复杂精神和意识。总而言之,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英美现代主义作品都刻意追求表现一个痛苦的,甚至是病态的“自我”。不顾一切地反映现代西方人的异化感‘焦虑感和绝望感’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在20 世纪西方社会的危机和战后出现的严酷现实面前欧洲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人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人们的自尊和自信逐渐丧失,人的孤独感和异化感与日俱增。由此,现代派作家都遵循“重精神、轻物质、重灵魂、轻躯体的创作原则”。当然,现代主义本身是一种多面性的现象,它摒弃了欧洲文化传统中许多长期积累的那种固有的存在。它不再提倡因循守旧的处事风范; 它打破传统社会业已形成的陈规陋习和沉疴痼疾; 文学作品中读者很难再看到小说“幸福美满的结局”和“大团圆的家庭生活状态”; 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处处呈现社会危机之下个人的失败和社会的完败。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小说不再刻意塑造传统文学中的诸如鲁滨孙·克鲁索和基度山伯爵那样的司空见惯的英雄角色和人物,而是着力表现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1882~ 1941) 小说《尤利西斯》( 1922) 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 Leopold Bloom) 以及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1906 ~ 1989) 的《等待戈多》( 1952) 中的两个乞丐等等那种碌碌无为、或滑稽可笑、或焦虑不安的“反英雄”人物。基于此,许多中外学者在阅读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时都会发现,他如许多战后欧洲哲学家一样都试图寻找一个远离尘嚣的稳固的场所,因为战后的欧洲彼时始终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而且这种状况仍在持续。这些都深刻表明,现代主义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危机和灾难。现实的人们早已难觅旧式传统生活的惬意和温馨,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导致的满目疮痍和现代人的精神颓废和无法医治的病态心理。由此现代主义思潮建构的忧郁之境在战后欧洲广泛呈现。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主义思潮拒绝了乐观的启蒙时代提倡的有关理性和人性论的某些进步观点,因为现代主义艺术家和思想家眼里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碎片性的和杂乱无章的物质存在,这种存在不以理性和秩序为特点,取而代之的是黑暗和无序。与此同时,欧洲出现的奥地利哲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则更多关注的是人的无意识状态,他过于强调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受此影响,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戴·赫·劳伦斯( D. H. Lawrence,1885 ~ 1930) 在现代主义小说中表达出对人的非理性的关注度是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彻底的。虽然劳伦斯现代主义小说自出版之日起一直遭受世人诟病和非议,但是他在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现代社会的危机现状和病态现象是最深刻的。如果我们具体地看现代主义思潮还会发现,在欧洲艺术和文化层面上有大量的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它们旨在表现现代人的茫然若失、惊恐不安,或者是歇斯底里般的精神错位和思想混乱的心理状态。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1883 ~ 1924) 笔下的文学世界里就充斥着现代人遭受人情疏离和孤立无援后的扭曲心灵。这充分说明,现代工业社会下的现代人的生命之树已经枯萎,生命被机器和被漂浮在世间的阉割精神所抑制、所束缚。社会进入了爱的时代的终结期。而作为拯救个人与社会再生的唯一方式,便是劳伦斯认为的,使那些被柏拉图、耶稣、工业机器杀死的身体获得复苏,把性关系的调整作为解决生命和精神再生的钥匙。当然除了卡夫卡之外,我们以为,彼时表达现代主义主题最显著的作品是著名的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基督重临》。叶芝在诗歌《基督重临》( 1921) ( The Second Coming - W. B.Yeats) 里这样写道:
  在向外扩张的物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都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无疑神的启示就要显灵,
  无疑基督就将重临。
  这首诗歌《基督重临》创作于20 世纪的初期,当时的整个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正努力而缓慢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威廉·巴特勒·叶芝面对欧洲世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为这样一个充满了罪恶、污染、混乱和颓废的世界诗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如此的悲叹。从诗歌中我们不难发现,战后的欧洲在很多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眼里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天真和纯洁。人们普遍意识到欧洲世界已经陷入荒凉和腐朽,到处是危机四伏和荒诞不经的社会环境,人们已经无法回归到英国18 世纪威廉姆·华兹华斯和约翰·济慈为代表的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笔下所描述的美好的过去,只有祈祷基督的再次降临。学术界中对欧洲这段战前和战后历史巨变的研究最有发言权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学教授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1924~ 2012) 。福塞尔是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等。作为英美文化批评方面的专家,保罗·福塞尔在他的经典研究著作《伟大的战争和现代记忆》中如是说: “就现代想象而言,去年的夏天( 1914 年的我们共同经历的夏天) 早已为纯洁的世界呈现一个永恒的象征,但是这种单纯永远失去。”
  显然,战争的后遗症是持久的。现代主义文学家的作品贡献和后世学者的研究都在向世人传递这样的信息: 现代主义观照下的欧洲令人深感忧虑,人们心里的忧郁之情无以言表,但又不得不表。
  二、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哲学:思乡焦虑还是弃世无奈
  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哲学主要体现在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具体表达方面。他认为,对存在的理解本身就确定了此在的存在。他说,人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世界中的存在。人就在世界之中,因为人完全处于存在之中。由此,他把人看成是一个存在的场或是领域,场的中心并没有所谓的精神实体或者自我实体。除此之外,海德格尔在代表作《存在与时间》( Being and Time) 中对死亡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人存在价值的看法。他认为,“人将要死”并不是世界中的一个外在的和公开的事实,而是人自己存在的一种内在可能性。人随时都可能要死,因此死亡就是人现在的可能性,而且人也肯定会死,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去死,因此死亡又是人存在的极端性。其实,承认了死亡就是承认了人生命的有限性。人的生命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它的存在充满非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明显存在稍许消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和立场: 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存在以及人无法逃避死亡的到来,人们对死亡的到来无能为力,只有消极地等候死亡的降临。美国纽约城市学院的著名学者大卫·J. 卢瑟那( DavidJ. Rosner) 主要研究德国哲学中的反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他在2012 年出版的专著《保守主义和危机: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中的反现代主义视野》( Conservatism and Crisis: The Anti - modernismPerspective in twentieth Century Philosophy) 里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所需要的翔实信息,而且具体解读了德国魏玛时期的反现代主义思潮,让今天的我们从历史中找到洞察21世纪世界发展变化的策略和方法。当然,卢瑟那最大的贡献在于探索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其中,他认为“思乡情结”( homesickness ) 是海德格尔反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海德格尔本人也在著作《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表明自己的“思乡情结”观点。首先,他赞同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 Novalis,1772 ~ 1801) 对思乡情结是一种哲学冲动的阐释。诺瓦利斯是德国18 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抒情诗代表作有《夜之赞歌》( 1800) 、《圣歌》( 1799 ) 以及《花粉》( 1798) 等。他在诗歌中探讨的首要问题是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人的超验意识,以及探索在人生活周围的物质与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诺瓦利斯看来,诗歌是“诸神的语言”,自然最适合充当传达诗人内心哲学理念与宗教思想的工具。而且他认为,只有在诗歌中文学的种子才能找到茁壮成长的沃土。这里诗人所要寻找的“自然之境”和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思考的“思乡之情”显然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最能触动诗人内心世界情感琴弦的是诺瓦利斯的未婚妻索菲之死。它使诗人始终无法解脱内心痛苦,导致他无法正确理解死亡现象; 更没有以积极的处世态度面对人生。他最终选择的是消极的人生心态。在诗歌中他表达了唯有走入自然环境人才能寻求到生命的归属和安宁的思想。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也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他发现现代人遭受战争蹂躏后表现出的精神分裂症状十分明显。由此他认为,现代人的生存是有限的生存,也是有限的存在,因此他断言世界作为多样性的具体存在,在时间形态上所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有限性。有限性标志着一个事物是此事物的时间历程。人作为具体的生命存在物,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有生就有死。生,决定有限存在的开始; 死,决定有限存在的终结。由此,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世界观不失为一种大彻大悟的人生心态。他的这种正视现实和直面人生,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解读,实际上是传递出一种知死守生、视死而生、轻死重生的哲学理解和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正像海德格尔进行辩证分析的那样: 理解了死,才能理解生; 看清了人生的有限,才能看清人生自身发展的无限。所以,“向死而生”不是人生的悲观解语,而是人生的理性把握。“向死而生”的思想从哲学理性的高度,用重“死”的方式激活重“生”的欲望。或许,这种“向死而生”的倒计时方式也会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一层“悲剧”的色彩,但是,它所激发出的对有限生命积极把握的进取精神,对功名利禄淡然处之的达观态度,却使有限的人生绽放出了生命的异彩。因此,海德格尔的“思乡情结”是通向无归之路的无奈中的带有进取性态度的选择; 与诗人诺瓦利斯不同的是他的人生心态显得更加积极和理性。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对现代社会的抛弃,由此他们都选择了弃世无奈的人生观。
  在海德格尔后期发表的作品中他对“思乡情结”理念与现代技术的推广应用之间的紧密联系做了些探讨,他发现正是由于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介入现代人的现代生活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是物质世界的越来越“不真实”阻碍了现代人的真诚交流和心灵沟通。所以,他渴望回归“真实”的家乡,一个很少被现代技术干扰的自然环境中去。从这个角度说,海德格尔“思乡情结”概念具有现代性的根本特点。现代性就是一种时间意识,它否定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同时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而现代人就在这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被撕成碎片,距离温柔乡的浪漫主义人文理想越来越遥远。另外,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思想也可以解读为“思乡情结”,它是对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心理产生的精神分裂型保守思想的形象反映。在海德格尔眼中的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无根之地,因此,思乡的人都不得不寻找一个无归之境。再者,他认为现代人备受机器技术的困扰,以及现代人逐渐形成的趋同的社会团体,都说明人的自然存在的基本节奏遭到破坏。因此,他的哲学思想不由自主地充满着忧郁情怀,继而变成矛盾纠结的载体。
  因此,海德格尔格外颂扬乡土生活方式的优越之处。海德格尔之所以追寻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节奏实在是出于无奈,主要的原因是欧洲战争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记载着海德格尔的人生起伏,以及他与前辈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康德的渊源的传记《马丁·海德格尔: 善恶之间》( Between Good and Evil,1999)是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Rudiger Safranski,1945 - ) 的文学作品。萨弗兰斯基在书中这样评价海德格尔的思想变化: “在世界大战中昔日世界的崩溃使海德格尔相信信仰的根基在动摇,世界进入新纪元。”
  此外我们发现,海德格尔是在没有考虑到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探讨了存在的本质之真。因此,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在传统意义上一直被视为对人类根本生存条件的探究,不与任何具体的文化环境相关。然而,每一个作品都是历史文本的产物。所以《存在与时间》既被看作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结构的分析,也被视为对深厚的文化危机的阐释。自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思想在20 世纪80 年代晚期成为公众焦点以来这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研究领域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此外,海德格尔对焦虑感的分析也在与人类无法避免死亡冲突中得到讨论。海德格尔用德语的“unheimlich”描述人类的焦虑感。字面上意思是“无家可归”或是一种“无处为家”的感觉。所谓无家可归是指人在世的基本方式,而“心安之处便是家园”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认为现代人的焦虑感是无法克服的,这种焦虑感的出现和解决与医学上的和宗教心理上研究的那种情况截然不同,医学上可以给患者提供身心解脱以及宗教上给人内心的安宁。此外,海德格尔眼中的焦虑不是恐惧,它在世界上没有对应的具体物质可以体现,所以他在哲学中所表达的焦虑世界没有恰当的药方可以根治。西方文学作品里有类似的表达。英国17 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 John Donne,1572 ~ 1631 ) 的诗歌《世界的解剖》( The Anatomy of the World,1611) 就是明证。诗歌创作于伊丽莎白死后一周年,即1611 年,多恩在诗歌中这样写道: 新哲学怀疑一切,火的元素已被扑灭,太阳消失,地球也不见了,非人的智慧所能寻到。我们去哪里寻找。多恩的这首诗歌的“新哲学怀疑一切”观点恰好反映出现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尔的哲学研究的根本。
  海德格尔在他的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里有很多是驳斥笛卡尔理性思想的内容,然而两位哲学家也有共同之处,他们都具有对周围世界产生质疑的原动力。如果脱离了当时欧洲的文化语境去看待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我们发现笛卡尔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执着精神似乎是病态的。同样,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焦虑感和思乡情结以及他对死亡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值得当下的我们思考。
  从另一方面看,海德格尔的“异乡”观( not -being - at - home) 是对欧洲19 世纪哲学和文学折射出的精神错乱意识的反映和揭示。而这种文化层面上的精神错乱意识是在欧洲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面对世俗的弃世离乡的无奈,海德格尔在日益分崩离析的世界里希冀寻找到稳定的根基。他认为,假如欧洲基本的文化氛围突然失去原有的固定传统做保障的话,焦虑感和无名的忧郁可能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外在的最真实的展示。当时的德国内战( 1866) 反映出欧洲传统文化缺失所导致的社会稳定模式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海德格尔的保守主义哲学思想至少在某些方面弥补了欧洲战乱导致的传统文化的丧失。鉴于此,海德格尔努力寻找与土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他保持着乡下农民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的哲学与国家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关系。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希望在面对昔日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世界丧失下的寻根和对稳固生活基础的探索。
  反现代主义哲学的忧伤话语在海德格尔的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理念中是可以找到理解之处的。他相信,我们与他人共处一处,因此他者的意识也是自己的存在和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出生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这个现存的社会有它固定的制度和模式。所以,作为人生存条件的必要的和根本的社会结构,与他者相处共存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当然,像爱情和友谊这种积极的关系只能来源于社会关系。海德格尔为此创造个新词Dasein。它译成英语是beingthere。这种与他者相处的存在融入了个人的存在,两者并存一世。我们快乐地享受生活,他们也一样; 我们与其他人一样阅读文学作品。我们需要以各种不同方式参加公众活动,并与公共的“他们”合为一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忘记我们意识深层次中存在的焦虑感,也可以借助与他人毫无根基关系( groundlessness) 的闲聊形式摆脱真实环境的困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社会依然变成了无根之地,所以人类生存的有根性和有落脚处是首要的条件。这也是为何哲学家海德格尔颂扬乡村生活模式的原因。大卫·德斯特( David Durst,1943 ~ ) 评价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 1985 ~ 1977) 的文章《从环境变化看柏林》( Berlin,as Viewed from the Landscape,1932) 时提到了他对世界发生巨大变迁的感受。在德斯特的眼中的柏林与生活漂移不定和到处移动的现代社会的个体一样成长在一片广阔的大地之上。它没有显著的历史遗存或者坚固的建筑根基。它坐落在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一切都是不够稳定,似乎它永远需要不断完善。它就是一个建在沙丘上的城市。正如每天奔波的柏林人一样,柏林始终都是一座永不停歇的城市。这与哲学家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所传达出的理念类似: 现代世界是一个移动不羁的、动荡不安的和永不停歇的场所,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的现代人出现了精神错乱和忧郁不安的症状,因此现代人更需要拥有一个根基坚固的住所以及物质充分的生活条件。面对现代性引发的动荡不安的社会海德格尔本人也不得不退缩到德国南部黑森林边上的托德特那博格( Todtnauberg) ,他盖起了一个简陋的棚屋作为他常年的工作间。他在那里感受到四季的变换以及山野的沉重与树林的生长。在这里海德格尔感受到他的哲学工作与农夫的耕种与放牧劳作相同,因此他的思想获得了施瓦本大地的稳固性。这符合他一贯的乡土主义( ruralism)观点: 乡下坚实的土地就是人的所来之处,也是人的所归之处。本文认同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体现出他的反现代主义哲学观。他在发现周围世界因为战争的破坏变成残垣断壁时渴望回归到一个基本的生存的环境中去,而这个地方就是依靠传统血缘关系和土地生产关系形成紧密社会结构的乡村。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主义哲学中透露出的现代人的焦虑感、忧郁气质和对诗意栖居的不懈探求充分体现出反现代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研究发现海德格尔的反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思乡情结”是对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发的现代人精神分裂型保守思想的形象反映。另一方面,“思乡情结”折射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无家可归是在世的基本方式”。今天的中国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社会,所以正确认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反现代主义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忧郁话语,对当下的现代人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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