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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妮丝·赫勒对社会道德实现的认识

作者:2018-12-14 01:00文章来源:未知

  摘    要: 面对20世纪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 个体的道德与责任处于持续缺失与沦丧中。然而,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 作为唯一具有历史性的生物, 人类却将自己的责任抛之脑后, 成为无思想的单线人并作为自然科学的批量产品而存在。现实体验不断牵引着赫勒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 她试图追问是什么使人类失去了道德与责任。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使赫勒逐步构建出一个以普通的、现实的“好人”为元素组成的无限趋于完美的道德乌托邦世界, 力图重拾人类的道德与责任。其中, “好人”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好人”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并且能够成为的方式, 是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反映, 道德之所以现实可能正是因为好人的可能性存在。这样一种道德乌托邦世界, 它的实际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最终完满地实现最好的道德世界, 而在于不断地追求道德、实现道德、超越道德, 在此过程中使越来越多的人实现其潜能转化, 成为自己道德标准之下的“好人”,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 社会交往; 自由; 责任; 道德乌托邦;

阿格妮丝·赫勒对社会道德实现的认识

  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阿格妮丝·赫勒 (Agnes Heller) 面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责任缺失、道德沦丧等现实状况, 力图将伦理道德理论落实到行动中去, 追求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过程。这是一种不断处于未完成状态, 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道德哲学。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 赫勒对人之存在的条件产生了困惑, 她试图追问人类引以为豪的自然科学怎会转变为现代战争的动力, 奥斯维辛的发明将人类置于何种境地。可以说, 赫勒对人类的现状、人的境况充满了一种不确定的悲观主义情绪, “一个很长时期的稳定的小幅度的围猎和聚集伴随着导向急剧灭绝的技术和社会的明显的暂时性荧光”[1]34, 是对人类发展的一个悲观概括。当下的人类已经变为无思想的单向度生物, “完全是驯服的, 完全是被控制的”[1]32。对于自由、道德及责任等命题已经丧失其关切, 沦为机器的附庸, 资本的农奴。

  基于这样一种悲观判断, 赫勒并没有相应地采取同样悲观的方式去发展她的道德哲学, 反而是以一种积极前进的方式阐述其重构道德的理想。尽管“好人”是赫勒道德哲学的核心要素, 但是赫勒并不关注“好人”这一概念的确定性解释。相较于“好人”的定义, 赫勒更加注重“好人何以可能”这一条件问题。为此, 赫勒设立了一个道德乌托邦, 描述了一个具有“好人”的最好的道德可能性的世界。在这个最好的道德世界中, 人们因互利互惠而进行理性的交往、商谈, 遵循着自由和生命两种共同的普世价值。这样一个道德乌托邦并不代表着永远无法实现, 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性支柱屹立在尘世。尽管尽善尽美的道德世界并不存在也不一定会实现, 但是道德进步的过程就应成为人类的永恒追求, 最终的道德结果则没有那么重要。可以说, 这是一种无限接近完满道德的积极奋斗之路。“只要好人存在, 只要偶然的人一旦选择成为好人, 道德乌托邦就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目标。”[2]15因为具有现实可能, 所以怀抱希望去追寻。

  一、道德是社会交往的塑造物

  现代人从出生开始就带有“人的程序”, 在现代社会规范中塑造着自身的思维、行动和行为方式以适应生存的社会环境。个体经验通过话语、行为和交往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经验视域, 作为对自身行为的独特判断及选择的根据。在这里, 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在现代社会中, 人是如何具有“道德”概念的, 良心作为一种体验道德的能力是否是人人具有, 又是否是出于本能, 抑或是后天经验的积累、教育?正如赫勒所说:“无论道德是‘来自于’本性 (nature) 还是与之相矛盾, 这都是任何道德哲学难以规避的问题。”[3]16

  对于人性的本质, 赫勒采取了非常明智的判断, 她从不幻想人性本善, 也不否认人性恶的一面。对人性的善恶判断并不是赫勒道德哲学研究的重点, 她反而更加注重承认善恶的相对存在。现实生活中, 既会有为善而为善的人, 也会有为恶而为恶的人。正视邪恶, 才能意识到善, 才能有机会成为善。正是在伦理选择中, 放弃了恶, 才成为了善。总体来说, 赫勒承认“‘人性’概念是多形态的 (polymorphic) 、模糊的, 并承载了次属的含义”[3]20。人性是既有善的一面, 又有恶的一面。因此, 由于“人性”的概念太过于抽象、复杂, 在探寻人的道德行为是如何产生的时候, 赫勒更倾向于选用阿伦特的概念——“人的境况”。

  关于“人的境况”赫勒曾有过三种描述, 概括地讲, 一是用以替代本能规范的社会规范;二是“在张力中生活”的历史性;三是在历史裂缝的条件下历史性的决定性和自我决定性。具体来讲, 首先, “人的境况”开始于人类完成了社会规范代替本能规范之时, 是人自身潜能与有限性的双重体现。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激发的潜能是教人如何控制其“野蛮本能”, 而不是如野兽般发泄其兽欲而忽视社会交往的规范。其次, 社会规范是基于一定时期,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势必有其局限性及适用范围。社会规范从其适用范围方面看, 体现了人的有限性, 而从社会规范的不断转变, 甚至被代替的结构变化方面看, 又描绘出人所具有的潜能无限性。在一个流动的社会交往环境中, 人类不断地制定适应自身生存变化所需要的社会规范。这就是“‘人的境况’具体化为‘在张力中生活’”[3]27。在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自出生就具有两重先天的偶然性, 一个是诞生偶然性, 一个是成长偶然性。在两种先天偶然性相互结合中, 先天的潜能因先天社会的原因被渐次激发, 而先天社会又因人的潜能的无限激发而不断变化, 由于社会规范通常都是具体的、有限的, 而人的潜能却看不到边界, 因此人始终生活在二者的张力之间并且必然生活于历史性之间的张力中。也就是说, 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 就必然生活在社会与人自身的矛盾中, 人以其先天遗传部分去适应先天的社会, 但是人的无限性决定了人与社会必然发生的矛盾, 当这一矛盾过大时, 社会规则就要做出调整, 甚至会被新的社会规则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人越发展、越完善, 就会越不适应社会规范, 这就是两种先天之物不完全衔接的表现, 也是“人的境况”第三种含义的呈现。人的成长过程就是本能规范与社会规范相互调节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人势必要经历社会规范代替本能规范, 本能规范通过人的自我道德回归, 最终使本能规范成为主导规范, 而不是被社会规范所钳制, 失去人自身的能动特性。每个人将个体先天遗传的偶然性与先天特定社会的偶然性转化为人的命运, 就是人成为自己命运的掌舵手的过程,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抉择, 不断地弥合历史裂缝。正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39。赫勒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 理解“人的境况”, 正是探寻人的本质表现在社会规范中所体现出的意义。道德不是对个人的抽象要求, 而是对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的强烈愿望, 是对与人交往这一具体行为的引导性要求。然而, 日常生活中, 为何有多种多样、标准不一的道德标准呢?

  首先,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 不难观察到的现象是不同的文明社会具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呈现于多样文化中的道德标准上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呈纵向进步或纵向倒退,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在不同的社会交往形式中, 人类因不同的社会需要会产生不同的道德标准。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呈现单线条进步或退化, 而是彼此相互交叉前进。经验及人的潜能开发展示给我们的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交叉的, 由此产生的道德规范及规则也是不可能普遍适用于所有文化或所有人类。因此, 我们需要做的是探究在某一特定文明中, 某一特定时刻, 为何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道德, 而不是去追求一种永远满足不了所有人的普世道德标准。一旦道德标准呈现静态, 一成不变, 带给人类的一定不会是秩序, 而是秩序的桎梏。事实上, 实质性道德的多变及多样的标准不仅因为多元的文化社会的存在, 还因为自我与社会规范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条不能与之完美相接的脐带。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差异越大,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就越能体现自我的额外意义, 即没有被普遍规范所提供的那些意义。也因此, 多种多样的差异社会才会产生文化剩余, 才会使各种道德标准、规范处于不断变化、调整及丰富之中, 使其永远富于流动性, 而不是使人类社会成为由僵化的、一成不变的社会规范组成的人类集合体。在不同的社会境况下, 人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 产生符合人类利益的道德是各个时期的文明因其必要的社会交往所需要追求的。承认道德标准有其相对动态调整的一面, 不仅是维系人类自身的利益, 进行顺畅的社会交往的前提条件, 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特定现实境况的道德规则及规范, 而不是使社会现实适应僵化的道德规则及规范。

  其次, 在个体层面, 个人的性格及独特的社会体验带给每个人的道德标准也不尽相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原则, 每个人根据个体经验的不同, 无可置疑地会产生有差别的价值理念。在一千万人中就会有一千万种不同, 尽管某些理念会相似相近, 但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理念的相互矛盾与冲突。具体来讲, 由于人是社会存在物, 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 势必会越来越多地积累社会经验, 而每个人的社会体验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由此而逐步构建的个体价值观念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同样地, 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 与我了解自己相比, 他人更能了解到我存在的意义。因为在他人那里, 人们看到了我作用在他们生活中的力, 这是一种只有在关系中才存在的意义, 单个人永远无法构成意义, 而只能构成自己。赫勒曾说:“经验是完全异质性的, 其中无所不包, 以至于其主要的形式难以数清。经验作为沉淀下来的经历, 承载着使我们的身体与其他有意义的身体相关联的意义。”[3]36这就是指经验具有个体差异性, 是完全异质性的, 在日常生活中, 经验势必包罗万象, 在实践中积累并承载着人际交往关系中的意义, 作为一种自我的内在规范指导着个体行为, 完成社会交往。因此, 基于各种文明、各个人的体验、积累与传承方式、程度的不尽相同, 产生多种不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正因如此, 在赫勒的道德哲学中, 如何在多元道德标准中使多元文化的社会可以相互协调, 互利互惠地进行交往才是其道德哲学的目标, 而不是探寻一种普世道德。

  二、道德是自由与责任的共同体现

  世界的意义在于人的意义, 世界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由人所制定的社会规范及规则是连接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绳索, 单纯的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总和只能提供给人类一个机械的世界, 并不能让应有的世界鲜活起来。当“人的境况”开始后, 就意味着有了需要遵守的社会规范, 有了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决定这些善恶判断的则是人们的价值取向。人类现在无法接受一个没有道德的原初世界, 虽然道德何时起源的我们无法考究, 但探赜道德何以存在于现实的日常生活, 又何以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 则是我们人类不可规避的道德主题。

  可以说, 存在于社会中的现代人既是自由的, 又是不自由的。现代社会由一系列规范和规则组成, 无论这些规范与规则是否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具有经验的普遍性, 但只要生活在这个群体组织里的成员就必须遵守这些规范与规则。在这里, 赫勒曾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概念, 分别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 (sphere of objectivation-in-itself) 及“自为的对象化领域” (sphere of objectivation-foritself) 。“自在的对象化领域”, 包括了日常语言的规则、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及其使用客体, 尤其是人工客体的规则。[3]40而“自为的对象化领域”是比其更神圣、更精细、具有自身规则及规范的领域, 其功能是给自在的对象化的世界提供意义。并且在“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中具有自身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规则, 指导着人自身的行为。因此, “自为的对象化领域”与“自在的对象化领域”势必不可能完全重合, 在差异部分, 个人的行为与规范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是被个体化的。赫勒曾说:“道德可以被描述为单个人与正当行为的规范和规则之间的实践关系。”[3]57这就是说, 道德的履行者永远是单个人或由单个人组成的集体, 并且当且只有单个人时, 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 这时是不存在道德的, 道德只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交往关系中。

  具体来说, 现代社会, 个体具有自由的权利可以选择在何种境况中使用何种道德规范;在多大的程度上遵守或违背抽象的道德规范也是现代社会赋予个人的权利。不仅如此, 在个体选择中, 由于规范是人所制定的, 所以个体也有权自由地重新解释人所制定的抽象规范, 甚至具有对此规范做出变更或替代的权利。伦理虽然包含了一系列的具体的规范及习俗, 但也包含了一系列抽象的规范及习俗。就是这些抽象的规范及习俗给了人以想象的空间, 具体的规范及习俗涉及的是遵守与否, 而抽象的规范及习俗带给人的是如何理解并选择。这一过程被赫勒称为“个人的道德品行”, 它是个人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道德从来就不是客观伦理, 而是与主客观伦理并行的存在物, 是人的内在要求与社会的外在要求相互协调的过程物。因此, 在这里, 道德何以可能指的是个体的道德何以可能, 而个体的道德何以可能的核心就是“好人何以可能”。

  道德判断所探讨的人的行为是均出于意愿的行为, 相应地, 有意愿就会有责任。当“自由成了一切基础的基础意味着个体进行道德选择和承担道德责任的绝对性”[5]。将某种意愿行为归属于具体的行为者, 就意味着该行为者需要对这一行为负责任。不同于前现代社会,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成员只要有所行动, 就势必伴随相应的责任。如此说来, 每个人实现道德的方式, 也就是承担责任的方式。

  在前现代社会, 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强制地约束并统摄着人类生活领域中的一切,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都难以成为自己所意欲成为的人。以强制规范与规则阻碍人自由地将天赋转化为才能是其普遍特征, 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只能因其先天遗传而过一种宿命的后天生活。赫勒曾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现象, 即假设人的遗传先验是被放进一个具有确定地址的信封, 这个信封会寄往等级社会, 而等级社会中, 一个人的命运不由自己所掌控, 而是事先规定好的, 奴隶生来成为奴隶, 贵族生来成为贵族, 相应地履行自身阶级所规定的义务, 部分人又因其先天遗传行使其特定等级所带来的权力。这时候的个人命运被操纵在等级与制度中, 自由选择成为奢谈。而在现代社会, 道德结构产生了变迁, 遗传信封被寄往一个没有明确地址的地方, 同样是寄送到某一社会, 但这一社会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多元化的现代使得传统的、单一的、完备的道德规范失效, 掌握每个人的命运成了不可能之事。相反地, 个人自出生就要选择自己的命运, 每个人都将会成为自决的个体, 将命运的偶然性转化为命运的确定性。泽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也曾对此做出过相同的判断, 即“现代的个人自由来自于不确定, 来自于对外部现实的某种‘有待确定的因素’, 来自于各种社会压力固有的矛盾”[6]53。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人们以自由, 同时也带给人们相应的责任, “社会学家把这种事态的责任, 都归咎于社会权力间的分化和多元性以及文化的异质性”[6]53。同时在现代社会中, 个体通常经过双重的自我反思去判断我们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一方面, 作为经验反思的自我, 形成一个来自抽象规范的观念的视角, 自我虽然未必亲自体验过, 但这一观念知识是可以被经验到并保存在自我意识中的。另一方面, 自我会有一个先验的反思, 也就是在先于经验到的观念之前存在的一种先验感觉。双重的自我反思会协调、比较这两种自我意识并最终做出行为选择并对自决行为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因为正如之前所说的“在张力中生活”, 两种独立的观念并不会完全重合。在差异化部分, 我们需要判断自己的意愿进而抉择如何行为并选择为此负责。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个体有决断的自由, 但这并非意味着个体可以跳脱出社会成员这一身份。只要个体属于某一群体, 是其中一员并与人交往, 就需要对自身的选择行为负责, 对遵守或违反社会规则及规范接受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相应的行为评价。这就是说, 个体对自身行为的选择既是一种自由, 又是一种责任。对赫勒来讲, 这种选择主要是指伦理选择, 是善与恶之间的选择。同时, 选择也是将偶然性转变成确定性的方式, 因为这种选择是既不可逆转 (irreversible) 也不可更改的 (irrevocable) 。在不断的选择中逐步形成适合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的规则及规范, 以便更好地指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不同于前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形成的这种规则和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以开放性的态度不断进行内在丰富与动态适应。虽然赫勒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道德规则及规范, 这不是说道德规则及规范是无穷尽的, 而是由于现代多元性的文化社会, 呈现给人类的是思维的相互碰撞, 没有任何一种道德规则及规范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文化、所有人。相替代的必然是指导性的道德规则及规范, 这种道德规则及规范只是起到指引作用, 仅仅是为现代人在面对道德冲突的选择中提供“拐杖”而已。

  关于自我的责任选择, 赫勒概括地归结为三种意义。第一, 当个体反抗公共所界定的关于义务观的规范、价值及原则时, 如果个体依据价值选择做出的规范并不高于所界定的抽象及具体的规范时, 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为道德规范提供了争议;第二, 当个体反抗公共所界定的关于义务观的规范、价值及原则时, 如果个体依据价值选择做出的规范在实质上低于所反抗的义务的规范, 那么这一行动将被判断为恶, 并为后世提供经验意义;第三, 当个体反抗公共所界定的关于义务观的规范、价值及原则时, 如果个体依据价值选择做出的规范高于所反抗的规范, 那么这一行为将标志着道德进步的开始。如果不允许个体进行自由的价值选择就要做出行为, 那么道德进步便是不可能的。人类这个群体就会像汉娜·阿伦特所批判的艾希曼一样, 成为一个无思想的“平庸的人”。最可怕的“恶”不是行为上的为非作歹, 而是占据人的自由精神, 使人丧失其人的本质, 成为一个动物式的、行尸走肉般的身体。在赫勒看来, 并不存在一种无法解释、阐明却又绝对存在的绝对命令的道德律, 她认为所有人心中唯一的道德律是诉诸自己的权威。与现代社会所迸发出的多元、个性相辅相成的是人所具有的双重偶然性。每个人都是综合先天及后天的多种具体的、偶然的、不固定的因素形成的。每个人的道德行为标准所依据的道德律因而也是不同的。正因如此, 赫勒将道德的实现由宏观的社会道德规范及规则转化为个体层面微观的个性道德, 依靠个人的思考去完成每个人现实的日常生活。在《个性伦理学》中, 约阿希姆和劳伦斯就个性伦理学是否存在做了讨论交流, 劳伦斯认为存在一种没有外在强迫的伦理学, 遵循自己的理性, 这就是个性伦理学。而约阿希姆则与之相反, 他认为如果存在一种没有强迫的伦理学, 那一定是人类本质发生了变化, 并且伦理学也不能诉诸讨论个性的、特殊的, 而应该是讨论一般的, 即使每个人投身于个性的自治, 这种自治也是与普遍的道德律相一致的, 人的自治最终自然会达到与道德律相一致的状态。但是, 赫勒认为, 哲学就是哲学家的生活, 哲学家也是普通的个人, 也和每个人一样过着某种日常生活, 并且一切哲学观点均来源于哲学家现实的日常生活, 而其独特哲学观点并不能被描述为适用于所有人类个体的哲学观念, 个人也不应该成为人类概念下的标本。那么, 既然无法追求普遍统一的道德律, 人类为了过一种良善生活, 我们需要哪些条件呢?

  三、好人是良善生活实现的条件

  赫勒对“好人”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的解释, 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应是正直的、诚实的人, 是与正义密不可分的。现代社会对正义的理解以及对正义的应用领域也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前现代社会的正义概念是完备的, 是统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以及伦理哲学的最高法则。而现代社会中, 政治领域与伦理领域彻底分离的境况使得正义无法承担链接这三者的桥梁, 我们既找不到一个普遍认可的正义概念, 也找不到一个广泛适用的正义范式。因此, 追求一个普遍适用的正义概念或范式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无疑是一个乌托邦。然而, 这样一种乌托邦只是一个衡量道德的标杆, 它的存在是为了指引人们去努力追寻如何使正义存在, 如何使良善生活成为可能, 即良善生活的条件。超越正义, 回归良善生活不仅是赫勒正义观的核心, 也是赫勒道德哲学富有生命力的体现。黑格尔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 正义体现为构建自我实现的条件。这与赫勒的正义观不谋而合。二者实际上都期望正义能够成为实现道德重构的条件, 不同的是赫勒期望正义成为良善生活的条件, 而黑格尔期望正义成为自我实现的条件。一方侧重强调社会整体的最终善, 一方则追寻个人最高的自我实现。相比较而言, 赫勒的良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个人的自我实现。赫勒能够更深地看到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 并在现实变动中更好地把握正义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因为, 对于赫勒来讲, 良善生活的实现是有赖于社会交往中的道德主体, 即人类个体。道德主体应具有道德性, 而这种道德是通过超越正义而实现的。这样一种超越是指正义不具有统一标准, 不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铁律。在现代社会中, 正义只会是一个抽象的指导概念, 作为良善生活实现的基础创造好人产生的条件而存在, 正义并不是人的目的。在一个正义社会里, 每个人能够具有平等的权利去选择过一种怎样的道德生活, 而良善生活的实现则意味着每个人道德的实现, 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实现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种自我实现。成为“好人”的过程就是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那么, “好人”具有哪些特征呢?

  首先, 虽然关于善的规范和美德在不断地变化, 但是良好的道德品行却总是具有一样的内涵。良好的道德品行即善的形式, 在柏拉图之后并未发生过改变, 不断变化的只是善的规范性实体。赫勒认为这样的善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公式来表达, 即“如果他或她更倾向于自己承担错误, 而非损害他人, 那么这个人是善良的”[3]204。根据这一公式, 我们可以判断出好人是正直的、诚实的人, 即宁愿自己受委屈, 也不愿意选择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在这一问题上, 赫勒比柏拉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勇敢地承认好人也并非愿意受委屈, 受委屈与犯错都不是人所欲求的。而柏拉图之所以陷入自己的道德悖论中就是因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实际上, 证明受委屈比犯错好得多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 这一判断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相反, 好人在现实生活中选择受委屈并不代表他们喜欢受委屈, 受委屈并不比犯错要好。然而, 好人之所以会选择受委屈仅仅是因为在面临受委屈或是犯错误这两者选择时, 真诚地愿意选择受委屈, 不去伤害他人是其心中所欲。这种取舍不是因为本质的所欲或所恶, 而是道德在选择中发挥了优先性。因此, 道德的目的不是使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利他主义者而否定自本质的欲望, 而是使普通人成为符合社会日常生活交往规则及规范之人, 引导人们在经历道德困境之时, 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或增加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正因如此, 道德英雄之类的人也并不是人类实现善的标准, 只是“好人”意义上的一种。同样地, 人类道德规范的标准也不应该是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相反, 道德标准的制定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的, 在无限发生的具体情境中, 每个人都应该通过思考而做出正确的抉择。好人是“在每个人都应该是的方式和程度上是好人”。[3]209好人只是以诚实和正直的品格承载着可能实现的最好的道德世界的希望。“如果所有的制度成为人力所能及范围内最好的制度, 那么传播恶的机会将会是很小的, 由此, 恶行的影响将被缩减。”[3]203在一定程度上, 人们并非不愿意行善, 而是为恶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相对容易, 因此, 像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 那样设定一个最低的、普遍的, 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道德标准是极其有意义的。巴斯蒂亚斯·乌拉 (Bastias-Urra) 曾说:“构建一种基于真、善、美三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念时不应与作为当代最高善的自由相矛盾。”[7]179也就是说, 最低且普遍的道德标准不仅能够使人作为社会的特定成员不去损害他人, 在社会中生活得更好, 又能够使人力所能及地行善, 实现自身的道德价值观, 而不必在善恶中徘徊不定。

  人类的恐惧通常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 包括身体的有限及意识的有限。具体来讲, 死亡会终止人的一切可能性, 是人人所避、所恶的, 是一切恐惧的终极来源。面对人生时间的有限性及人类能力发展的有限性, 在有限的时间完成自己无限的欲望是极其困难的, 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 虽然我们看不到人类欲望的边界, 但是我们能掌控欲望的尺度。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承认的客观现实是, 确实存在着一些人, 这些人会选择犯错而不是受委屈, 这就是因为人类对有限性的恐惧以及无效地管理欲望的体现, 这些人认为“我们现在实现不了的有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我们现在或者在不久的将来无法享受的有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享受”[3]206。面临满足不了欲望的恐惧, 生活在贫穷、无权、地位低下的恐惧中, 有些人宁可选择犯错, 也要保障自己的权益, 享受自己所欲的生活。但这种客观现实并不能成为道德实现的阻碍。因为, 赫勒所构建的最好的可能的道德世界并不是消除所有的贪婪者、恐惧者, 而是依托现实中存在着的好人, 是能够引导人们趋于向善, 朝向一个道德乌托邦前进的过程性道德世界。好人, 尽管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境况, 但是好人选择将时间的压力悬置起来, 使自己的行为服从自己的道德良心。良心是一种道德能力, 既有先天的遗传来源, 又有后天偶然社会的培育。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认为:“人类世世代代所组织和巩固起来的有用经验, 一直在引起相应的人的神经方面的改变, 这些神经变化依靠连续的传送和积累, 成为我们的某些道德直觉机能——某些反应正当和不正当行为的感情。”[8]58梯利 (Frank Thilly) 则认为:“虽然存在着所谓的道德感, 但它们的根源不可能是超自然的, 而只能是自然的。人们的道德感情依靠社会内外活动的训练而成长, 它们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 而是多多少少因各个地方的社会活动的不同而不同。”[8]59这恰恰说明良心的两种来源, 对于良心的先天来源我们虽然不能把握, 但对于良心的后天来源仍需我们进一步加强、引导, 这也是赫勒道德哲学的与众不同之处。

  正因如此, 在笔者看来, 现代社会道德实现的可能性不仅需要依靠道德规范来约束个体, 也需要个体对其自身的、主动的道德要求。然而, 如何克服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战胜恐惧以及在偶然性的命运下如何把握个体命运的选择则是现代境况下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结语

  赫勒构建的道德是一种以自由为前提的个性道德, 一种基于现代多元化境况的现实的道德。笔者承认赫勒道德理论中确实带有部分乌托邦色彩, 但其道德追求是极有价值的, 也正因这种价值追求——使人向善的力量与希望, 值得我们为之一搏。理论能否实现的条件一方面由理论本身决定, 另一方面则由人的能动性来决定。现实中已经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好人, 正是这些具有个性的好人使得道德具有可能性, 这样的乌托邦力图构建一个完美的蓝图, 但对于这样一种完美的道德图景的追求而不懈努力才是赫勒道德哲学所要表达的主题。道德乌托邦的设立不是为了一定要实现, 只是给予人们一种指引性的道德期望, 与指导性的道德规则和规范遥相呼应。只要现实中存在好人, 人可以自由地选择, 成为一个自由的具有个性的个体, 那么道德完善的实现就不是不可能, 只有怀抱这样的积极希望, 才会使人类社会更好地、更积极地前进。约翰·格朗雷 (John Grumley) 曾对赫勒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她之所以能够在日常生活经验与哲学理论之间游刃有余是因为她充分地理解了历史的偶然性。”[9]278赫勒的道德理论之所以具有现实可能性就是因为她立足于现实、个体, 从微观的视角切入进一个宏大蓝图, 点滴渗透中实现其道德追求。只有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 不断地将人的潜能转化为才能, 顺应人的本质特征, 作为有思想、有潜能、有意识的社会动物, 才能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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